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以前的席地长跪
握手致意，是现代中国人最常用的社交礼仪之一。人们习惯于此，很少想到握手为礼也是近代对外开放以后舶来的洋货，倒是我们久已荒疏的跪拜叩头更合乎祖制。
古代中国堪称“礼仪之邦”，历代礼制最为推崇的致敬方式主要是跪拜叩头和作揖。古代致敬方式多种多样，这两种礼仪显然最能体现儒家理想的礼的精神。礼的本质，在古人看来是“上事天，下事地，尊祖先而隆君师”。事实上，在礼真正受到人们重视以后，天地主要是陪衬，重要的是用礼来诱导和强制人们敬畏尊崇祖先和君主师长。敬畏尊崇还是轻慢蔑视，往往藏在子民的脑袋里，口说无凭。先贤对此多有感触，为防范口是心非，特别规定：“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
说白了就是，不论你心中如何想，我非要强迫你对畏敬之心有所表现，除了物质的和语言的表现，有所表现的一个更重要方式是跪拜叩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视形体语言。
跪拜叩头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创造，但是说到跪拜叩头的多样化和规范化，我们的祖先却可以当仁不让。据《周礼》记载，至少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官方规定的跪拜已有九种不同名目的样式：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花样层出不穷，却不允许任何人自由选择，各行其是。每种跪拜叩头如何动作，适合何种场合与何种对象，当时都有明白规定，从而防止任意妄行的自由化倾向。
跪拜的名目和样式如此之多，说明跪拜之礼在形成的初期曾经是一种相当多数的人普遍实行的主要礼仪，必须加以详尽细致的区别，以免混淆错乱和偷工减料。事实上，在远古时期，至少在孔老夫子最为留恋的尧天舜日时期，跪拜是全体炎黄子孙人人不能免的主要礼仪方式，王侯将相与贩夫走卒概莫能外。这是由当时的起居方式决定的。
在魏晋以前，中国人还没有发明或引进桌椅板凳，只要不是家徒四壁，可以称为家具的不过是质地不同的席子和矮几而已，全体男女老少不分贫穷贵贱只能一律席地而坐。直到汉代，中国人也还一律穿开裆裤（当然有外衣遮挡），所以在公共场合的坐姿只能是双膝并拢踞地，以臂部置于脚后跟上，不能盘腿而坐，更不能两腿向前平坐，否则就可能不雅观。《仪礼》因此禁止象 箕一样岔开两腿的“箕踞”，规定：“坐则礼膝”，禁止东张西望，看来这在当时是很有道理的文明礼貌规定。
这样坐着的古人对人表示敬意时，上身挺起，伸直腰股，当时称为“跪”或“长跪”；弯腰低头，两手至地，则称为“拜”；进而以低头的不同程度和不同的辅助动作区别为不同的跪拜名目。头不至地为“空首”，最为方便，恭敬的程度也最差，曾经是男子之间通用的一般礼节，后来成为君长对臣下致意专用；头至地稍作停留为“稽首”，是稍重也是最恭敬的礼，后来专用于臣下对君长表示尊敬；头至地即起为“顿首”，恭敬的程度稍差，是平等相待的礼；“吉拜”和“凶拜”适用于红白之事的特殊场合，等等。
不论何种名目，以当时席地而坐的姿势而言，跪拜是一种动作较少、省力而又方便的相互致敬的普遍礼仪，所以古代中国人不论尊卑一律跪拜相待，行之若素，当时并没有任何屈辱的意味。秦王何等威武尊严，对范睢照样跪在地上恭恭敬敬。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岳麓版第595页）曰：“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
文中三个“跽”，即长跪之意，席地而坐直起腰股之意。根据《礼记》的规定，吃饭喝酒的时候，只要尊长或长者给你夹菜或递酒，你就必须先拜，然后才能品尝。可见“拜”是日常生活中始终跪坐在席子上的先民习用的平常和方便的礼节。一旦人们不再席地而坐，跪拜就成为非常费力和麻烦的动作了，必须加以改变和规定。
二、唐宋“跪拜”含义的变化
唐代的中国人逐渐发现坐在床上比较舒适。到了宋代，人们更认识到椅子有靠背扶手，坐起来更为惬意，双脚垂地而坐至此取代了跪坐，于是席地而坐和在床上跪坐的礼节都需要革故鼎新，站在地上作揖因此成为常用的礼仪，跪拜从此成为费力而又繁琐的礼仪。只有到了这个时期，跪拜才可以从心理上抑制致敬者的人格，从形式上拉大尊卑距离，因而成为表示特别尊崇的重礼，违反者当然就是有意表示不敬，往往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跪拜从上古的普通礼仪发展演变到后来的重礼，其间历经变化。后来的君主因为地位日隆往往跪而不拜，所以，“空首”就逐渐消失了。跪拜变化到后期的花样翻新的“稽首”为主，先是增加数量，有一跪三叩，三跪九叩，后来又延长时间和增加力度，到清末有“碰响头”，必须撞地有声才合规矩，而在重要场合，稽首还辅以歌唱舞蹈、山呼万岁等等。跪拜发展的主旨是可能抑制致敬者的本性，突出尊卑的差距。汉代大将军卫青允许应该行跪拜礼的汲黯行揖礼，康熙帝允许外籍钦天监南怀仁觐见时不跪拜，他们都受到史家的称许。这就从反面说明致敬者和受礼者都知道跪拜有背人的本性，而跪拜的作用也正在于尽力贬低致敬者的人格。
跪拜变化的一个例外是肃拜。肃拜在古代是妇女和军人专用的礼节。妇女不和男人同席而坐，所以只在必要时走来行礼，因此很可能只是弯腰致敬，如果实行男人通行的跪拜，反而要延长停留或接触的时间，于礼不合。军人因甲胄在身无法跪坐，只能“肃手致地”，类似于现在的深度鞠躬，后来的揖可能即由此演化而来，成为地位和等级相近的人相互致意的礼仪。
在中国古代，揖作“敌体礼”，即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的致敬方式，运用非常广泛。宋代以来，历朝都有专门规定。揖的广泛运用，一来是方便易行，二来是存在揖正可以突出跪拜的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揖远不如跪拜更受重视。关于揖和跪拜的规定历来都非常具体和繁琐，基本的原则则一成不变：臣民对君主始终是三跪九叩；子孙对长辈必须跪拜；百姓对官员必须跪拜；官级地位相差多时必须跪拜，等等。总之，跪拜可以随时提醒人们，没有平等的人格可言，必须时刻小心从事。“男儿膝下有黄金”、“宁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屈膝投降”、“俯首称臣”，正是从两个极端说明跪拜往往和生死荣辱有关，因而特别重要。
三、近代“跪拜”的强化
跪拜延续到近代，成为显示尊卑、突出社会地位和身分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有力手段，在维护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跪拜叩头不单是所有中国人必须遵行的社交礼仪，而且推延到来华的外国人。清王朝曾长期坚持要求外国使臣向清帝行三跪九叩礼，为此一再和以鞠躬握手为礼、至多单膝及地俯首而已的西方列强发生争执。列强的武力为后盾，傲慢无礼，但礼仪之争确实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专制等级制度与近代文明的冲突。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鞠躬和握手，但并不属于正式的社交礼仪。鞠躬在古代只是弯著腰表示恭敬和谨慎的一种姿势。孔夫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只是跪拜前的准备功夫，到君王面前还是要双膝及地才能礼成。
古代的握手则是在离别、会晤或有所嘱托时，用以表示特别亲近和特殊信任的方式，也不属于一般的礼仪。曹操临终前，曾对同一山头的亲戚兼爱将曹爽“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这是关于子孙命运、江山谁属的大问题，非握手，不足以表示诚恳和重要。陆游见了老朋友“握手开苞颜”，这是特别热情的表示，非老朋友不足以握手。清代诗人纳兰性德则是“握手西风泪不干，年来多在离别间”，像是和情人重逢，这种喜极而泣的握手更有种种其他的兴味。他们握手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可以握手的都是心腹知己或朋友情人。现代人的握手和古人不大一样，通常只是纯粹的礼仪，所以可以和任何人握手，即便是公开或秘密的敌人，往往也有握手致意的情况。可以想见，古人的握手比较热情，基本属于“紧紧握住你的手”一类的理想情况，而现代人的握手就复杂多了，绝不能以为和你握手的就是自己人，可以无话不说。这或者也是一种人心不古的表现。
四、西式“鞠躬”、“握手”的东渐
以人格平等为主旨的西式的鞠躬和握手，作为正式礼仪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是从清代开始的。康乾时期到中国的西方国家使节往往被迫行跪拜礼，但清廷由此知道西方人另有不同于跪拜的“西礼”，时人称为“折腰”，后来套用现成的中国话改叫“鞠躬”。雍正年间，罗马教皇的使节到北京，清帝表现开明，“许行西礼，且与握手”。雍正帝可以说是首先以握手为礼的中国人之一，但多半是出于好奇心，仅此一试，下不为例。乾隆帝也曾不得不同意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行单屈膝礼，不过他只是认为英国人不懂得文明礼貌，可以原谅，没有试试西礼的兴趣。到清王朝后期，由于国势衰落，清廷不得不承认西方各国不同于藩属国，而是地位平等的“与国”，因此被迫接受了部分西方礼节作为官方礼宾仪式。1873年，列强使节要求参加同治帝亲政典礼，并要求觐见时采用西礼“折要者三”，廷臣尤为反对。李鸿章熟悉洋务，因而不同意要求外国使节行跪拜礼，主张“礼与时变通”。讨论和交涉的结果是清廷谕令照西礼执行，虽然事出无奈，这却是礼仪观念进步的表现。先是五鞠躬，后来是三进三鞠躬。以后这种特定的鞠躬礼仪成为清朝外交礼仪的一部分，虽然只许外国人实行，皇帝的威严却因此大打折扣。
清朝后期有不少外国人到中国传教或经商，也有一些洋人在中国海关、邮局、税务部门工作，中国人同他们打交道时要采用西式礼节，逐渐习惯了鞠躬、握手，但真正有机会经常实行西式礼仪的只是少数到外国的中国人。
19世纪中期以后陆续有官员和留学生到东西方各国考察学习，他们当然只能入境随俗，以鞠躬握手为礼。1866年，第一位去欧洲考察的斌椿已经注意到 “西俗相见，以握手为礼，间有接吻者，无分男女也。”他还注意到中外握手的区别，大为感慨：“柔荑不让硕人篇，一握方称礼数全；疏略恐教卿怪我，并非执手爱绻然。”由此可以知道斌椿握手频繁，而且对和西方女子握手从不习惯到嫺熟，但还有一点心理障碍。他和初与西方女子打交道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往往误以为对方含情脉脉，这也是中外交流的经验教训之一，现在也许还应该随时注意。自斌椿开始，出访的清朝官员在会见外国元首时，一律以握手鞠躬为礼，这种海外见闻对于改变传统的跪拜之礼，无形之中应当有所影响。
到戊戌维新时期，西方的现代平等观念逐步传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批评泯灭人性的跪拜之礼。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向学生宣传：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只能受到外国人的讪笑。当地顽固派的首领叫叶德辉，他不反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坚决反对西方的礼教，指责梁启超“欲易中国跪拜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巳极！”跪拜在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含义和影响，于此可见一斑。事实是，改变跪拜礼节和改变传统的社会、文化、政策制度一样，是由革命者用革命的方式进行的。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时，逐个教授入盟者“同志相见之握手暗号”以及秘密口号，“与各会员一一行新握手礼”。这虽然只是流亡海外的少数中国人奉行的礼节，却可能是中国人相互之间的握手为礼的最早记载之一。
鞠躬和握手作为正式礼仪流行中国是在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清王朝崩溃，旧的文化秩序同时瓦解。自由平等的西方观念由此进一步流行，从形式上维护不平等的跪拜叩头当然受到批评。1912年，唐绍仪、蔡元培等人组织社会改良会，主张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改良社会，其改良内容之一是“废跪拜之礼，以鞠躬拱手代之”。他们大多从海外留学回来，自然习惯鞠躬，而拱手基本上就是作揖，这样的建议想必很容易被向往平等的中国人接受。孙中山和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民国政府都曾明令废止跪拜礼，规定鞠躬为正式社交礼仪。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有人阿谀奉承，建议恢复跪拜，袁世凯没有同意。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礼仪问题，中国人毕竟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了。但是没有跪拜的帝制仍然不受欢迎，很快就破产了。辛亥革命以后，跪拜叩头虽然始终存在，可能迄今不绝，但是主要用于对亡灵和偶像的崇拜，而且日渐衰微，失去了规范社交的意义。
鞠躬和握手在民国建立以后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社交礼仪，主要是因为这两种礼仪都采用致敬双方对等相待的方式，合乎现代的平等观念，也合乎中国人提倡的“来而无往非礼也”的旧式平等观念。再一方面，这两种礼仪比较作揖更为方便简捷。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式鞠躬握手与中国传统的鞠躬握手形式非常相像，意义也有相当接近之处。
而与中国传统相去较远的西方礼仪，如拥抱和接吻，就不大容易被一般的中国人所接受。非但是外来的洋习惯，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习惯，如果和儒家传统不同，也往往受到限制。满族有些习俗与欧美的鞠躬、握手、再见、拥抱相似，但清延为强化统治而主张汉化，所以主动限制与儒家文化规定的通行礼仪不同的民族礼仪，而逐渐被儒家文化同化的满族人也认为互相拥抱不雅驯。由此可以知道，拥抱、接吻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一定也是中国古已有之，而且官私史乘和小说笔记不乏记载，却不大可能作为正式的社交礼仪在中国流行。由此反映出来的中外文化交融的局限和规律等等，对于今天的移风易俗也还不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