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解决欧债危机还需要多久？欧洲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它与美国问题的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在近期多个欧洲国家主权评级遭降级、国债收益率飙升超过警戒线、银行业爆出约1060亿欧元资金缺口的背景下，日前站在友邦保险财富高端论坛的讲台上，龚方雄抛出了一系列重磅问题。作为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师，他对国际市场的变化信号相当敏感。在他看来，与美国问题根源上是政治问题不同，欧债危机实质是“货币统一、财政分离”这一制度设置的体制性问题。“所以欧洲问题是如果没有财政上的统一，单一的货币怎么能实施下去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真正要解决可能需要十年。”龚方雄如是说。
观点一
欧债危机是体制性问题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体制是像现在欧元区的这种体制，共同的货币、共同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分散的主权，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龚方雄认为，以希腊为例，如果希腊不在欧元区，问题其实相对比较好解决。
“希腊为什么债务负担这么高？就是经济没有竞争力，那解决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好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货币，然后对自己的货币又有操控权，希腊完全可以把本国的货币对欧元、对美元贬值50%。”在他看来，如果这样做了，希腊竞争力马上就可以恢复。“因为希腊毕竟是一个文明古国，连奥林匹克运动也是从希腊诞生，是一个旅游胜地，希腊一下变得这么便宜，不要说欧洲人，连很多中国人都会到希腊去旅游，一下经济就能搞活。”
但手持欧元、失去贬值货币权力、没有印钞权的希腊面对举步维艰的困境。“它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欧洲央行前一段时间还在不断加息，所以希腊加入欧元实际上是做出了牺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收汇的一些国家，比如说由于欧洲市场的统一，给德国的奔驰宝马带来的巨大的市场，比如说德国收汇了，现在希腊有难就应该去救。”
不过，由于各个国家有分散的财政政策，“救希腊”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易。“希腊在德国人看来有它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它虽然竞争力不足，但希腊的福利相当好。所以德国人提出的是我可以去救你，你得消减福利，消减公务员工资，消减政府的支出，那么希腊人又不愿意了，天天罢工示威游行，所以欧洲的问题非常头疼，有深刻的体制性原因，绝对不好解决。”
他认为，现在不管是想采取哪种解决方案，运作操作过程都非常痛苦和高度不确定，采取任何一个方案的风险都非常大。“不管采取什么实质性方案，都需要欧盟所有国家投票来解决，比如现在提到的欧元区需要修改欧盟宪法，是需要每一个欧盟国家通过公投来决定，过程不仅漫长，只要有一个国家公投不过，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会搁浅。”
观点二
欧洲经济或已步入另一次衰退
对于欧债危机的前景，龚方雄坦言确实“一言难尽”。“欧债危机到底怎么去解决，现在还说不清楚，但也有几个比较确定的事情，一是欧洲确实各个国家都债台高筑，现在欧洲央行没有印钞的授权，所以要解决债务危机只能消减财政。”
龚方雄认为，市场对消减财政带来的经济下滑非常担心，“这等于是把债券价格不断降低，债券危机不断恶化，等于是欧洲的银行体系持有很多有毒资产，因为银行持有的都是这些国债，国债的价格在不断下跌，这样的话就必须要为这些国债减持，它的资本金就不够了。”
在这样的逻辑中，欧洲不得不面临财政与信贷的双重紧缩。“如果资本金不够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在市场上补充资本金，但银行股票现在跌得一塌糊涂，补充资本金显然划不来，另一个办法就是消减信贷。”
他强调，在这样的双重紧缩下，欧洲经济可能已经步入了另一次衰退。“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事实上，欧洲对全球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欧洲银行以前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它现在紧缩信贷的话，要把全球的流动性回收回去，所以你看现在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很多新兴市场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商品资源也跌得一塌糊涂，连美国都扛不住。”
“在欧盟设立欧元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退出机制，现在如果想让希腊退出，希腊所有民众存款都是欧元，领的工资也是欧元，希腊所有的债权人士持有的债券也都是欧元计价，怎么来操作退出呢？希腊银行的存款现在也是欧元，你让它强迫换回希腊币吗？没有人愿意换，因为换回以后他们知道本币还要贬值50%。”龚方雄认为，很多解决方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不具可操作性。
观点三
美国问题是政治问题
而关于同样国债债台高筑的美国，龚方雄却认为“问题不大”。在他看来，美国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明年11月的总统大选就将是分水岭。
他提出的数据支撑是：美国虽然国债占GDP的比重确实很高，达到100%，前一段时间标准普尔也降低了美国主权债务的评级，但美国的私人和家庭层面现在资产负债表比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要好得多。“现在的问题其实是美国政府层面修复资产负债表，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美国金融部门、家庭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政府经过的一轮救市，非常宽松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把美国私人的债变成了美国的国家债，所以美国国家层面的债台高筑，私人层面的资产负债表收复得非常好了，所以才会有道琼斯上半年连创新高。”
不仅私人资产负债表，龚方雄认为，美国企业层面的资产负债表也都已修补好。“我们看到美国家庭层面的资产负债表也修补得差不多了，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家庭层面的储蓄率是负的，现在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是5%，是正的，虽然比起中国30%的家庭储蓄率还是低，但美国一般家庭储蓄率长期是零，甚至是负的，所以有5%左右的家庭储蓄率就非常好了。”
这些基本面构成了龚方雄对美国经济微观层面的信心。“政府层面、主权层面有些债务问题，但即使美国债务占GDP比重100%，财政赤字占GDP接近10%，美国也不会有债务违约风险。”他强调，美国之所以会选择紧缩政策，还是因为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如果经济不好奥巴马倒霉，共和党夺回白宫、民主党输掉白宫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美国目前的局势是明年大选和两党争夺之间造成的。所以美国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
观点四
全球将应对汇率风险
美国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龚方雄认为，不是违约或者主权债务风险的问题，而是汇率风险。“比如中国有三万多亿外汇储备，其中持有美国国债券有一万多亿，即使明年美国要还本付息，有几千亿美金到期，要还给中国或者要让中国买它的新债，但因为美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储备货币的发行者，它如果到期了，只要开印钞机就行了，即便没有纸张和油墨，信用卡也是美国人发明的，他也可以刷卡给你。”
“但它欠你的美金可以还给你，这个美金值不值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它还给你以后，美元可能对人民币长期贬值，美国人印钱，你根本无法阻止它，是主权之内的事情，所以汇率风险的问题我们自己要管好。”
“量化宽松三可能又要推出，量宽一、量宽二印出来了两万多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欧元还没有达到美元这种全球储备货币的强硬地位，所以欧洲的问题非常大，美国的问题非常小。”
事实上，早在1946年，美国就已经经历过主权债务非常高的实战，国家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20%，比现在情况更严重。当时，美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二战，战后美国政府基本上处于破产状况。由于经济复苏，在1946年到八十年代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的国债占GDP的比重从120%下降到了30%。
对于未来美国经济到底会不会进入二次探底，龚方雄则强调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政治斗争到底会不会最终影响消费者的信心和企业的信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欧债危机会不会引发另一次金融海啸，另一次系统性风险。”龚方雄认为，必须警惕“日新月异”、不断演化的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观点五
明年中国保八应无悬疑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龚方雄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是谨慎的“低迷成长”。“明年的全球经济最多只是低迷成长，美国的经济1%-2%的成长，欧洲经济进入衰退，中国经济会有8%以上成长，日本可能是1-2%的成长。”龚方雄坦言，欧债危机的解决可能最终需要十年，“如果这样的话，全球经济可能会有非常长期的低迷成长，这就是中国要面临的全球经济成长的环境，我们出口的局面就非常不乐观。”
冲击还体现于外汇占款的下降。“上个月我们直接投资有几十亿美元，外贸盈余有一百多亿美元，但外汇占款却出乎意料地下降了，如果折算下来等于中国有差不多一千八百亿的人民币被净流出，这个很可能与欧洲银行撤资有关。”
“这就是欧洲本身资本金不够而紧缩信贷，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虽然中国境内的欧洲资金并不多，但也受到了冲击。”龚方雄认为，央行现在提出的定向宽松，就不只是应对未来全球经济可能出现的进一步恶化，可能也是为了抵抗欧洲金融机构撤资会带来的影响。
此外，由欧债危机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在他看来，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是“机大于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