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逃港的情形（网络图片）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木讷与恐惧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发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没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我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村里就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我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部，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请我喝茶，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罚他们的工分，现在他们怕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把我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我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我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这时我明显感到他的手一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太惨重了。
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指我来采访他)。
我问他“为什么要策划外逃”，他说不是策划，他没策划，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他们(村民)都想这么搞(逃港)，你不能看着他们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他们要走就只好让他们走，担子只好我来担噢”。陈支书还是当年那个语气。
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了。
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比如胶花厂，把塑料的叶、花瓣，一片片地成箱从香港运过来，再用这边便宜的人工，把它们组装成花束。
这些由逃港者们带过来的小型企业，你说是工厂也行，说是车间也行，就是内地“引进”的第一批外资。就是说，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这样，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这就是特区的先声！
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持，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的7月，习仲勋来到了宝安县的中英街，观摩这些由逃港者办起来的胶花工厂，这时的胶花厂已经在使用工缴费、计件工资这样的劳动付酬方式了。带他去的是“冒险”在宝安县搞改革开放“土政策”的县委书记方苞，习仲勋不但没有批评方苞，还肯定和支持了宝安县委大胆搞起来的“土政策”，并叫方苞打报告交省委讨论。1979年3月，广东省委正式以《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批准了宝安县的做法。后来，习仲勋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才决定在宝安县创办深圳经济特区。
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1990年代中期后，一部分比较担心的企业小老板，还反问我“你问这个搞什么事情？”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有一个在《大逃港》中没有写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我在采访中发现，1987年，深圳发生了一桩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制造谣言说英国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为香港公民。于是，五六万人冲击特区防线。
后来我在调查中得知，这次与宝安县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无关，逃港者不是宝安人，而是惠东、惠阳、揭阳县的老百姓。这与土地承包后农村剩余了大量劳力有关。当时深圳市政府很紧张，调动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这件事我一直在追踪，我要找出谣言是怎样起来的。追到惠阳县良井镇，我找出了谣言的“制造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名叫魏汉辉。才弄清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个煽动的人叫魏汉辉。开个小店，拖着拖鞋、穿个短裤、光着脊梁，说客家话。他说原由是这样的：他的老表(他的一位亲戚)看电视，新闻中说英国女王要到香港来，老表就说女王以前来香港时还搞过特赦啦。
不料他们二人的对话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听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这段对话放大了。于是在两天之内，出现了五六万人的冲关行动。我曾经怀疑，在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就是再快，也不可能煽动起几万人啊？后来才发现，谣言传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谣言是通过赶集的群众传开的。因为土地承包后，大批劳动力闲置，都盼望搞一个出路，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像一点火星掉在干柴堆上，煽动出几万人的冲关事件。
（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