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看“反右”: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

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 关于打击“右派”

发表:2011-11-03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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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九五七年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关于打击“右派”

一九五七年,一个让中国知识份子刻骨铭心的年代。多少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知识份子,一代精英,满腔报国志,响应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在中共“言者无罪”、“绝不秋后算账”的承诺下,提意见、提建议,全是为了国家好。结果被打成右派,或被投入大牢,或被下放农村管制。官方说是五十五万,根据二零零五年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实际是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打为“中右”。对反右,中共的结论是:“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那么,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这是一个让人不忍再提的话题。一场反右,一场无妄之灾,长达二十多年,毁掉了多少家庭,多少青年才俊!就在中共刚刚建政不过才七年,国家建设最需要知识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右派”中,知识份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不少单位甚至高达80%。据郭沫若一九五六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份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份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共产党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主要依靠力量。右派份子一人罹难,全家遭殃,家人所受之罪甚至还要甚于其本人。特别是年幼的子女,不得不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蔑视和欺侮,经历无尽的屈辱和苦难。长期被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遥遥无期,没有希望,叫人心痛到麻木,不忍去想,不忍去说。

简举一例。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的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风大沙多,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只能养活四五百名劳改人员,但一九五七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结果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右派们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包括已死的右派尸体,方圆几里内寸草不留,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当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但傅作义无法相信他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二零零零年七月,作家杨显惠以夹边沟故事为原型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此后,每月一篇,连续12篇“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哭倒在地,把杂志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在甘肃临洮县,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82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四篇小说。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读不下去!

有一本专集叫《往事微痕》,记叙了反右运动给这些右派子女带来的悲惨命运。一个叫尹华春的谈到,他父亲张绍尧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忍痛和丈夫离婚,这样可以堵住别人的嘴巴,保护自己和孩子”。但她又一再嘱咐子女:“一定要找到父亲,重建完整的家。”他们不知道,张绍尧早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就因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而死去,抛尸荒郊,骸骨无存。后来,子女们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父亲丧命的地方,二零零七年,七个兄弟姐妹一起到沈阳凌源县哈巴气村的荒野,祭奠父亲。七个子女七篇祭文,椎心泣血,倾吐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控诉反右运动的极端罪恶。其中一篇祭文说:“我们虽被压到生活的最底层,但在我们的伟大母亲、你亲爱的妻子的教育呵护下,除了二姐英年早逝,其余的七个儿女全部响当当地立足于天地之间!”

多年后,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学语文教师如是说:“本想给共产党当条狗,没想到叫它当狼打了。”一位叫徐瑗的右派子女说:当她在一九七九年看到父亲的改正结论,了解了父亲当年的所谓“八大罪状”时,“我不禁仰天长叹——原来我有这样一位有胆识、有睿智的父亲!原来反右运动是如此荒唐而残暴地迫害忠良!”

那么,右派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下被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储安平吧。他在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文章里,如是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份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虽然直言不讳,但一位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光明日报》的总编,他会冒推翻中共之大不韪吗?储安平是中共显示其反右正确的一个例证,他的右派结论到现在也未改变,是五个国家级未平反的右派之一。那么,从他的言论看,储安平错在哪里了?只能说错在他说实话了。

反右之外,储安平还曾经如此批评过国民党政府:“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这一切,不正是今天中共治下的真实写照吗?

另一位五个不予平凡的大右派之一的时任中央民盟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如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清华大学一个共产党员,署名“一个清华人”,张贴了一份题为《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毛泽东:“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这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浙江平湖县干部)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籍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罗隆基)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原上草》)这出自五十多年前的北京大学学生对中共的评价,今天看来不是十分清醒、极其中肯吗?!

在那扭曲荒唐的时代,所谓右派不一定就是有什么“右”的言论、“右”的表现。有一个单位被分了一个右派指标,必须落实到人头。大家在一起开会,主题很明确,任务也很简单,但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无论领导怎么动员,大家就是不说话。领导也有妙算,不说话就不散会,反正我得完成任务。终于,一个倒霉蛋坚持不住跑了趟厕所。等他回来,会散了,会场上空无一人,领导面无表情的通知他,大家都同意你是右派。二十多年后,终于熬到平反,他去落实政策。可管事的告诉他,没有他的档案,他没有右派言论,不存在平反!

打右给人带来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不仅是肉体上,更是精神上的。山东省有个会书法的省委书记叫舒同,曾创造了“舒同体”,上世纪九十年代其家乡江西省东乡县派人北上济南去找山东省委,要在济南给舒同办书法展。消息传开,一群老人齐聚山东省委门前,群情激奋,坚决反对,最后书法展只好流产。为什么?原来一九五七年正是舒同主政山东,山东是打右的重灾区,单是一个菏泽地区的右派就超过了相邻的河南省的总和!

对于反右,包括党内党外的太多的人表示不理解,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九五七年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当有人悲愤的指出这个中共建政来最大的群体冤案是阴谋时,毛泽东得意的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这叫引蛇出洞”。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还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史界称秦皇暴政如狼似虎,他却自称超过秦皇一百倍。这就是直到今天还被一些人认可的所谓“伟大领袖毛主席”!活脱脱一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形象。学者唐德刚在《新中国三十年》中,把毛泽东定义为上下五千年最大的屠夫,“桀纣不如,其实大跃进也好,都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

打右对人的精神人格的扭曲无以复加。束星北是中国最著名的天才物理教授之一,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在浙江大学时最敬重的老师。在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鸣放”中,束星北响应中共的号召,作过著名的在中国必须具备“法治精神”养成“守法风气”的演说,因此被打成右派。在长期的思想改造中,这位中国物理界的天才写了许多检讨和认罪书,痛批自己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甚至还写出了自我改造的规划——《申请长期洗涮(刷)茅房》!

打右毁掉的不仅仅是人才,更是中国知识份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性和敢说真话的良知与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才是最要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份子整体被阉。从此,“家事、国事、天下事”,皆不能管;“风声、雨声、读书声”,尽管入耳。从此,中国失去了讲真话的氛围,人们被逼着学说假话,假、大、空开始在全国氾滥,直到“大跃进”的登峰造极。

二零零七年,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山东、成都、新疆等十几个省市(区)的近千名存世的右派老人,以真名集体上书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认错改错、赔礼道歉,开放言禁,赔偿经济损失,总结历史教训。但共产党未作任何回应。党内主持正义的元老胡启立先后两次上书中央政治局,要求彻底否定反右,否定“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结论;二零零六年,中共六中全会前夕,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钱伟长、丁石孙、吴阶平、孙起孟、董寅初等知名人士上书中共中央,要求纠正对反右运动的政治结论,对被错划为右派份子的健在人士,对因家庭父母亲属被划为右派份子而在政治上、精神上、工作上等受到牵连的人士及其亲属,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质上的补偿。但是,标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执政为民”的江胡两任都拒不接受。

关于“反右”,邓小平“文革”后讲了三句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份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邓小平不仅是总书记,更是反右派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所以为了证明当年的反右是正确的,只是被严重扩大化了,全国留了96个不予改正的右派,其中包括五个中央级的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以中共承认的55万右派来算,96个不改正的只占总数的不到1%。退一步说,即使有意留下的1%算你中共搞对了,难道你就为了这不到1%的对,把另外的99.9%都错打吗?这不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吗?从1%扩大到99%,有这么扩大的吗?99.9%都错了,你还说没有错,天下有这等道理吗?!而且,反右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共产党给与他们的不应是什么改正,而应该是彻底的平反!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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