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天水一朝是中国帝王文明最伟大的成就期，超出汉唐，元明不及，其产生原因为士大夫成为帝王文明演教中最强大广泛的主体，自帝王与士大夫于承平之际将三代之学竭力发挥、自由心证，此种气魄虽隋唐无有，因而大成，此时是士大夫在中国帝王文明历史上最足以让人神往的时代，把三教在确立道统体系的要求下推动到极高的臻于圆满成熟的状态，也是中国最自由的一个时代，最尚贤的时代，最平等〔宇宙自然性平等〕的时代，士大夫虽为道德境界的代表与天子共治天下，而其来源几乎无歧视性的差别，凡农、工、贾之族都可应选入试成为士大夫中的一份子，此时之帝王不过也是一士大夫，他与臣子彼此虽名有君臣之分而却交往如友朋，因而也是士大夫最精忠报国报其君的时代，譬如陆秀夫之辈。
中国之学问宗教性极强，宗教性不是现代人以为的这个宗教的概念，而是有一尊宿自创其说、说教于人的意思，所以宋理学的兴起并不是理学的兴起而是儒学借禅宗的手段而兴起，宋天台宗的兴起不是天台宗的兴起而是佛教借道教的影响而兴起。
宋儒立道统发明太极、性、命、理、气诸说，其实是发现与发明兼而有之，这个目地光大其学问气象，要在压抑人心恶的一面，以此正名，儒学最严厉的批判就是“乱伦易位”，这是儒家绝对反对的大逆之恶。
后人说弱宋，不对，宋是内外主动追求和平的，主政的理学的本性如此，元兵奉承天运天下无敌，蹂躏欧亚，但始终把宋当正统，取夏、金之后没有正统感觉，取宋之后就有这个感觉了，其官方文件重在渲染这一意识，这就是传统中的“中国意识”、“正统意识”，以此让天下服从，认可他的正统性。
二程中的大程对诸葛孔明的评论在今天看来很奇怪，变来变去的，其实这只是他在道学的先后认识，今人评论中国帝王文明所以论述与其说是什么国学不如说是我旧文明的欧化、美化，因为它们的主要研究方法、论理都不是我旧文明中应有的东西，自“五四”以来如此，现在更如此，此所以旧文明之成住坏灭，推其更早是满洲的所谓考据治学，都是造成中国帝王文明异化的原因之一，想来不胜其悲。
现代人在嘲笑儒生的一种说法“为天地立心”，这个话怎么解释呢？也越来越不可理解了，这是宋儒张载的话，这个话的理解要站在宋儒道学的本位才能认识，其实他解释了宋儒创他们道统的原动力，其主流大势就是顺宇宙、合宇宙。
以现代观点看宋诸学士的学术内诤很容易的流入现代人斗争意识权争意识去看待它，那只是它道统体系自我完善的修补运动，说是为权争真是亵渎，赵宋一朝的士大夫譬如司马光赴皇帝召其先条件是皇帝愿不愿行其道，绝不为爵禄而往，皇帝也很接受这个姿态，这是中国帝王文明内极理想的君臣状态，后世不能理解，所以为什么王安石能于“变法”与神宗之间的关系在后人即不可理喻的原因；宋之党争党禁的内义与唐与明之党争有很大意义上的区别，几乎就是纯道学理念之争，如宋理学之攻击佛教一样，不是韩愈的那种极端作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现代人研究旧学术总以现代的方法，譬如宋儒的内诤分为a、b、c说，比较其异同，这是一种割裂，因此忽略其中国帝王文明的崇圣性统一性圆满性，因其本来如太极之生克，在此太极理中，在此太极意中，在此太极境中，在此太极化中，所以现代人越不理解古人，现代中国人也越否定原旧文明，更易接受中共的邪教学说，根本感觉不到已经自身已彻底魔变的变异。
宋诸士大夫的作用本愿在不是人所想象的开疆立土征服列国而是希望自天子以下合宇宙的“建中立极”，确立“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体天之道，万国咸宁”的成化之治，确定的说他们达到了，而我们今天对他们的认识仍停在中共饿鬼道的灰色阴冷的意想中。
从“五四”之后，近现代评论中国原学术的文论很少的“通”过，胡适的文集重点在唐禅宗与理学上，冯友兰偏在新理学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看似通了还是未通，牟宗三的《十讲》等都是如此，因为中国原文明的特殊之处在于必须以他证他，而不是以它证他，加入欧美科学主义来研究中国原文明方法不对，什么是野狐禅？这就是啊，他们可以用科学主义把中国原文明在论述中按科学主义说得很清楚，感觉也清晰，而最后却是南辕北辙，反而离真相远了，而且他们的论述越完备这个势力就越大，养虎为患，形成反动，海宁陈氏也辞其咎，宋众学士做学问是通灵感圣的一个境界，这样境界是快乐的、无垢的、玄妙的，而不是近代学者妄执以为的痛苦的状态，这简直是反其道的，所以我现在宁读原版的宋书而不太读近现代学者的论集，我不想去体会他们莫名无用的痛苦，在此意义上陈吴二学术尊宿比不上钱钟书，也太没有得到学问的真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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