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被杀者九千余人，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民间则叫它“乱杀风”和“杀人风”。一位被称为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诉材料中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而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则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泪流满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情节，犹如天方夜潭，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样切切实实地发生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虚构事件，亦无杜撰的名姓……可能有些人的姓名用了某XX或未点姓名，那多是出于非常善意的考虑。本文初稿中，由于某种需要用了曲笔的人名、地名，这次重写时，都一律作了订正。如果还有差迟，则是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无法那样准确或道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所写的一切都是木板钉钉，字字落在实处，而笔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记录者。
二、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对1967年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不对外公开）。没有他们历时两年的辛勤工作，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根本无法完成。这个杀人事件实在太庞杂了！涉及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云遮雾绕，真假混杂，要得云开雾散，水清见底，绝非任何个人的力量可能做到。我们有幸采访了“工作组”的一些成员，这个机会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不可多得的契机。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们的工作使得我有机会站立在高坡之上，绝对不是制高点，俯瞰杀人事件的全貌，虽然隔了时空的重重迷雾，无法看得那样真切，但那些使人一见而至死不忘的重要场景，还是被抓拍下来。根据我们事先的约定，笔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只能在此再一次深表谢意。
三、我对道县杀人事件先后曾做过多次采访和调查，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次采访在道县大屠杀发生十九年后的1986年夏秋之交，历时一月有余。湖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站长张明红先生和我一起参与了采访。在这次“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一样震撼”（张明红语）的采访结束时，我与张先生约定，这篇纪实文字由我来执笔，我们共同对文章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任。1986年9月我们以《血的神话》为题急就了一篇约为10万字的报告文学，它实际上是应国内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约稿而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表。此后又有多家出版单位有意出版，但……至今为止还是未能在国内与广大读者见面。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工人出版社原《开拓》杂志社副总编辑岳建一先生，他为了这篇历史纪实的发表做了大量工作，乃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和我们一样，也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四、本书原本不应由我来执笔写成。它应该是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忏悔录，大量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章，它应该在一个有权威性的编辑委员会审定下编撰而成。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甚至四十年也过去了，这些回忆录、忏悔录、研究文章统统没有出现，更无从谈到集体意义的忏悔和真正意义的精神复活。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幸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着。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不愿意回忆的人，希望时间能把所有痕迹消灭殆尽。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几乎到了我们智力难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如果置身于当时当地，会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这确实令我不寒而栗！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
本文写给一切关心中国命运之人士。
但愿本文无欺于死者，无负于生者，无愧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