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另外身份--“网员”（网络图片）
江青1937年8月底进入延安，在接受审查后，于1937年11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4月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写江青的著作与文章对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身份多错写成为“教师”。其实，江青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身份不是教师（她在文化水平上还不够格），当然也不是学生，更不是演员，而是“指导员”，即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人员”。
更为重要却鲜为人知的是，江青在鲁迅艺术学院，除了公开的“指导员”这一身份与工作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而又十分秘密的身份与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情报机关“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秘密安插在该校的“网员”。这是最近发表的一篇回忆中共情报特务工作元老之一的许建国的文章中透露的。此文题为《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作者杜超，刊于《文史精华》2007年第8期，《作家文摘》2007年8月31日第5版摘转。
“网员”是干什么的？
简言之，就是秘密特工，就是情报特机关秘密安排在一个单位的“卧底”。这些人在单位中，表面上都有一份像样的工作，但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着另一份秘密的工作——担负着秘密情报特务机关指派给他们的“卧底”任务，负责秘密监视、调查、搜集该单位人员的日常言行、文章著作、社会交往、真实思想、组织活动等等，按时向秘密情报特务机关汇报，以便秘密特务机关掌握情况，采取行动。
江青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情报特务机关“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安插在鲁迅艺术学院的“网员”——秘密特工。
原来，在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以后，从沿海沿江各地后撤的大批知识青年涌向延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按照苏联共产党模式建立起来的党，一贯特别重视防范与镇压敌对势力的特务、内奸潜入党内，也特别重视防范与镇压自己队伍中的思想异议分子与政治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就派人到苏联学习，在党内各级建立起像苏联“契卡”、“克格勃”那样的政治保卫机构与情报特务机构，后来始终连绵不绝，机构与作用越来越大，如著名的“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中共中央特科”、“政治保卫局”等，周恩来、康生、陈云等人曾长期作为这些机构的最高领导。
因此，延安中共中央对大量涌进延安的知识青年，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长时期的政治审查：既有公开的登记调查，要求所有来延安的人，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都要填政审表，交待清楚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个人历史，还要为自己的每一段历史找出证明人，并宣誓所填是实，等等；又有秘密的侦讯，即以各级组织和“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派出的“网员”，对这些人所填政审表的内容进行内查外调，事事核实，同时对这些人平时的思想言行、社会交往进行秘密监视，一旦发现可疑之处与可疑之人，立即采取措施。
当时，延安“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向各单位，特别是那些来延安知识分子较多的机关、学校、剧团等，都派出了为数不等的“网员”。江青就是“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在鲁迅艺术学院布置的“网员”。
江青是怎样成为“网员”的？
江青才到延安，住在“西北旅社”，即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三招待所。经过约两个月的“组织审查”，终由黄敬、徐明清等人的证明，江青恢复了中共党籍，并且成为一个早在1933年就入党、有三年党龄、有过地下工作经历与影剧演出影响的老党员。——这在当时的延安中共队伍中，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人才。
1937年11月，江青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第12班学习。在党校学习期间，江青以自己的戏剧特长与从上海来的“名演员”身份，抓住一切机会登台演出，表现自己，扩大影响。尤其在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1．28”凇沪抗战六周年，延安文艺界公演话剧《血祭上海》，江青出演剧中的重要女角色，获得成功，成为延安的“明星”。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立即以抗战发生后，陆续来到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为基础，着手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终于在1938年4月10日宣告正式成立。在配备该学院的干部班子时，基于该学院集中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文艺人才与知识青年，“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按照惯例，要向该学院安插“网员”，可能还不止一个。“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布置安插到鲁迅艺术学院的“网员”的条件，必须是忠诚的中共党员，最好有地下工作经验；必须是文艺界人士，最好有一定影响，才能较容易与其他文艺界人士接触；在政治上表现不要太“进步”，要装扮得灰色一点，才能近距离接触那些最危险的“落后分子”，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思想与真实情况。
江青的经历，江青的身份，以及她与当时延安文艺界人士天然形成的人脉关系，很快就被“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看中，决定将其调往将要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任“网员”。江青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新身份，也许是她觉得这个新身份能更接近中共上层，更能得到中共上层的特别信任，更易于爬上去。——这是她当时最大的目标。江青就是这样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就是这样成了一个秘密的“网员”。
当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忙于唱歌演戏的师生们，绝大多数人肯定不会想到，在他们的身边，竟有一个可怕的“卧底”在时刻监视着他们。师生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网员”秘密记录下来，迅速送往最高层。当然，这种“网员”可能不止江青一个。在这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后来延安特务机关开展的大规模抓捕与刑讯逼供干部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端倪么？那场可怕的运动所依据的材料，大部分就来自这些“网员”的告密。
江青五个月的“网员”工作
“网员”江青直接领导人许建国(右）（网络图片）
江青从1938年4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指导员”，同时担任秘密的“网员”，直到1938年8月奉调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共有约5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她做了5个月的“网员”。他在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人是沙可夫；她在戏剧系的领导人是张庚；而她做秘密“网员”的直接领导人是“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委员、保卫部部长许建国。
许建国是中共一位老资格的情报特务工作领导人。他原名杜理卿，湖北黄陂人，1903年生。1922年到1923年，参加安源煤矿大罢工，于1923年加入中共。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团参谋长、师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长等职，是红军早期保卫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在长征途中，他被调到国家保卫局。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调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奉命随周恩来飞赴西安，负责保卫中共代表团。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所部警卫团秘书长兼第三科科长。抗日战争发生后，许建国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保卫部部长。
许建国交给江青的任务是：秘密监视、调查、搜集鲁迅艺术学院人员的真实思想、日常言行、社会交往、组织活动等等，侦查是否有重庆国民政府或日伪方面派遣来的特务，或是否有对延安中共不满的人员，每星期一次，按时直接向他汇报。因为江青的身份特殊，所以，“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确定由许建国亲自直接掌握。
但江青的“网员”工作完成得似乎并不太好，使许建国感到失望。因为“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根据“网员”的工作性质与工作需要，规定江青不能太活跃，不能太引人注目，要表现一般，要以灰色面貌出现，要认真积极地工作，认真积极地汇报。然而江青却早已志不在“此”。她已有着更大的人生目标，她要寻机进入中共的最上层。她已知道毛泽东的窑洞里目前只有孤独的毛泽东一个人。她要以自己影剧演员、风流女人、情场老手的有利条件，引起正鳏居多日的毛泽东的兴趣与好感，最终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成为毛泽东窑洞的女主人。江青明白，毛泽东已是中共的最高领袖，进入毛泽东的窑洞，也就是走进了中共的最上层。因而江青对“网员”的工作并不认真，更不积极。他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演戏中去，在演出话剧《血祭上海》获得很大声誉后，她又积极地演京剧，如《红绣鞋》、《松花江上》等，这是因为她打听到毛泽东更爱京剧。
到了1938年7月7日，“7．7”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晚上，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舞台上演出了三台戏剧。先是三幕歌剧《农村曲》，接着是三幕话剧《流寇队长》，最后是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后面两台戏剧，江青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毛泽东一连看了江青“主演”的多部话剧、京剧，对江青的印象越来越深、越来越好了。
在这段时期中，江青更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和毛泽东接近。每次开会，江青总是“积极”地为大家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她还特地买来红毛线，织了一付红手套，戴在手上，指挥大家合唱，显得十分触目，以便让毛泽东远远地就能看到她。而当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江青更是早早到场，特地坐到第一排，端茶递水，十分热情。报告结束了，她又飞快地递上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毛泽东签名题字。在这段时期中，江青还常常借故到毛泽东的窑洞里“请教”、谈天，一谈就是很久，甚至赖着不走。毛泽东热情地招待她吃中共领导人才能吃到的“小灶”。她事后得意地向人宣称：“不吃白不吃，以后想吃还吃不上呢！”
这样一来，江青就没有多少时间做“网员”工作了。因而每个星期六，她按规定秘密地去中央机关驻地，向许建国汇报时，就讲不出多少关于鲁迅艺术学院人员的真实思想、日常言行、社会交往、组织活动等等的材料。这使许建国大为不满。江青虽讲不出什么，每次却要把时间拖到天快黑。因为鲁迅艺术学院离中央机关驻地很远，她是赶不回去了，就能够顺理成章地住在中央机关的宿舍里。第二天是星期天，她就可以跑到中央领导人驻地转悠，最终目的是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她的目的常常能够达到。这引起许建国的更大不满。
许建国终于严厉批评了江青，说：“江青同志，你作为一名网员，不能够太活跃，不能够到处拉关系，要表现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现，这样才能接近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从中了解到情况。你老是出风头，又那么爱和中央首长接触、联系，谁还会和你接触，告诉你情况呢？”（杜超：《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
江青开始因其“前途”未定，因而尚能表示接受许建国的批评，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检讨归检讨，江青在行动上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因为她已看到她离进入毛泽东窑洞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她更加卖力地参加戏剧演出。许建国对江青的这种行为十分气愤，多次越来越严厉地批评她，但“聪明”的江青在感到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即将发生变化后，就有恃无恐，对许建国的批评越来越不在乎，先是不予理睬，后来则当面顶撞。当许建国明白事情的缘由后，已是毛泽东与江青谈婚论嫁之时。
中国共产党是遵守苏俄列宁的组织原则与纪律而建立起来的。就是中共的一般党员，若要与异性结婚，也必须报经党组织审查与批准。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要与一位经历十年苏区斗争和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干部贺子珍离异，而与一位刚来延安一年、有着惊人的风流浪漫婚恋史的江青结婚，就更引起中共上层的震动与分外的重视。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中共上层反对这桩婚事的人很多。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位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明、陈云等人都心存疑虑，按组织原则，就此事征求“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作为“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与江青的顶头上司，许建国毫不留情地明确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但许建国与中共上层的许多反对意见未起作用。1938年8月（夏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来了调令，调江青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江青离开了鲁迅艺术学院，来到了延安凤凰山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驻地。当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因此江青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秘书。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实际上两人就同居了。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与江青在这时——“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这应是他们两人实际结婚的时间。几个月后，到了秋天，到了1938年11月20、21日，毛泽东请一些中共领导人来吃了两次酒——算是他们两人正式结婚。江青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毛泽东的妻子。
随着江青离开鲁迅艺术学院，她约5个月的“网员”身份与“网员”工作自然就结束了。
鲜少人知道江青曾经担任过“网员”－－秘密特工（网络图片）
江青“网员”工作对历史的影响
江青的“网员”身份与“网员”工作虽然结束，但这个“身份”与“工作”却给她后来的生活与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她学会了或者说她更精通了秘密监视、调查、搜集文艺界、文化学术界乃至共产党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文章著作、日常言行、社会交往、组织活动、真实思想等等的工作，成为毛泽东的文艺“哨兵”与政治试金石，成为毛泽东指向哪里就咬向哪里的恶犬。
江青的地位与身份变化以后，不让人提她曾做过“网员”的事。因为“网员”，即秘密特工，毕竟不是一个怎么好听的角色。尤其是江青始终没有忘记当年围绕她与毛泽东婚事的“恩人”与“仇人”。她时时想方设法打击报复。终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一下子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她利用毛泽东授予她的巨大权力——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与权力，疯狂扫荡一切知道她历史的知情者，尤其是与她结过冤的中共高干。许建国与许多中共政治保卫工作与情报特务工作的领导人，以及许多文艺界人士，首当其冲。于是，在中共上层形成了一次次政治风波，一次次重大的甚至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事件，为此事罹难甚至丧命的中共高级干部与普通知情人不知凡几。如与江青同台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流寇队长》的孙维世，尽管成为周恩来的养女，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还是被江青指使人将其抓入监狱，活活打死，尸体惨不忍睹；再如与江青同台演出京剧《打鱼杀家》的阿甲，已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关押。许建国更是在劫难逃。
许建国在中共建政后，他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1952年，调上海，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负责华东地区及海口的安全保卫工作。后来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等职。195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分管政法、党群和外事工作。1958年，调外交部工作。1959～1964年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65～1966年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可谓是位尊权重。但因为江青始终没有忘记他，始终记恨他。他的悲剧的命运就是难免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8年3月11日，江青通过其亲信、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下令，正式逮捕许建国，称其伙同原公安部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搞江青的“黑调查”，“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许建国被关到北京近郊著名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7年多，倍受折磨，患了肺癌。1975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作出《关于许建国的审查结论》，将其“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赶出北京，遣送外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后，许建国的罪名仍不能得到清洗，终于在1977年10月4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直到1980年3月许建国死后三年，中共中央才为他“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