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中国最大传染病杀手
【看中国记者张颂宇采访报导】中国艾滋病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数不断攀升。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九十年代因为输血献血等原因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遗留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治疗以及责任追究等。
近来才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艾滋病防治医务人员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遭医疗工作者指控，需为中国艾滋病问题负主要责任。研究者表示，虽然中国在法律上有救济制度，但目前艾滋病受害者的权利处于被剥夺的状态，而中国艾滋病问题，在政府“三不政策”下，似乎还有很多困难要突破，同时，问题的实际严重性也没有被反映出来。
保障没有落实 部门相互推诿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致力艾滋病患者权益维护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刘姓法律项目工作人员向《看中国》介绍，目前包括河南河北等全国各地的艾滋病人，向他们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目前国家规定的免费抗病毒药物数量及质量仍不够，病患要求进一步获得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并扩大质量数量，对他们的医疗需有进一步的保障。
二、因为丙肝和艾滋病的感染途径相同，也是通过输血和母婴途径传染。尤其是在采供血这块，九十年代那些采供血受害者也感染了丙肝，这个病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性，也具有传染性，同时非常难以治疗，需要持续用药。但目前治疗丙肝不是免费的，且费用比较昂贵。很多贫困患者无法获得抗丙肝药物，所以呼吁抗丙肝药物的免费供应。
三、病人的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据河南艾滋病人反映，每个人的低保现在大概是每个月六十块钱，稍微高一些的是七十块钱。刘姓工作人员表示，在当前的物价水准下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连一个基本的吃饭问题都很难得到保障。所以希望把目前的低保适当的调高些，让他们最起码保持一个温饱的状态。
四、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待遇问题。有些儿童是因为出生时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有些是父母感染艾滋病，然后子女的生存受到危害。在2009年，中国的民政部有个规定，每个相关情况的儿童，每月有六百元补助，让他们有基本生活保障。但据艾滋病感染朋友说，保障远远没有落实。所以他们也向民政部和财政部反映，希望能得到落实。但他们反映民政部、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有相互推诿的状况，令他们不满意，还需要进一步做工作。这些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也包括就业歧视等问题。
“而且近些年来，发现输血受害者不断增多。当初感染时可能没有注意，现在出现了并发症才检查出了艾滋病。但我们律师帮助他们去诉讼，希望能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要求医院赔偿的时候，法院根本就不立案的。尤其是在河南地区，立案庭的法官就说，是上级有规定，不准立案。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今年的7、8月份，两次去都不给立案，然后我们去上级的法院检察院反映，也都没有结果。”
“虽然在法律上有规定法律救济制度，但目前艾滋病受害者们的权利是处于被剥夺的状态的。”爱知行研究所人员说。
政府“三不政策”抵挡真相 专家问责李克强、李长春
研究人员的说明也反映出了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很多过去“血浆经济时期”下的艾滋病受害者，不但没有得到救济赔偿，还遭到当局打压，在“三不政策”下，问题的实际严重性也没有被反映出来。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向《看中国》表示，1990年代震惊世界的河南污血案，至今已近20年，但主要责任人，当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和他的继任者、时任河南省长的李克强，在有“后台”撑腰下，“不仅从未受到问责，现在李克强还成了国家领导人。”
陈秉中介绍，事件最早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初露端倪。李长春1990至1998年主政河南省期间，正是他的推行下，使“血浆经济”在河南快速发展，短短几年间，加入卖血的农民迅速增多，1995至1996年达到高峰。
他在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中指，据河南省卫生系统内部知情人士估测，那段时间河南全省约有140多万人卖过血。几年光景，河南有一、二十万农民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毒，之后至少造成数万卖血者因此死亡。艾滋病在豫东和豫南农村暴发流行之际，李长春没有全力控制疫情，反而把关注点放在打击出面揭露艾滋病大流行真相的人上，加剧了疫情蔓延，错过初期救治和预防的大好时机。“由于艾滋病，河南有些村庄多年男无娶、女难嫁，村里生的孩子没有死去的人多。”
而李克强于1998至2004年接任李长春之职后，一方面极力掩盖李长春推行“血浆经济”的斑斑劣迹，另一方面又承传李长春的做法，对举报和上访的受害者继续打压。尽管他采取了一些救助措施，但在蓄意隐瞒重大疫情这一关键点上，没有任何改变。
陈秉中说，目前政府对受害者实行的是不立案、不问责和不出台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方案的“三不政策”。他并说，“针对河南，是因为河南特别严重，其他地区是局部性的，河南是整个省，范围大，一、二十万人感染。不像其他地区是几百人、几百人感染。这么多人感染，李长春、李克强俩同流合污跑不了。现在李克强他还主管全国的艾滋病防治，这样的人来领导全国爱滋防治工作？”
他表示，因为艾滋疫情被当国家机密保护，因此这些艾滋真相的相关材料很难收集，他从1993退休至今，已经作收集工作10年了。“资料是从受害者、一些背后支援的人，例如维权人士中得到，包括他们给我提供法律上的材料。因为我举报要负法律责任的。我目前收集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还要继续收集，但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了。”
对于来自当局的压力，他说不怕：“我现在79岁又肝癌末期，活的时间也有限了，应该为公平正义而死，死的也就有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