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编辑按：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于2011年11月5日出席由纽约《看中国》报社主办的“祖国在危险中”的演讲答问会。在前后三个多小时的与现场听众的互动过程中，辛灏年先生就大家的提问给予了精彩的解答。下面，是《看中国》整理出来的此次讲演的最后一部分。
辛灏年在演讲
唐柏桥：现在有两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就是没那么深入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提的，这个今天我利用一下特权，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哪，这个中国有一批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勇敢的一批女士，一位叫刘莎莎，一位叫妙诀法师，就这么一批女士啊，就像辛亥革命那时的秋瑾，她们冒着共产党的炮火前进。她们上哪里去了呢？去想看一眼陈光诚——一个盲人维权人士，就像冒着敌人炮火一样的，她们前仆后继，冲上去一批，被打了，退回来了，然后下一批又冲上去，又被打了，又退回来了。现在刘莎莎昨天传出一个照片，就是这个脑袋被打了，然后缝了几针。我就怀疑她可能跟艾未未一样，可能后半辈子就会脑震荡。现在形成一个运动叫做“自由光诚”运动。前天国内一些朋友和海外的一些学者、朋友，提出来说，希望能够联手提名陈光诚为今年，就是明年度，现在改明年度，接下来这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不知道我现在代表我个人，和代表那些愿意，希望推陈光诚先生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这些朋友们，向辛先生请教一个问题，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你觉得如果陈光诚得奖的话，会对中华民族有什么进步意义？
辛灏年：柏桥是比较厉害的，他专门提我不敢回答的问题。当然我去年也回答过一次，我不避讳。我这个人有自己的立场，只要你一心为公，不是从自己出发，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对陈光诚先生我的佩服那是不用讲的。柏桥的介绍已经很清楚，我不重复。我们国内的朋友，海外的民运人士们，和其他各界的朋友，为推荐他得西方的诺贝尔奖，我认为首先是一份好心，第二是一份热心，第三如果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民主奋斗，对中国的这些反共民主人士，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是客观的历史和客观的现实给我们的一个答案。不要否定他，所以我希望光诚先生能够在大家的提名和赞成下能够得到这个奖。
第二，我说一点看法，我去年就在被迫回答问题当中就不得不说。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中华民族的骄傲实际上常常以自卑来表现的，或者说，中华民族自卑是用骄傲的形式来表现的。
一百多年来，我们把西方人的一个奖看的太大了，太了不得。以为西方是一定支持民主自由的，以为西方是一定能公正的对待世界各民族的，以为西方的一个奖将会激发多大的魅力。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但是要有一定的限度，因为一百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变，那就是在“吃定东方”的前提下，永远不希望东方特别是中国强大起来。就当中共这个虚假的强大的出现的时候，它都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害怕，根子就是要“吃定东方”，这四个字不是我说的，蒋介石先生的原话，这是一。
第二，西方走向了民主和自由，在思想政治文化许多方面，在近二百年来，或者更多一点吧，三百年左右吧，走到了我们的前面，我们要承认的，人家有好东西我都要，我都承认，但是你也有不好的东西，我一样不要，我一样不承认，我认为这是必须的。
诺贝尔和平奖，对西方一些国家来说，对今天这个世界来说，它有它的重要性，但是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大家也不要以为它一颁奖就会触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没有那么神奇。巴勒斯坦的一个领袖得过奖，那些不好的人也得过奖。有些人得奖等于没有得奖一样，有些人得奖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说，当一个国家，不论是伊朗、埃及还是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当一个专制政权在摇摇欲坠的时候，西方的国家常常都是支持这个专制政权，反对这个国家人已对这个政权的反抗的，这个时候它选择得奖人，就比较符合这个专制政权的需要，而不符合人民革命要推翻政权的那样一种要求。
我不想具体的举例子，大家心里都明白。比如说，当一个国家，比如就说我们中国吧，当杨佳杀警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民间革命思想的风潮时，这时候就忽然出来了一个正当的海内外媒体舆论，甚至于正当的西方社会的什么“宪章”，就把杨佳杀警案所引领的人民革命的思想风潮，就这么悄悄悄悄的压下去了。把六四20周年，本来海内外中国人应该隆重的纪念的这样一个悲惨的日子，变成了这儿的傍晚静悄悄，是事实吧？
六四20周年纪念日是20年当中最惨淡的纪念日，在海内外几乎没有一场像样的活动，除了香港。为什么？因为那是专制统治者的需要，他惧怕杨佳式的革命，他不愿意六四在调起人民反对专制统治的信念和决心。反面的办法就是镇压，正面的办法就是诱导。诱导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他反对革命，他不说我现在要反对革命，你们革命就想对着我，他不这么说。他反对孙中山革命，他反对辛亥革命。大家请放心，中国大陆人民民主革命的火焰燃烧的越旺，海内外批判孙中山和批判辛亥革命将会越加猛烈，不信大家等着看。所以我们在谈到诺贝尔奖的时候，一方面要承认它的历史地位、它的意义和价值，另外一方面不把我们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奖上，一个西方的奖上。因为这个奖，它有助力，它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反的方面的力量。公证的对待自己的民族自尊，客观的对待世界上所有的奖项，这才是一个中华民族儿女应有的处世立身的态度。谢谢！（掌声）
问：我来自德国，这次来纽约很荣幸能亲自听到辛先生的演讲，我有一个问题，说这次新唐人举办的华人声乐大赛在德国有三位很有名的歌唱家准备参赛，但最后没有成行，因为中共的威胁利诱。这个威胁就是去参赛的话就别想再回到中国去看父母；利诱就是说，这个给订单，因为明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有很多的演出机会给这些歌手，所以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当今人们都认识到中共专制，也知道在迫害传统文化，可还是摆脱不了中共的控制，就是这些文化人或者是歌手，是什么原因？
辛灏年：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是史无前例的，它有毛泽东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像共产党国家，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所进行的专制统治都不是我们历史上的人民和民族能够想象的，太残酷了，太血腥了。日本人侵略中国14年，杀死杀伤中国人2300万。共产党从1949年到今天为止，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在外无外患，内无内忧的情况下，害死8000万人民，这个数字是很能说明一切，所以我们不要怪我们的人民。我过去讲演中一再的讲过，也不要怪我们自己。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中国人生命是两次的话，早就有大多数人拿出一条命来跟它拼了，可惜只有一次，而且这一次的生命还需要觉醒。觉醒是个过程，反抗又是个过程，成功是个结果。胜利的结果常常是通过长期的奋斗造成的，甚至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像许多在中国大陆监狱里用自己的健康，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宗教的那些朋友们一样，这样一些朋友，就是在这个牺牲的过程当中，奋斗的过程当中，也是迎接曙光的过程当中，所以第一不要埋怨。
第二个，由于我们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黑暗统治，这个统治在苏联叫铁幕，在中国叫铁桶。
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教授跟我interview，他就问我：“你认为我了解中国吗？”我说：“你不了解中国。”我承认，要是北大的教授找我interview，我都不敢说这个话，我知道美国教授这方面能够比较直率的表达意见，我就说了。他说，“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我说：“很简单，你们不是说苏联是铁幕吗？1945年以后，美苏冷战40年，在美国从总统到专家，从专家到人民，到所有的知识分子、老百姓，没有一个人预言过苏联不需要美国花三颗子弹自己在某一天就自己垮了，说明什么问题？你们跟苏联的太空大战都设计好了。你们在欧洲办欧洲自由电台，你们什么都做了，花了无限的钱财。你们不知道苏联自己会垮，只要三天，1991年8月19号的三天，自己就垮了，说明什么？说明你们不了解铁幕之后的苏联。我告诉你，中国对于你们来说是铁桶，不是铁幕，是全封闭的，是彻底的黑暗的。”
那么要从彻底的黑暗里面走出来，要自己去钻透那个铁桶，钻出一条缝，钻出一个洞，来看见外面自由的阳光，该有多艰难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孙中山在他的时代能够提出完整的中国民主建设的理论，而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我们的民运朋友们，却很难具有那样高的思想。为什么？不要怪他们，也不要怪我辛灏年，也不要怪唐柏桥先生，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铁桶里寻找阳光，我们是用自己的肉体、精神和各个方面的努力，甚至于拼命，才刺透了一条小缝，看到了一点外面的阳光。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命运可是比我们好的多，13岁到美国，知道了民主和自由。19岁回中国，在香港上大学，他对殖民地、对西方、对中国都了解，对什么是民主自由亲身经历过。我们呢？我们是从铁桶里走出来的，我们从黑洞里爬出来的，我们其中只有不多的人，在黑洞里面没有丧失人的尊严，丧失了也不能怪他，那是共产党作恶的结果。我们如果这样理解了我们的人民，我们就知道这条道路走过来，从1949年走过来是多么的艰难。我们没有理由埋怨自己，我们没有理由埋怨我们的同胞，正在国中受苦难的同胞们。
第三，我们在谈到中国大陆人民的反抗为什么烽火遍地，却不能连成一起。除了我刚才讲的它铁桶，它一切的自由都剥夺了人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任何行动的前提是思想，没有思想的觉醒就没有行动的付出。法轮功如果没有个信仰，海内外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不会有法轮功的整体。不管你有组织没组织，我不跟你抬这个杠。只要因为大家都信你们自己的法轮大法，所以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思想凝聚的结果，就是不是团体也是团体，不是战斗体也是战斗体，不是人群体也是人群体。
可是我们在60年的黑洞里面，我们在自己摸索着寻找各种各样的民主道路，各种各样自由的光线，我们找到了。有的我们以为他就是民主的自由的，我们有的确确实实找到了一点，但是看不到全部，只能看到那一小片，或者一条线索。于是乎，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裂变，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有的把假的变成了真的，有的把真的还看成了假的，就像在孙中山先生一样，孙中山是民主自由奋斗的代表，现在却成了共产党、国民党两党专制的地主。这就是有人骂孙中山说的话，不要怪他们，因为我们是黑洞里爬出来的，我们从黑洞里刚刚爬出来一点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哪一条路就是正确的，我们甚至会把错误的道路看成是正确的道路，我们甚至于把那一片幻象看成了光明，不要怪他，这是个过程，所以要害在哪里？
第四，那就是反思历史，继续反思历史。了解这一条路中国人民在49年前是怎么走过来的，49年以后是怎样被推进黑暗的深渊的。了解这个历史就帮助我们了解了事实。而事实是最能够警醒人心的。第二，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中华民族文化里面那些优秀的成分，非专制的成分，不要忘记西方近代民主进步当中那些进步的成分。还有，特别对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要把西方人两三百年来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做真理，每一个行动都当做正确。每个民族有自己民族不同的情况，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环境，每一个地方的人民有自己的追求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如果把西方人三百年来讲的都奉承是对的，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百多年前，准确的说，90多年前吧，不就是认为因为我们的前辈们，知识分子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真理，是西方来的，所以它就是好思想，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连德国人都不要的思想，是一个坏思想。我们把它当成了西方的好思想才拿过来，所以这样才造成了我们后来的这一段难关。“我们不要欧风美雨了，我们不要民主自由了，我们只要今天奋斗，明天就能走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可是这个天堂就在49年后一转眼变成了血腥的地狱。所以思想，真正进步的思想，真正能引导我们民族和国家走向明天的思想，第一要发现，第二在反思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和道路，第三凝聚。如果我们今天中国大陆老百姓知识分子们都能在一个反思的事实基础上，凝成一个真正的有传承的民族共和思想，当这个思想在凝聚的时候能够团结、凝结我们绝大多数人民的时候，哪怕是，凝聚了一部分真正的精英，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时候，还用担心我们的明天还会来的那么晚嘛？雪莱那句诗是很有名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谢谢！
问：有一个问题，非常非常大，我们可以放在最后，这有一个朋友说要表示敬意啊，希望想问辛先生现在海外的民运一盘散沙，如何整合海外民运，有什么高见？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祖国在危险中，你是不是可以讲一讲，您和我们应该怎么办？大纪元时报的一个系列九评共产党以及退党运动，1亿4百万退党及其共产党组织的，对每个中华民族的觉醒起的作用。那这个问题跟另外一个问题有点相关联，所以我都念出来，你是否看过《九评共产党》，你对这本书的观点、评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揭露中共的罪恶。认清它的本质，让这个尽快的促进共匪的解体。
辛灏年：我倒过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解决就是我下一讲的一个内容，不是说我辛灏年有什么本事能解决它，我像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提供我自己的一点看法，请国人选择。在座的朋友如果不久以后你看到了我的下一讲，你就会自己来跟我一起探讨我们究竟怎么办。我今天就不讲了，太多了。
第二个，《九评共产党》，我想《九评》刚出来不久，我就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受法轮功学员的邀请，在那里，就评过一次《九评共产党》，我当时的讲话我现在不是太记得了，但是有录像带，有节目在，大家可以看一看。不用说，这是一座历史的里程碑，是中国人民追寻自身解放的一个纪念碑。我就简单的这样回答，那么柏桥先生叫我最好回答一下，刚才第一个问题。
2005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有人问我过，我开过一句玩笑，我说我这人哪，共产党都不怕，我就怕民运，当然是开玩笑。我自己呢不是民运人士，我不说自己是民运人士，跟有些人要跟法轮功划清界限不是一个意思。有些人要跟法轮功划清界限是划给共产党看的，我说我不是民运人士不是说给共产党听的，我真的不是。我以前没有参加过民运，而且甚至都不知道民运这两个字，到海外以后才知道啊，然后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按理来说，我应该积极的没有任何犹豫的去参加民运，跟着他们去“干革命”，可是我没有。原因在那里，很简单，一，我不知道我在国内的时候和我出来的两年，不知道海外的华人社会的这口井有多深。所以，当我看到了这口井的时候，我就知道太深了，我不太敢轻易的往下跳。第二，开头几年，我在井圈边上走过好几圈，我甚至于帮过很多民运朋友的忙，我甚至于在一个时候曾经被他们笑话我，说我是民运的居委会主任。我真的帮过一些民运朋友，我自己亲身介入避免过两次分裂活动，虽然我的本事只能维持15天不分裂，但是我是尽了心的。
但真正叫我不介入民运的，这一点柏桥和在座的民运人士知道，是两个原因：一个，我跟法轮功学员一样，我也是属于一个讲真相的。（众人大笑，鼓掌）是不是？我就是讲历史真相的嘛！我把真相讲清楚了，就奉献了我自己。有的朋友说我“你敢说不敢练”，我说共产党的解放军里面还有宣传部嘛，他专门搞宣传，画漫画，写诗歌的嘛，对不对呀？你不能叫每个人都拿枪上膛啊，我都60几岁了，我打架也打不动了对不对呀？我就尽我的力量，让我所有的生命都付诸一场历史的讲真相的运动，我没错啊，我是应该这样的，我也不是非要去（介入民运），对不对？（掌声）所以我没有非要说做一个民运人士，是吧？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我也不忌讳在海外长达10几年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海外各个地区国家的民运朋友，很少有我不认识的，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我付出过真诚的友谊、关心。但是在接触当中我感觉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背景问题，我们在海外，要搞中国的民主运动那就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不能是台湾哪个党领导的中国民主运动，也不能是美国政府领导的民主运动，更不是任何一家政府和任何一家政党所能控制的民主运动。因为台湾已经民主了，不需要我们这些自己还没有民主的帮着人家去搞民主，对不对？大陆才是专制嘛，我们是希望别人来帮我们搞中国的民主。美国早就民主了，全世界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还需要我们来帮助它实现民主和自由吗？我们只能是争取它来支持我们搞中国的民主。但是有时候，柏桥经常说的一句话很对，屁股决定脑袋，拿人钱财，为人消灾。都寻求支援不行，可是寻求了支援了就听了别人的话。这谁都是从自己国家地区政党的利益出发的，他并不是把你中国的民主运动，当成他的第一利益呀，那你如何区分这个？
有一个榜样，做到的朋友不是很多，他就是王炳章博士，谁的钱我都要，但是我都是为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奋斗的，当然，他的下场很惨。有一个党，利用别的党把他搞垮了，这个党又在越南把他绑架回去了，到如今已经做了8年多的牢了，被判无期徒刑，海外爱国民主运动的艰难为我亲眼所见。
而我这个人，你叫我不爱国，我不是爱的马列中国，我爱的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我的祖宗留下的那一片江山，我的祖宗留下来十五亿后代，我爱的是这个。我做不到，要我服从一个国家的政府，一个地区的政府，一个政党的利益，我做不到。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没有我中国大陆人民的利益更高，没有比我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更高的，我不是拔高自己，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如果我在心里面把中华民族的利益看在一个政党之下，把中国的利益看在别的国家的政府之下，我还叫一个中国人吗？这是不可以的。
我的国家，今天不好，是那个洋教专制复辟政权不好、不是我的国家人民不好，不是我的民族不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下，由于我发现呢，海外民运人士的艰难，活在艰难当中所走的道路难免有一些朋友不发生偏差，不发生受制于人的这种状况。对于我来讲，仅仅是一个文化人，一个反共文化人，一个反共学者文化人，我只要把讲真相的任务完成好就行了。（众笑，鼓掌）
民运如何整合，不是我辛灏年能想的，也不敢想，但是渴望着民运能够整合，确是我辛灏年梦寐以求的。如果你非要问我的意见，那我就跟许多民运人士谈过多次。先要有思想的整合，才能有民运的整合，学一学法轮功学员，有一个人人都信的大法，才有一个法轮功的整体，有一个人人都相信的民主思想，民主道路，中国的民主运动才会真正的整合起来，是不是这样？（鼓掌）
俄罗斯有一个寓言，他的俄文的原名叫……（辛先生此处说俄语），它就是，天鹅梭鱼和龙虾。这个寓言的意思就是说，天鹅要向天上飞，龙虾要往后面退，梭鱼要往旁边走，一架马车，三个车夫，都要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个马车就陷在河滩上不能动了。今天我们的海外民主运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就是很简单，一个是共产党的长期的专制教化，让我们很多出来太早的民运朋友和中国大陆的心跳或中国大陆社会的心跳，没有合上拍。第二个海外的多家的背景，让我们一些有志气的民运朋友，在长期的海外的流亡生涯中，丧失了自己应该坚持的原则。有人要骂我，我也这么讲，如果我们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是思想上的共同方向问题，第二是在共同的思想方向上寻找着共同的民主道路的问题，早早的我们的民主，今天的民主奋斗，不是为了要自己当开共和的皇帝，而是要传承我们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但是还没有完成的民主建国、民主革命道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还愁民运不能整合吗？
第三，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海外，那个时候没有民运这个词，但孙中山先生在海外有一个东西非常清楚，他是以思想划界的。什么叫思想划界？康有为是保皇改良，孙中山是民主革命。你保你的皇，我走我的革命，你走对了我就支持你，你走错了我就反对你，你维护满清我也推翻你，这样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个人间的正常现象。那么孙中山的时代只有两大派，一个是保皇派，一个就是革命党，这两派终于在辛亥革命时候汇入为一道，成为一股洪流迅速瓦解了京城，迎来了共和革命的成功。虽然他们之间争争打打了很多次，但是思想的界限是极其分明的。
我今天也不揣冒昧，也怀着不怕得罪民运朋友的这种心态，我真的是从我内心里说一句话，无论海外的还是国内的民运朋友，千万不能再走那一条路：大是大非一团和气，小利小害你死我活。到底是保共改良，还是反共革命，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这样才能说明我们究竟要干什么，我跟你的差别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来都是研讨会，开了三十年的研讨会了，然后每到研讨会上，各说各的，讲完以后吃顿饭大家分手，各说各的，最后还是走不到一起。（众笑）如果我们这个大会就讨论两个问题，讲民主革命的，在当代追求和平民主革命的，站在这一边，说要保共改良的，反对革命的一定要保住共产党，让共产党来主持我们的宪政的，就是党组宪政的你们站在这一边，行，你们干你的，我干我的，能合作就合作，不合作我们就分道扬镳，等到有一天革命的大形势、大趋势让我们不得不走到一起的时候，辛亥革命一样，我们就走到一起了。（掌声）我提不出民运整合的路，我对民运是门外汉，但是我想这是人类民主革命，变制度的革命，不是杀人放火的革命，不是恐怖主义的革命所具有的共同的历史规律。我想，任何人都违背不了它，民运朋友你们也违背不了。谢谢！（掌声）
唐柏桥：这个时间还有几分钟，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其实还有几个问题，但是我现在不能说了，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高兴的看到继《谁是新中国》后辛先生的新书《一国两制与美国内战》出版，请辛先生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要写这么一本书。
辛灏年：这是一本小册子，是我辛亥革命百年系列著作之四，因为它最薄，最能够容易出版，所以我先出版了它，我将在今年这本出版之后，到明年我陆续会出版我这个系列，一共是将近200万字，七本书，上面写的是六本。还有我的这个国内朋友们给我编选的海外文选，除了《谁是新中国》以外，我还有200万字的著作，被分成历史卷、民族卷、政治卷、文化卷，这样分卷出版，这也就是我这几年躲在家里不见人的原因，现在反正就给捅开了。
那么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写，我上面有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就明白了：“我是为了中国的民主统一才写了这本小册子，意在探讨美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之战的制度原因，及一国两制与美国内战的政治关系”。我解释几句话，一国是不能两制的，我这本书的副题就是“辛亥百年致国人，一国不能两制”，两制就是两国，两制就会打内战，这是必然的。我以美国历史为个案，分析了北美洲的殖民地从一地两制怎样走向一国两制，然后怎么样被引向一场残酷的内战，这场残酷内战的结果不是以暴易暴，不是像现在反对革命的朋友所说的，它是以和平民主进步取代了分裂的美国，把美国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强大的国家。原因是什么，就是美国再也不是一个北方民主，南方存在着黑奴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全体美国都是民主的国家，整个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我写这一本书，再明确的介绍一句话，“反对一国两制，追求民主统一”。谢谢！
我谢谢大家，我只说一句话，还是我纽约的乡亲最了不起，谢谢!（众人鼓掌）
媒体记者提问：
大纪元时报的记者问：我是，我有一个问题，辛教授“祖国在危险中”，是一个系列演讲，系列之一呢是民主主义的使命，系列之二是中国分裂的危险，那么今天讲演的主题是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辛灏年：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如何群策群力去解决祖国的危险，具体题目的七个字我还没有定下来。好，你等我的答复，我会及时的答复你。
看中国记者问：您好，辛先生，今天这个演讲很精彩。我到海外看到的情况就是，在海外华人对中国的那个理解，对中国现象的理解，很多人还不如在国内的人，国内人很多都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腐败，对中国人的残暴，从历史上、现实上他们都很清楚，反而海外的一些华人没有根据的就是说，听中共的反面宣传之后呢对中共采取一种容忍，甚至推崇的态度。第二个呢，就是台湾人，在那个旧金山特别明显，那个白兰已经是明明显显的被美国调查的特务，还有那么多台湾人被她控制，为她卖力，所以我想请问辛先生，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现象，它的那个根源，谢谢。
辛灏年：这个问题，我在温哥华做了比较详细的回答，那么我现在简单的回答你一句话，不耽误大家时间。第一，是中共所制造的中国人的恐惧，不论海内海外，这个恐惧都存在。第二，那就是中共对海外，包括台湾的统战，一个恐惧，一个统战，就足可以让海外的华人，从中国大陆走出来的华人，包括台湾华人，都因为这两个原因而在海外变成了不像我们大陆那样有坚定果敢追求的中国人。不奇怪，当年的孙中山先生所经历的，正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不奇怪，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保皇党反对革命，较之满清尤劣；不奇怪，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家都知道，“华侨是革命之母”。可是他的另外一句话被有意的淡化了，被我们自己忘却了，“美洲是保皇党的巢穴”，就是指旧金山。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经历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着的，不奇怪，因为不论是海内华人，还是海外华人，要想真正的认识中共，划清界限与中共，都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正在越来越短的显示在我们面前。因为人心的觉醒，毕竟是以海内为根，只要海内的人都觉醒了，海外又奈何得了我们中国大陆的人民，不在乎。谢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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