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我邀请到《南方周刊》前副总编长平跟各位听众，讲述他申请来港工作时，遇上突然其来的障碍后，他更透露因一些领导的指令而失去工作。今集，他会继续讲当年在集团时，领导如何向他施加压力﹐以及分享在德国短期逗留的经验及反思。
主持人： 你今年1月离开南都集团前，报社的人有没有讲明你不能做什么？
长平： 当然有。领导跟我谈心，这不止于一次，他或是给我转达上面的意思说「你写文章要谨慎」，还说「我不能出国」。我多次申请出国进行访问也得丕到批准。还有人跟我说「你以后两年能不能不写文章？否则，你就可能被开除。倘若不写，我们会试一试看还有没有谈判的空间。」这个当然被我拒絶了。国保也有约我喝茶、谈心，并对我说：「不要写对国家、党及政府不利的文章等。」这些我都愿意跟他们恳切的交谈。还有一些间接的威胁如禁阻了我的专栏，让我失去工作，这个威胁一直存在。
主持人： 你回顾过去曾撰写的文章，内容是否真的对国家、党或政府造成不利的事情？
长平：若说对国家，我个人认为只有好处，因为在我个人认识当中，只有言论自由，国家才能进步，很多事情才可以公开讨论，才能尊重民众的意志。我觉得我做的贡献太少了。对政府﹐尤其是政府部门中希望保持垄断利益，希望不受监督这些絶对权力，为所欲为。对这样的人，当然是不利的，因为我的文章就是希望平等，要求媒体平衡报道，客观真实的报道，这样的情况出现后，媒体可能就不只是对事实进行客观、平衡的报道，也有可能对官员的腐败问题、权利问题都进行了这样的报道，这些对他们看来当然不利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不利，我看来是对社会有利的。」
主持人： 到现在，他们仍把「不能做对国家、党或政府不利的事」挂在口边，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长平：是两方面，自大跟自卑通常是一体的。凶悍及恐惧通常也是一块银币的两面。权过于集中而且不受制约的集团及人士，他们会对我这样要求平等及理性的谈论问题时，通常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感受到他们觉得权利受到冒犯，他们会想「你怎么敢谈西藏问题？」因为他们一再告诉国内的媒体，西藏问题是不能碰的，碰就非常危险。主权、边境、宗教、军队及民族问题，你碰其中一个问题，他们会觉得不管你谈什么，会觉得「我没让你谈，你谈了，这就错了！」谈一个问题也不行，你现在同时谈几个问题，所以，他们会觉得你极大的冒犯，这是一种傲慢。
另方面，也确实可能存在恐惧问题，他们会觉得如果能谈这些问题，那么其他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谈？其他非法的权利、利益是否是就保不住？这种恐惧感显然存在，不然他们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对付我的一篇文章。
主持人： 你现在为阳光卫视电视台制作的电子杂志，在国内的网络已被禁了。
长平： 是的，我向香港入境处申请的原因是我作为香港媒体出版的杂志的主编，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理由在香港可以申请工作，但是，却不能。这份刊物出来后，我们并不是激烈的表达什么﹐而只是想做好一份媒体，去掉一些过多的自我审查的成份，在国内看来就是谈到一些敏感话题，所以，一开始就全面的禁制，越来越热烈的禁制，甚至在微博发表针对我们团队个人的事等，这情况我觉得是非常遗憾。
你说我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其实，我还不是，我还是受到一些关注，我想有一些同事被剥夺了工作，受到打压，他们只能默默无闻退回或改行，不再从事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种情况也很多，甚至外界也不知道，甚至在今年初有些人被失踪了几个月，有些人好似艾未未及冉云飞受到关注，还有些人仍未受到关注，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理由下被关押、跟踪及审查。虽然，后来被放了，但是，他们遭受到的无辜，其实有些时候较我更严重，所以，我觉得我的事实不只是一起事件，它是整体中国言论环境的结果。
主持人： 怎样评论中国今年整体言论自由的环境？
长平： 由于今年初发生了茉莉花的革命，也有网民号召发出的中国茉莉花革命，虽然，只是网络的传言，但是，引起中国当局的极大重视及过度的反应，这反应到媒体去，引起了惊弓之鸟，媒体也遭受到整顿。显然，言论自由进一部收紧，对网络的监控也是进一步细化和新浪等商业公司的合作也是越来越深入及密切，达成他们努力和商业公司达成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用资本及政治一起来控制舆论。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遭遇抱怨及反抗包括在新浪及微博等地方。但总的来说，国家的力量还是过于强大，民间的声音及抗争作用也非常大，但是，目前还不能抗衡。
长平现正身在德国参加一个名为「伯尔小屋」的写作项目，这个项目是由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享利希．伯尔的家属成立一个基金所赞助的写作项目，目的是为纪念享利希．伯尔而设。据长平讲，伯尔是一位主张言论自由碰击专制，同情社会低层的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后人为继续他的遗志，故在他去世后，把其故居捐献出来资助一些需要的作家、媒体工作者从事自己的写作及研究。
这项目虽然是一个短期的资助，但是，长平从中得益良多，因为，他可以认识了解德国这个背负著复杂背景及历史的国家，同时间，更让长平可以有一个宁静的环境思考，研究写作。
在德旅居了一段时间后，长平有不少反思，更发觉自己对现时的中国感到有点陌生，因为过往一些传统的美德似消失殆尽。
长平： 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状况是住在一个农家园子里，因为伯尔本身就是住在村子里。它是非常发达的乡村，俱备各种现代化，人与人的相处也非常和睦，这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一种理想田园社会，再加上，现代化的各种生活条件。我觉得当一个社会是可以做到一个这么和谐和美好，并不是那么困难，只要一个社会政治上未有故意搞一些专制，然后老百姓可以做到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德国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国家，我进行了一些访问，尤其是纳粹时候东德时期，我做了些反思，德国给中国社会提供很多的借镜。最大的感受就是，历史不应该只是问效用，而且应该讲公理，政治应该讲伦理，讲是非。
中国现在普遍只讲功利，效果，可以赚钱更多又或社会可以更稳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德国现在社会稳定，政治发达，较中国强很多，但是，我从它们的历史考察中觉得，这不是第一位，第一位的是他们会问「我们该不该这样做？这样做的道理在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更有意义，这一点是中国越来越陌生的问题。
主持人： 有一句话，我们经常听到因为中国的一些领导人或者官员常常挂在咀边，他们会说中国的老百姓仍要管，未有能力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你认同吗？
长平： 这样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深一点看，他们是把人分成几层，有些人是可以享受这样的权利，有些人不配享受，它其实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言论，因为他把人分成各种。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人开始民智的历史早于世界上很多民族，我们在唐朝的时候，各方面都比较发达的时候，其他很多民族包括德意志民族都不知道在那里，或者在形成当中，用这理由说德意志或美国民族比中华民族更适合享受民主自由，这明显是非常错误的说法。
另外，就算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确在社会中有些民主自由还不俱备，但这不是因为民智不开，而是因为专制统治者剥夺了民众学习及了解这些东西的权利及机会。现在若不给更多民主及自由，他们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过去知道的东西都会忘掉，已经拥有优良的品质都会忘掉，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尊老爱幼。
现在，你在西方社会可以看见老人受到尊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校车非常稳固；相反，中国的老人跌倒在地上没人扶，小孩子坐校车会被撞死。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本来有的一些优良的传统都会失去，并不是我们本来没有的。所以，这样的结果应该是由统治者来承担的，他们若不实施民主自由，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坏，而不是说社会变得好的时候才实施民主自由，这是南辕北彻，很多人都上了当，相信他们这种籍口，事实上是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