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文革”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 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解放”后，宣传个人道德，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个人完全“无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没做好榜样。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搞 “阶级斗争为纲”，常识中的道德标准服从政治，一个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说了错话，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个人政治正确，哪怕他男盗女娼，也没人管他。许多劳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来说成是保守派、修正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样挨整。总之，只要跟对人、站对队，就可以无所不为。当年的乡绅，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名，说明他们虚伪、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过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环境自然会受到伤害。“文革”结束后，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又使我们的道德基础进一步滑坡。
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在有些国家，确实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国内的做法搬到了国外，贿赂当地官员，搞权钱结合，造成了不良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类似如何处理与某些新独立国家做生意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多，贿赂成风。美国面临要不要“入乡随俗”的问题。最终经国会讨论，达成共识：如果听任这种行为泛滥，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将崩溃，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书面承诺，不行贿，并接受调查。这时与中国还没有关系。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受《海外反腐败法》约束，但是中国生意大，如果因为反腐败而在竞争中失利，损失太大。他们又经过讨论，还是坚持反腐败法的原则，但稍有放松，比如为了催一个批件，请客吃饭不算是腐败，外企中很多是中国本土员工，他们会想一些办法。总部虽然年年照例查，但对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几年有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被自己国家查出，金额达200万，可我们只承认2万，也许是双方标准不同，也许是我们不愿深究。凡此种种。我们输出什么文化呢？抬出孔夫子来救不了我们。
占领华尔街很正常
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内。美国代议制民主框架分几层，当体制内层面的调整机制不够时，群众运动便会起来加以补充，这是自发的。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老百姓早该上街了。肯尼迪当年曾利用“向华盛顿进军”向国会施压，从而通过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左翼风潮，也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改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其实美国人并不太在乎贫富差距，但是他们对失业率更敏感，因为失业率事关尊严，一个下岗白领领救济，这很丢面子。特别是感到竞争规则越来越不公平。美国资产者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却没有惠及老百姓，因为资本可以流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削弱了本国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再加上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投机，受损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当然不满意。至于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否会推出必要的改革，还有待观察。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运动，就证明我们制度优越，不需要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