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大陆网站上流传的一条回忆录，以及记者采访后，从未被报导出来的稿件，原文题为：毛泽东逝世后的花圈着火，烧毁礼堂，死亡694人！）
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领袖毛泽东逝世。新疆兵团伊犁农4师霍城61团在团部大礼堂开过追悼会后，留下的花圈谁也不敢处理。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这是毛主席逝世时，全场1万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谁给弄坏了，随便捡顶帽子给你戴上，说你对毛主席不忠，谁担待得了这样的罪名？
在礼堂的后半部份，大约占了120平方米的面积上，堆放着近千只各式各样的花圈。从地面往上，足足2米多高。
按中国传统习俗，花圈要么烧掉，要么放归墓地任其自然。然而，这些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被扎成一个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灵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处理。岂止是农场这一级，县和地区也不敢处理。农场曾经想过，追悼大会开完以后，就召集各单位的支部书记们一起，把花圈烧掉。但又觉得不妥，就要政治处的同志请示上级，结果答复是集中保管，听候处理。这样一来，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来。礼堂也就成了花圈们的栖身之地。
谁料到，五个月后，这些花圈着火，烧毁礼堂，死亡694人。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
当远在80公里之外的消防车赶来的时候，礼堂已如同一个填满了燃料的巨大炉子。还未等到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亲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但一切都不可能。694条生命永远消失在了这场大火之中，161人受伤致残。在遇难者中，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597人。
不错，火是由12岁的小学生张广辉放了一个“地老鼠”花炮引发了那些堆积如山、一遇火星便迅速燃烧的花圈。假如那近千只花圈及早地处理掉，这灾难也可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这些花圈，莫说一个花炮，即使放上一百个也不会酿成这场夺走694条生命的大劫难啊！
由于61团紧靠中苏边境，当时中苏关系仍在恶化状态，华国锋刚继任主席不久。所以这个世界罕见的重大火灾死亡事故被保密下来。这场惊天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进行了报导，而我们内部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敢触及火灾的成因。
当时我的父辈们在63团，他们都乘车到61团帮助埋人。埋人回来后几天都吃不下饭。694条生命呀！这是49年至今，在一场火灾中夺去生命数量最多的一次灾难！
下面是记者采访见证人讲述这次事故的详情。
1977年2月18日，正月初一。新疆伊犁地区农垦61团场笼罩在一片节日气氛之中。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新年，上年秋粮又获得了少有的丰收。农场的商店特地采购了大批的鞭炮和烟花。为了给节日助兴，初一一清早，农场宣传股就通过广播通知各家各户，晚上9点在露天场放映电影《战友》。
看场电影，对当时大多数农场人特别是少年儿童，还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晚上8点多钟，农场宣传股马干事、放映组长柯玉奎和放映员小高已经将银幕挂上，放映机也架好了，小型汽油发电机“突突突”地欢叫起来。
看看手表，开演的时间还差十来分钟。小高放在放映机按钮上的手又移开了。手有些冻，脚也冷得发疼。他双手合掌，放在嘴边呵了口气，对柯玉奎说了声：“这天还真够冷的。”
柯玉奎下意识地踏了踏脚。其实他那双脚，也开始发麻了。气温仅有零下十二、三度。
如果把电影改到身后的礼堂里去放，至少是不会挨冻了。小高一边想着一边扫了一眼观众，约摸有个八、九百人的样子，放在礼堂里也是绰绰有余的。想到这，他走到柯玉奎跟前说：“老柯，我看咱们不如把电影挪到礼堂里面去放，外面太冷，人受不了，机器也受不了。”
“以前不都在外面放的吗？”柯玉奎觉得搬来搬去有些麻烦。
“你跟马干事说一声，他要同意了，咱们找几个人帮忙，三下五除二也就搬进去了。”小高搓着手道。
柯玉奎觉得也有些道理。
“马干事，咱们是不是挪个地方，到礼堂里面去放？”柯玉奎道。
马干事是宣传股专管文化这一块的。到礼堂里面放电影，照说也没啥，但他顾虑的是那里面的花圈。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这是毛主席逝世时，全场1万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谁给弄坏了，随便捡顶帽子给你戴上，说你对毛主席不忠，谁担待得了这样的罪名？
“能在外面凑合就凑合一下吧，再说这事也是政治处开会定的，要变，也得请示领导呀。”马干事说。
“嗨，这么点事，也值得兴师动众的？你是主管，你说句话我们就搬了。再说，你知道处里领导到谁家喝酒去啦？”小高快人快语。
“我看问题不大，人往前坐一点，只用半个场地就够了。”柯玉奎又说了一句。
“那……好吧，那就快搬。”马干事终于点了头。
一听说改到屋子面放映电影，观众席上已是一片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往礼堂里面钻。
转场只用了10来分钟的时间。礼堂里面，由于人们按吩咐不靠近花圈，尽量靠前坐，如同沙丁鱼罐头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人，几个调皮的男孩子互相投掷着点燃了的一寸小鞭炮、女孩子们因害怕而发出了尖厉的叫声。
地狱之门悄悄开启。
这座建于1964年的礼堂，连化妆室、广播室都包括在内，总面积不过760平方米，礼堂实用面积为609平方米。长42m，宽14.52m，顶高7.2m，墙高3.7m，有17个大窗户，7扇大、小门，屋顶是用木条插拼起来的棱形格椽，基本无梁，木板盖面，然后是两层油毛毡、三层沥青覆盖。这座礼堂，尽管室内没有固定座椅，但外景壮观，窗户别致，冬暖夏凉，也是文革中开批斗会、讲用会的主要场所。
1972年，农场曾经在正门的外面，又增修了一个柱廊。2个直径一米的大柱子，为礼堂增添了威武风采。
1975年3月，上级主管部门决定在农场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现场会”，场党委对礼堂进行改造修缮。考虑到落地式大窗不适合农场使用，就用砖将17个大窗从下往上砌起来，只留0.6m×1.4m的17个无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二期改造工程中，又将南北3个大门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
看着这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有的职工说像监狱，有的人说像仓库。弄得当时的领导们脸上好无光彩。在礼堂的后半部份，大约占了120平方米的面积上，堆放着近千只各式各样的花圈。从地面往上，足足2米多高。
按中国传统习俗，花圈要么烧掉，要么放归墓地任其自然。然而，这些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被扎成一个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灵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处理。岂止是农场这一级，县和地区也不敢处理。农场曾经想过，追悼大会开完以后，就召集各单位的支部书记们一起，把花圈烧掉。但又觉得不妥，就要政治处的同志请示上级，结果答复是集中保管，听候处理。这样一来，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来。礼堂也就成了花圈们的栖身之地。
5个月的时间里，上级也没有明确指示，农场也不好处理。但5个月的时间，却使原来润湿的树条、苇杆、松枝干燥起来。人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他们自己亲手扎制的花圈，在一个12岁的孩子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时候，成为魔鬼的第一帮凶。
电影是9点半左右开始的。也许是片子太老了一些，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场子里的秩序仍然不太好。那几个调皮的男孩时不时地掷出几个小鞭炮，引出一片片惊叫。
小高有些急了。乘换片子的时候，他通过扩音机警告人们：“如果再有人放鞭炮，就不演了。”而且，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重复两次。
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采取断然的措施。而马干事、老柯等人也同样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他们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凑和把电影演完，然后找几个朋友打打扑克或喝上二两。大年初一嘛，看电影不尽是些娃娃吗？有几个大人呢！
灾难发生在晚上11点15分左右。电影里，“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战士已经拥抱在一起了。按正常速度，再有3、4分钟影片就该结束了。在礼堂的后面，花圈堆放起来形成的斜面上，有4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正无聊地坐在那里。电影吸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完整的画面。
也就在这时候、那个叫张广辉的12岁的小学生，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俗称“地老鼠”的花炮说：“我这里有个‘地老鼠’，是个哑的。”
“走，到外面放去，这家伙在冰上转起来挺好看的。”同是12岁的许兵接上了茬。王建军也附和着说：“放吧，挺好看的。”
张广辉手上这个炮，其实并不是个哑炮，只是捻子烧到纸边上灭了，只留下一点点根子。
几个娃娃都没有动，谁也没站起来真正走出去。张广辉对火炮能不能放是没有把握的。正因为这一点，他心存侥幸，反正电影也快完了，不如点一下试试。他完全是在一种满不在乎的心态下，划着了一根火柴，然后吹灭了火焰，用阴燃着的火柴棍朝药捻处捅去。
眼前腾起一片耀眼的亮光，“地老鼠”已经从手指问飞了出去，带着哨音，钻进了花圈。立刻，一股火苗窜了起来。
“着火啦！”这几个孩子争相往后躲，并叫出声来。
纸花、苇杆、干树条子充分体现出了易燃性。而就在眼前的几个成年人，原本是想救火的，但不得要领。他们伸手就去拉那只已燃烧的花圈，没想到这一拉，立时给火焰加了氧，火苗迅速升腾起来，沿着表层花圈形成了3米以上的火柱，直刺屋顶，礼堂迅速变成了一座炼狱。
小高算得上是第1位组织突围的人。影片最多只需半分钟就可结束，他还是关掉了机器。他扭头看火时，火头已开始燃烧屋顶木椽。而下面，大片的花圈已使礼堂的后半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空气中已经夹杂着纸灰、沥青的臭味。他感到头“嗡”的一声大了许多，呼喊和哭叫响成一片，人们已经开始拥挤，有的孩子已经被凳子绊倒，被人挤倒。
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大门。但就在这一时刻，竟然还有部份人心存侥幸心理，看见有人开始扑火，满以为这火烧不起来，更想不到会烧死人。因此，在最先退场的部份人中，居然还有人边退边向后张望。
火更大了。小高已经感到了灼热。看见门口缓慢移动的人群，他急了，用手电筒照着前面的人群高喊：“不要乱挤，快些出去！”门只有1.6米宽，人、凳子、椅子挤在一起，犬牙交错，再加上火已从头顶上压下来，逼得人们不得不低头，因此，在大门口实际己形成了一堵人墙。
小高无能为力。
柯玉奎听到了小高的叫喊，但没有人听从指挥。他清楚地知道，礼堂的7个门中，除了大门，只有化妆室这边的小门还能打开。他立即冲到了舞台上。这时，银幕上已经着火，屋顶上的电线也开始燃烧；浓烟在屋角那边打转。
柯玉奎凭着自己对舞台的经验，摸到了化妆室的小门前，就在这时，礼堂前半部的屋顶“膨”的一声都变成了明火，由木板和油毡、沥青构成的屋顶辟啪作响。沥青已经熔化，变成了燃烧的溶液，滴落下来，在人们的头上、脸上、衣服上燃烧。
柯王奎去拉那扇小门，没有拉动。想别门把手，手上没有任何工具。他有些绝望了，拚命地用肩扛、用脚踢，终于撞开了那扇门。但此时，化妆室的屋顶也已燃烧起来了。柯玉奎顾不上多想，直去开窗户。当他拉开窗户时，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
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白云。这个14岁的男孩子生得聪明、机灵，只是个子矮。那天他和四、五个同学相邀，没带凳子，准备看一会就走。他们距大门只有6m远。
最初着火时，他们并没有在意，直到火大了以后，他们才开始往门口挤。白云个子矮，被挤散了。人流将他沿着墙壁推向了舞台那边。而他的几个同学，都挤到门口冲了出去。白云害怕了，但他的机智还是救了他。他上了舞台，这里距离小窗口只有2m多高。他看见舞台上有放道具的桌子，就移了过来，蹬着桌子，从窗户里拱了出来，一头扎在了墙下堆着的积雪里。一摸自己的脸，竟摸下一层皮来，这时他才感到疼痛，倒在了广场上……
张雷生是个高挑个的青年，他一看南面的大门已被堵死，便朝火小一些的北门跑去。这个门，是北墙上最西边的一个门。由于平时根本不用，所以早就用双股8号铁丝拧死了。
张雷生这一跑，引得不少走投无路的人都跟上来了，他被拥在最前边。到了门口，用手一摸，铁丝拧得像根麻花，不要说没工具，就是给你一把钳子，短时间内也弄不开。张雷生想到了破门。他用脚使劲踢了踢门，门板发出了空空的响声。有希望，他心里一喜，大声喊道：“你们往后退一点，我把门踢开。”但是，没有人肯听他说。后面涌上来的人群一下子把他挤得面朝外贴在墙上。他又急又气，双手撑住墙，用力一挤，才离开了墙壁。
火势更猛了。沥青挟着蓝幽幽的火苗，下雨一样往下落着。靠上面一些，火和烟已将氧气掠夺得令人窒息。张雷生的四周，无论大人孩子的头和身上，无一人不在着火、冒烟。
张雷生感到气喘不上来，每吸一口气，都觉得有火烟往肺里、喉咙里呛。他蹲下去了，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头上，挡住了滴落下来的沥青，他已经清晰听到了屋顶上木头发出了辟啪的响声，他预感到整个房顶就要塌落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了一股凉气从下面袭来。抬起头来，发现北门靠下面的那块门，被外面的农场副业队排长等人角砍土墁砸开一个大洞。几个在前面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
张雷生立刻来了力量，他顾不上门板上的木磋子撕挂，也从门洞里钻了出去……
农场里的人们，已经自发地拎着桶端着盆来救火。但此时，人们根本无法靠近火场。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南大门上的人们活活被火烧死。
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之后。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亲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
没有电，四处都是黑乎乎的。人们谁也不敢贸然进入礼堂的废墟之中，尽管此时，7个大门均被烧成了空洞。人们用手电筒往里头照，发现南大门和舞台下面，隆起了两座大包，透过烧毁的屋架，隐约可见人形残骸。由于浇入了大量的水，那两个大尸堆上，蒸腾着淼淼的白气。
直到这时，人们才彻底相信，再也没有人会生还了。男人和女人们大放悲声。凄凉的哭喊，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传得很遥远的还有电波。19日凌晨，恶性火灾事故的消息便传到县、地区、州和自治区，直至北京。
北京，烧伤病专家们急驶机场。
南京，由国务院抽调的1100张人造皮肤和医疗专家们，搭乘伊尔－18型客机紧急起飞。
地区工业局，也紧急调运了100m3圆木，连夜加工成板材，运往农场。天亮以后，第一批解放军官兵乘卡车赶到，开始清理现场。
处在最上面的一层尸体，头颅几乎全部被烧没了，肢体残缺，已成了一截一截的黑炭，有许多尸体已烧得粘连在一起。墙壁上，多处留下了人形痕迹。整个礼堂，狰狞恐怖。
汽车运来了白布。每个尸体2m，扯一块，包裹一具尸体，然后用汽车运到学校的礼堂里，一排一排地编号，等待人们认领。后来礼堂里摆不下了，就放到教室里，甚至连课桌上也摆了尸体。
死难的悲痛波及到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尸体清理完了以后的几天，失火的礼堂废墟里，夜夜都是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号，凄惨之极。
痛彻周身的悲恸，给人留下深刻的教训。防火意识的淡漠，无疑是思想上的原因。失火的那座礼堂，不具备任何消防设施，屋顶的沥青自燃点为375℃，而 有助燃时，仅为175℃，况且屋顶是全木制结构的。据事后调查，汽油发电机所用的燃料油桶，起火时也在礼堂中，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有半个小时左右， 而消防车还远在80km以外。等消防车匆匆赶来时，礼堂已如同一个填满了燃料的巨大炉子。
人们的麻痹大意，也使火魔有了可乘之机。就连花圈已经起火的时候，礼堂里大多数人都以为烧不死人。这玩笑开得太大了一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自己 的麻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当时，包括农场的领导在内，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有一位领导，当自己的孩子跑回来报警时，他竟还不愿相信，怒斥孩子“滚出 去”。
1977年3月，国务院在关于这次火灾事故的指示中指出：“这场火灾，表面看是由小孩玩鞭炮引起的，但突出的反映了那里的领导思想麻痹，不负责任，制度松弛，组织涣散。平时不抓教育和防火措施，遇事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导致小灾酿成大灾。”
假如当时放映人员按规定在露天场演电影，而不是擅自转移场地，灾难或许就不会发生；假如当那几个小孩子在场内燃放鞭炮时，立即被严厉制止，灾难也许 就不会发生；假如那近千只花圈及早地处理掉，这灾难也可能不会发生；假如早有防火预案，一发生火灾能够有效组织人员疏散，损失会小得多……遗憾的是，这些 善意的假设，已无法换回那694条生命。
那个放火的小男孩张广辉，在火刚燃起来时，就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他很聪明，趁着前面的人们尚未惊醒之前，他已冲出了门外。后来，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投案自首了。1977年3月，地区批准对他实施劳教，他被送到少年犯罪教养所。解教后，去了广东。
放映组长柯玉奎等人，被拘留了2年5个月，1979年地区批复，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听说他去了湖北。
对此事负有责任的农场领导们，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调离了农场。
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为天大的灾难：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个不剩命丧黄泉。活着的人悲痛欲 绝，近乎疯狂，他们睁着发红的双眼四处寻找团场领导，而领导早已躲了起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团场的政委，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将其打个半死。那些侥幸没受 损失的人家则大气也不敢出，悄悄窝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变故能不悲伤，不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死者家属作出一些过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谅解的，但当时的上级领导却认为这是 “阶级斗争新动向”，发来电报要求团场抓人。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头脑非常清醒，极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电局局长、13岁参加革 命的老八路、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61团场大火后被派来兼任团场政委的马骥。他清楚地知道若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必定会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中 间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导火索，局面将越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经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立即面见当时的伊犁地委书记谢高忠， 对他恳切地说：“老百姓太可怜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领导的体谅、帮助、关怀，即使关怀、体谅也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谢高忠听他说得有理，便采纳了 他的意见，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是多么难得的情怀!须知这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话不当便可能导致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
当时马骥是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后赶到火灾发生现场，负责火灾善后处理事宜。一些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和愤怒，便将怒气撒在六十一团场政委周政夫以及 前来调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领导身上。但实际上团场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儿也在火灾中遇难。为了稳定群众情绪，2月底，根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 中共伊犁地委的决定，马骥兼任六十一团场政委，负责处理“二．一八”火灾善后事宜。
在将遇难者全部安葬完后，由于迟迟见不到周政夫向群众请罪，情绪失控的几个遇难者亲属跑到“2．18”火灾墓葬集中地，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 穴里扒出来示众。得知此事后，马骥立即赶到现场，并躺在周政夫女儿的墓地上对准备挖墓的群众说：“你们如果非要这样做，就先把我打死。只要我有一口气，就 不会让你们做这种蠢事。”
马骥对情绪激动的群众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心情还不难受吗？周政夫和你们一样，也是失去亲人的不幸者呀！谁愿意放一把大火把群众都烧死，难道周 政夫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烧死吗？如果咱们再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可能会发生比火灾更悲惨的事件。如果你们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们，咱们再也不 能死一个人了……”
在马骥的苦苦规劝下，这起事件最终被平息。马骥说：“既然组织上将重担交给了我，我就一定要处理好善后事宜，让群众满意，让组织满意。”
在61团场工作的日子里，马骥每天都要到死难者亲属家里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事宜。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都没有掉过眼泪的老革命，每一次听到“2．18”火灾死难者亲属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时都会失声痛哭。马骥说：“这些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孩子，可怜呀！”
马骥理解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的心情。“他们心里难受，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30多年过去了，但只要一谈及此事，马骥仍热泪盈眶，“近700条生命就这么没了，谁不难受！”
由于担心群众情绪失控做出极端行为，当时，上级公安部门准备将一些“闹事者”抓起来。当民警前来61团场抓人时，遭到了马骥的强烈反对。他向上级领 导反映意见，家里死了亲人谁的心情不难受？更何况有的家庭在这场大火中死了好几个人，他们几乎都疯了。这种情绪下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为 什么不能原谅和理解他们？
马骥认为，在对待群众闹事的问题处理上，措施宁右勿左。最终，在马骥的反对下，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抓一名闹事的群众。
为了使群众尽快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马骥极力支持死难者亲属回老家探亲，以缓解失去亲人后的悲痛，并鼓励他们联系调至其他单位。马骥认为，离开61团场这个环境，遇难者亲属的心情会好一点。
事实证明，马骥的这一做法非常正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精神濒临崩溃的死难者亲属离开61团场后，痛苦渐渐得以缓解。
1978年7月，由于工作需要，基本处理完“2．18”火灾善后事宜的马骥调任伊宁市委副书记。在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马骥再也没有回过61团场一次。
马骥说，他很想回去，但又不愿回去，他害怕看到团部那个礼堂，害怕路过离团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30年后，年过八旬的马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旧事重提泪满腮，
七百儿女入火海，
终生难忘悲惨事，
常闻父老哭声哀。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仍言犹在耳，声震如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