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
在国际恐怖主义式微的情形下，极权加市场的中国模式越来越成为全球安全秩序的破坏力量。寄希望于中国带领全球摆脱经济危机不仅不现实，而且会事与愿违。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二0一一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国家的商品征收反补贴税”。尽管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不太大，以及众议院通过后也可能遭遇总统的否决。然而，这个法案有着莫大的象征意义即在美国的带领下，全球对中共发起“金融反恐”。而且，“金融反恐”并不局限于经济手段，更可能是各种战略组合相继硬化。
对此，北京深为沮丧，表现出了比对美台军售更强烈的反应。不仅外交部例行发言以示反对（指责此法案将引发两败俱伤的贸易战），而且商务部、央行均发言表示严重关切。此外，负责中美事务的副外长崔天凯也表达了强硬的态度。
“金融恐怖平衡”条件不再
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密切，美国的对华接触派（亦称鸽派，北京高层内部称之为“和演派”）试图建立一个“两国集团”，但这种设想遭到了中共的拒绝，原因是中共担忧“两国集团”模式是“和演”套路。因此，中共在国内意识形态方面大搞反对普世价值的宣传，亦坚称“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云云。
在“两国集团”模式胎死腹中之后，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概念。它大体描述了这样一个图式：在中国方面，可以采取抛售美元资产的方法，迫使美国屈服；在美国方面，会以减少进口中国廉价商品的手段来对抗中国的抛售行为，这会导致中国出口大幅缩减，从而导致大量失业以至于社会动荡。表面看起来这个平衡是可信的，但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抛售美元资产的任何意图，也不会在汇率方面做出较大让步；相反，是美国本身采取了宽松量化货币政策，来变相地导致人民币值的效果。
美国为此付出了通胀代价，进一步地宽松量化风险更大。因此，美国在中国方面要求“保证在美资产安全性”的呼声过后，转回来再提汇率问题就理所当然。研究全球战备暨经济复苏的学者们现在惊讶地发现：由高利贷暴露出的中国金融监管漏洞令人惊讶，现在的问题是“并非中国能否再次带领全球经济摆脱危机，而是北京是否能保持其对经济杠杆的牢固控制”。
“中国和平崛起”泡沫初现
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崩溃兆头的高利贷，并没有反应中国经济的政治实质。高利贷背后的问题是国家金融垄断，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国进民退”的主要动力系统，另一方面也将极权加市场的北京共识伪装成拯救全球经济的药方。而药方开出的代价，不言而喻地是全球都要承认极权加市场支撑起来的“中国和平崛起”。
作为全球安全秩序里的泡沫，“中国和平崛起”经过一段时间的虚涨之后，中共本身也发现了它的不切实际之处。因此，先主动地低调下来。“崛起的中国为何很少赢得世界掌声”作为一个令中共蒙羞的疑问，不仅仅是中共本身要打破的软实力瓶颈，而且还是对中共有好感的国际分析人士的质疑。“中国政府的权力滥用、逮捕持有不同政见者和时常发生的矿难，让中国在第三国投资时受到了猜疑。”西班牙的资深观察家胡利奥•里奥斯如是说。
将中共极权加市场模式称为北京共识的那些国际学者，一般认为党权保持了行政体系的高能动员力，也解决了民主国家如印度那样的地方与中央之不协调关系。然而，恰恰相反，“诸侯经济”在受到朱镕基的强力压制后，经过近十年的缓劲，再次成为中国的经济顽疾。如路透社年初发自云南的消息说：“一心追求增长的地方官员经常对北京的改革命令感到不满且嗤之以鼻。”有民间资深经济学家作出的判断称曰：“中国的地方债最后会打包上交给中央。”换言之，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热点不是高利贷，而是进入履约高峰期的地方债。
“外汇分给百姓”呼声强烈
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的三大障碍分别是国家金融垄断、地方债过度膨胀，以及高额的外汇储备。消解三大障碍的入手之处应当是大幅降低外汇储备水平，美国的“金融反恐”也应追求这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外汇分给百姓”在中国国内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北京决策层认为这种说法只是“民粹主义叫嚣”。但是，随着美国参议院专项法案在国际上造成巨大影响，也即美国放出针对中共的“金融反恐”信号后，当局开始郑重其事地对待“外汇分给百姓”的呼声。《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把外汇分给百姓会导致人民币二次投放，带来严重通胀，以至于央行破产。”这不过是愚弄百姓的障眼法，因为真若实行“外汇分给百姓”的操作，此前就得准备“备抵基金”，该种基金的来源是变卖等额政府与国有的资产所得。
且不说政府即中共垄断的政治权力系统是否会接受这样的方案，其远期后果是国有资产回归全民性质，而后是人手一份的“私有化”。有民间学者指出：中共高层高调讲“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拒绝私有化，拒绝归还人民利益，因此，就得拿“二次投放”与“央行破产”这样的专业术语来欺哄百姓。
“全球秩序维护”有新开端
由于在国内实行金融垄断、在国际上实行金融恐怖，中共获得了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发言权。但是，它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却不想对国际社会与国内人民负责。庇护原苏丹政权种族屠杀行为、与利比亚卡扎菲势力暗中勾结，以至于不惜血本支持北韩政权，均是确凿难灭的证据。对此，有些国家、机构与个人有所省悟。比如，一直“藩属”中共的缅甸军政权以顺应民意为说辞，停止了中国投资的缅甸北部克钦邦密松水电项目。
缅甸的举措与美国的法案一样，象征意义远大于行动意义。但是，两者都意味着全球正进入一个针对中共的“金融反恐”时代。更广泛的“金融反恐”包括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组织新的结盟关系，迫使中共收缩地区扩张政策，从而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民生。
此外，尽管美国参议院汇率法案不易在众议院通过，但美国政府方面却有相应的动作。比如，希拉里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说“可以结成国际货币联盟来迫使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也正是因着美国倡导的“金融反恐”已见端倪，中共当局才在G20会议上秘洽向欧盟注资数百亿美元购其债券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