据中共宜山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8年元月所编《宜山县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一书记载，文化大革命中宜山县非正常死亡者（即被无辜枪杀、活埋、砍死、捅死、砸死、敲死、拖死、吊死、淹死以及自杀等）共计1355人，其中1968年6月11日至12月底被乱斗乱打至死者为1085人，占十年浩劫死亡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死者最小为13岁，最长为70多（由于缺乏重要的出身证明作依据，统计数字不够准确，故只能推断大致的年龄）。实际情况估计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有很大出入。
2009年12月退休后，有幸结识了比我年长几岁的朱某，并交往甚密。每次谈到文革，他都深恶痛绝、咬牙切齿，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见文革对其及家庭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在交谈中他多次声泪俱下地向我控诉了其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所谓革命造反派惨无人道暴打致死的经过。
朱某的父亲（以下简称朱老），广东省阳江县人，店员出身，家住宜山县庆远镇东风街，为人一贯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育有三男两女。1949年前后在庆远镇多处店铺当过小店员，以维持家计。1967年八月中旬时年七十有多的朱老不幸被乱斗乱打致死，是该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辜被打死的最长者。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未办理任何手续，甚至连街府的顶头上司镇政府都不知道，朱老就被街道上某些怀恨在心的人公报私仇，以莫须有的罪行将其定性为所谓的“坏分子”。要知道，当时地富反坏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死敌。自那以后朱老是厄运连连，动辄大会小会批斗，挨打、挨跪、挨捆那是大姨妈的裤头常扯的事。这些暂且留下不表，单说文革巅峰时期，朱老被无辜打死的经过。
朱老在四清运动中由于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文革风暴一起，自然就成了批斗与专政的对象。刚开始时批斗还算讲点文明，被斗者只是戴高帽、跪石碴、捆绑、剃光头、头发上涂油漆、坐飞机（跪在条凳或桌子上被踢翻下地）等而已。但随着运动不断深入，斗人、打人的花样也在逐步翻新与升级。到了1968年6月，全广西有组织有计划地括起了一股敲人（即用棍棒、石头等将人打死、砸死，用剌刀捅死，开枪打死等等）风暴，到了这阶段，周围邻居及家人都清楚，朱老的死期到了，只不过是早死一天晚死一天罢了。要知道，那时候可是中国历史上最草菅人命的黑暗岁月。
朱老儿子告诉我，在敲人风暴到达高峰时，他正好在洛西湖长插场。那里比较偏僻，当地人阶级斗争的意识比较淡薄，所以自己侥幸躲过了一场灾难。当时自己虽很担心父母亲的安危，但又不敢回家，因为一回家就有可能被当作“狗崽子”抓起来，同样有生命危险，所以只有呆在场里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知父亲的噩耗什么时候突然传来，这一段日子真是渡日如年啊。为占卜吉凶，更是为亲人祈祷，三天两头的常与几位同病相怜的知青聚在一块，学着当地老乡迷信的做法，拿些篦麻子捣碎作油点灯，若篦麻子油灯能点燃，则卜吉，若点不燃，则卜凶。有一天这篦麻子油灯老是点不燃，于是几位父母有问题的知青陷入到无限的恐惧之中。
明知这种占卜吉凶的方法一点也不管用，可这些有文化有头脑的知青却偏要如此这般地自欺欺人，这只能说明他们已到了何等绝望的地步。说实话，笔者亦经历过当年那段红色恐怖，如今仍心存余悸，并因此常作恶梦。那时候，冥冥万物之中，只有最高领袖一人说话算数，且一句顶一万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何况一介草民，任谁也改变不了这个局面，除非最高统治者本人良心发现而嘎然刹车。试问，在当年个人崇拜已到了登峰造极的泱泱大国有这种可能吗？这就如同今天的北朝鲜，在金氏三代残酷统治下，有可能让他们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敲人风暴刮起后，每天都会有新的冤死者。不知怎的，朱老就是命大，尽管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总算保住一条老命，也许是那些比他更该死的人还没有完全死绝的缘故吧。反复的批斗，反复的殴打，暴徒们好像是约定好了，就是不把朱老往死里打，留下他一条老命慢慢地折磨，如同古代对十恶不赦犯人的凌迟处死，让你在十二万分痛苦中慢慢死掉。试想，一个人每天除了自己被打得死去活来外，还要看着周围的熟人好友，一个接一个的被打死，其生理及心理要承受多大的压力，这种炼狱般的折磨任谁也受不了，除非他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可世上真有这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吗。可以这么说，当时的朱老已经到了求生不能，求死亦难的地步。
朱老相濡以沫数十年的妻子见状，怎不万箭穿心、悲痛欲绝。原先每次批斗前，妻子总是帮丈夫在膝盖上绑好护膝，并细心检查绑得是否牢固，是否不易被察觉，这样丈夫挨跪时就可以减少某些外伤与疼痛，要知道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万一被暴徒发现，也会殃及到妻子。每当此时，丈夫也总是深情地对妻子说，要是能过了这一关，他保证带妻子离开这鬼地方，回到广东农村老家去，只要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再苦再累也值得。可现在情况却不同，丈夫每次都被打得半死，妻子心想再这么折磨下去，丈夫不免都是一死，与其让老头子这么活受罪，还不如劝其自行了断，这样倒干脆些，痛苦也会少些，至少能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具全尸吧。如是妻子忍着万分悲痛动员老头子上吊自尽，以免遭受更多更大的痛苦。试问，哪一个国家的历史可曾发生过这样的悲剧，一个善良的妻子为避免丈夫在所谓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慢慢被折磨而死，不得不亲自动员与自己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丈夫上吊自杀，可中国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就曾千真万确地发生过这样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而且肯定远不止一起。
老头子也自知在劫难逃，在妻子一再动员下，终于勉强同意了。反正最终都是一死，假如不自行了断，还会死得更惨、更痛苦。于是妻子背着几个成年儿女，伤心欲绝地为心爱的丈夫准备好上吊的麻绳，并万分痛苦的跟丈夫作了最后的诀别。
这绝对是人世间最悲惨的诀别，这世界的其他地方可曾发生过这样的诀别？可偏偏它就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具有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神州大地上，这于今天的你和我，以及所有的炎黄子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哀！
可此时的朱老还不想死，生命之于人，哪怕一位耄耋老人仍是何等宝贵。朱老手里拿着妻子为自己准备好用作上吊的绳子，一边号啕大哭，一边苦苦挣扎，最终还是决定暂时放弃自杀的念头，不管再怎么遭罪，也要勇敢活下去，毕竟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但接下来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一次又一次的殴打，即便是意志最坚强的人也难以抵挡，朱老又一次想到了自杀。一天，朱老拿着家里唯一的雨伞，偷偷跑了出去，准备自寻短见，或者跳河死，或者跳山死。一连几天都没有老人确切的消息，家里人还以为这回他真的死了，到处去搜寻他的尸体。可暴徒们却四下里放风，说朱老已畏罪潜逃，这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动行为，应罪加一等。直到第三天，四下里苦苦寻找的小女才在郊外一处阴森恐怖的墓地里找到他。此时的他，脸色已像蜡般苍白，满脸污秽，老泪纵横，神经质地用伞子尖不停地敲打地面，坚硬的地上已被其戳出一个大窟窿，口中喃喃自语道，“老天啊，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逼着我死啊。”看到老人这幅可怜相，假如世间真有老天爷、大救星之类的东西，此时他们还躲着不肯出来相助，那真是太没有良心了。女儿见状，悲痛欲绝，与父亲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紧紧的拥抱使朱老再一次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也正是这紧紧的拥抱使朱老最终死得更惨、更痛苦，这究竟该怪罪谁！。
在女儿苦苦劝说下，朱老最后才肯回家。朱老自知暴徒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直接跑到公安局，跪在地上痛苦不堪地同公安的人说前几天他畏罪潜逃，现在觉悟了回来自首，请求公安的人把他逮捕并关进牢房，这样至少能保住一条老命。这当然是朱老的一厢情愿，那时候公安的人更冷酷无情，不把他关进牢房便罢了，反而助纣为虐将其五花大绑押送到街府，交给了杀人已杀红了眼的暴徒。
街府就在朱家斜对门，说话大声点，彼此间都能听到。朱老被押回的第二天，即1968年8月11日。朱老的儿子哽咽地说，那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早上大约十点，胸前挂着坏分子大木牌子的父亲，又一次被押到街府批斗。因为此前反复的批斗，就如同过了筛子似的，估计这街道上的“坏人”该打死的都被打死了，这一回总该轮到父亲了。说是批斗，其实连一点批的影子也没有，父亲前脚还未踏进街府，那些打人成瘾的暴徒便迫不及待地操起早就准备好的铁棍和木棒，从斜刺里冲出，朝着一位年已七十的老人劈头盖脸就往死里打。不要说是风烛残年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经受不起这般殴打。倾刻间，老人的难以描叙的惨叫声传到了仅几步之遥的朱家，也传遍了街道的每一个角落，不多会就引来了数十名群众在大门外驻足观看，大家指手画脚高声喧哗，就像在观看马戏团小丑的表演，这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何等的悲哀与何等的劣根性。这惨叫声传到朱家，对至亲至爱的即将离去，朱家人却毫无办法，只有绝望地抱作一团，连哭喊声也拼死压在自己肚里，不敢有丝毫的外泄，否则一旦让那些革命暴徒听到，又会给你强加上一个同情阶级敌人罪该万死的罪名，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即便不死也要脱掉一层皮。
在连珠炮般暴打下，朱老很快就只有出气的份儿了。
朱老被打死后，上半身完全裸着的尸首，被暴徒用破席卷起抛弃于红卫中学（今市一中）围墙外河边的草丛中，不久丧心病狂的暴徒又令四类分子将其尸首抬回朱家，丢在临街堂屋的地上示众，并强令朱家人不准关上大门，好让来来往往的革命群众参观坏分子的最后下场，以便震慑到其它阶级敌人，好让这些人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地向革命人民低头认罪。往来的群众大多不敢也不愿看到这血肉模糊、令人毛骨悚然的尸首，但仍有不少狂热分子，站在门外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胡说什么老东西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等。甚至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包括一些少不更事的小孩，站在朱家大门外把砖头石块拼死劲地砸向老人尸体，结果朱老的尸体又被砸烂了多处，堂屋里到处是乱扔的砖头与石块以及朱老身体浸出的血渍。
据朱家后人讲，其实老人当时并没有完全断气，只是淹淹一息而已。过不多久，一姓丁的暴徒，此人长得牛高马大、满脸横肉，突然举起一块重约三四十斤的石头，倏地冲入堂屋内，恶狠狠地朝老人的胸部砸去，而后若无其事昂首挺胸离去。这一幕绝对是二十世纪最惨无人道的一幕，这样嗜杀成性的暴徒也绝对世所罕见，只有文化大革命才会发生这样血腥的暴行并培育出这样嗜血的暴徒，难道这仅用特定的历史环境几个字就可以解脱，难道这可以用几分成绩与几分错误定论得了。好在苍天有眼，改革开放后不久，该名暴徒突然暴病而死，死时极其痛苦，全身上下长满了无数的红斑狼疮，这正应了民间的一句老话，作恶多端是要遭老天爷报应的。
遭这致命的一击，老人的胸部几乎被砸扁了，几根折断的肋骨血淋淋地斜穿过薄薄的肚皮，肋骨折断处明显看到挂着几丁老人新鲜的肌肉。老人整个身体猛烈抽搐了一下，并迅速地卷作一团，而后一动不动，永久地一动不动，痛苦而又幸运地离开了这个曾令其十分留恋但又十分邪恶的世界。
1983年政府为平息众多死难者家属对文革的刻骨仇恨，在中央统一布置下，广西开展了一年多的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最终对极少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凶手进行了追究，应该指出这还远远不够。
处遗工作结束后，朱家后人收到一份其父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的《平反证明书》以及220元补偿金（其中100元为丧葬费，120元为抚恤金）。这笔补偿金仅相当于当时一名普通技工五个月的收入，人的生命难道就只值这么几个钱。
谨以此文纪念朱老及文革中宜山县的其它遇难者。
下面是朱老平反证明书正反两面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