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个殡仪馆的首批职工，一九五七年美专刚毕业就来了。当时正反右，如不服从组织分配，就极可能成右倾份子。
政治挂帅是时代潮流，政治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第一职业。一九五八年大炼钢最火的时候，群众竟上门建议把焚尸炉改造成铸钢炉，说反正你们一年也烧不了几具尸，还不如多炼钢铁为“超英赶美”做贡献。馆长解释说，两种炉子的设计不一样，群众不相信，认为炼人和炼钢是一回事，就以反对大跃进为罪名，把馆长抓起来，还抢着向馆里运矿石和焦炭，幸好县委书记亲自赶来，才说服大伙，并应允在院里建土法上马的小高炉。这下殡仪馆热闹了，人没烧，废铁倒炼出不少。我在人山人海中瞎忙乎，与我现在的老婆对上眼了，她是共青团员，当时早忘记我是干遗体整容的。
“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个县饿死了好几万人，别说埋，就棺材也做不赢，只能裹一床草席朝这儿送。一九六○年下半，我们就忙不赢，开始加夜班了，那时不像现在，电钮一按，就自动传送、关闸、焚烧出骨灰。那时烧死人是力气活儿，抱着朝里送，有时电刀跳闸，火苗子提前冲起来，还薰你个大黑脸，再加死者亲属在外面哭哭啼啼，使你觉得自己是刽子手。
开始，我还把（尸体）吐出来的舌头送回嘴里，塞进一坨棉花让腮帮子鼓起来，后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你感觉那是一捆接一捆的柴火就行了。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青黄不接，成百上千的人满山遍野地转悠，捡到什么都朝嘴里填。树皮、草根、野菜，甚至昆虫。当然，荒山秃岭的，能捡到什么好东西。
有的人在山上转着转着，就扑地栽倒，永远起不来了。我们把县里配备的收尸卡车停在山脚公路边，等基干民兵押着一串串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上坡捡尸。五类份子也饿得不行，不发馒头就把脑袋一抱，身子一缩，任你枪托怎么乱捣也不上。于是，我们支书发明了抛尸法，即用一根长绳连好几具尸体，利用互相之间的牵引力，转翻朝下面抛，果然省了不少力气。
县里特别重视我们这种单位，人与炉子都不能出故障。到了一九六二年初，人吃人的现象终于出现了，从山上运回的尸首，大都肢离破碎，大腿、膀子、肩背和屁股的肉都被卸去了，领导尽快处理掉。那时民兵昼伏夜出，也抓了几个吃人狂，判了刑。你猜他们吃人的理由是什么？不是因为人肉香，而是因为糠馍和观音土积在体内，下腹坠震，拉不出屎，需要人肉润肠。
我天生就是做这个的材料。文革武斗当中，这儿也是够热闹的，三天两头，有裹着红旗的尸体送进来，红卫兵拿枪逼着我为他们的战友整容。有的尸体一下池子，水就成了殷红色。捞上来，把身上钢钉捅的眼儿用橡皮膏一贴，再换军装。有个红卫兵头头，大约是被对手当胸一刺刀，死了还咬牙切齿，眼珠瞪出了眼眶之外，我按了半响不进去，只好用大号夹子把眼皮封住定型。而那嘴巴更闭得比城门还紧，我用改刀撬不开，就使出开口器，把大牙都给他顶裂了。
我这钳工却差点被那鸟嘴给薰昏了。我拿牙刷一挑，一窝蛆滚了出来，原来舌头烂掉了。我急忙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最后才回来仔细给他刷牙，我一壶接一壶朝里面灌腐剂，这那是整容，我在洗厕所呢。我耗了一下午，那张愤怒的面孔终于浮现出大家所熟悉的微笑。红卫兵们被我的认真劲感动了，硬把红袖章给我套上，在喊了几句“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还把我发展成组织成员。
我不喜欢有关死人的电影，还是喜剧片好，笑一笑，十年少。我真正对死者动感情的时候只有一次，一个小女孩遭车祸，送到这儿来时，半个脑袋都没了。我抚摸着她的小身子，感到心里挺酸的。我赶走洗尸工，还原她那可爱的小模样，用硅胶把那淘空了的后脑勺填满，再把药水处理过的头皮整个蒙上去。我一根根地清理她的头发，扎了粗粗的马尾巴独瓣，粉和胭脂淡淡地涂上后，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家伙光彩照人冲我笑。我还给她刷了法国的睫毛油，使那眼睛深遽得不见底。我着迷地工作，连领导敲门也没听见。你猜，我样费尽心血创作艺术品，结果怎样？
灵堂里所有的人，都抱着这可爱的小天使，又哭又亲。我躲在一边，我不敢奢望有人想起我，给我递一杯水。我只暗暗祈祷上苍，让我的创造物留得长一些，至少再留一夜，让我独自再多看几眼，给她献点花和玩具。然而，她却那么快进了焚尸炉！我离开她才一个小时！我害怕与谁建立感情，猫狗也一样。一旦处久了，有一天它们要永远离开你了，你就会难过。那么多好人，漂亮的人、无辜的人都死去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化妆，恢复一种短暂的假像。我再不愿失去什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不断地丢失东西，上了岁数，你环视四周，会发觉已丢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