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0年代后，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综合各种资料，包括逃往香港的中国难民传出的消息，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对这些报道，中国政府当时一概视为“恶毒攻击”和“造谣诬蔑”，一面严厉驳斥，一面邀请友好人士来华访问，以澄清“事实真相”。
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官方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外宾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应对外宾的台词等等。不少人访问后，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所认为的亲身经历，高度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并强调，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
这些文章又被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翻译过来，作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观感，转而向内推销。这里选录的，就是死人最严重的1960至1961年间发表在中国国内报刊上的中译版本，摘录自方华、史册主编的《大参考启示录》第二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1999年)。
瑞士《合作报》载文赞扬我国人民战胜饥荒 (1960年5月20日)
（1960年春，城市粮食供给明显紧张，一些地区饥荒饿死人的恶性事件相继曝光。此时官方报刊特意把去年12月一位瑞士人写的这篇赞扬中国已经战胜饥荒的报道，重新找出来发表。文章描绘了公社化以后中国人吃饭的快乐，断言“明天和今天一样，肯定不会再饿肚子了。”）
北京5月20日消息：瑞士《合作报》去年12月12日刊载了让•斯戴热尔写的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文章。题目是：《饭碗》。摘要如下：
我们对《合作报》1958年2月发表的关于世界饥饿情况的文章，还记忆犹新。看到饥荒增长的情况，谁能不毛骨悚然呢？
中国过去便是闹饥荒的国家中最可怜的国家之……
今天，中国战胜了贫困。目前，秩序井然，国家统一，政府廉洁，货币稳定，财政健全。讲卫生，爱清洁，扑灭了传染病。失业现象消除了。中国人都穿得整整齐齐。只有布匹还实现配给，据说这是为了能够实现更合理的分配。中国成了世界第二产棉国，棉布价格很低。
特别是，在饥饿仍是世界上一种几乎同原子弹同样严重的危险的时候，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却有了保证。大米、小麦、玉米、蔬菜似乎都能满足需要。当然罗，按人口计算，农产品仍然相当低。但是，按绝对数字计算，中国从1952年起，谷物产量就占了世界首位，从1949年的10,810万吨，达到今年的27,500万吨。这是官方数字，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没有一点引起我们对这一点的怀疑。农业其它方面的农作物进步也很大。渔业和养猪业的巨大发展，使得食物愈来愈丰富多采了。
中国人知道，尽管他们摆脱了贫困，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还很穷。他们不讳言他们的国家“还落后”，可是，他们立即补充说，主要的是发展速度。不过，从贫困到不富裕，已经走了一大步；很多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还没跨过这一步。
从1950年起，物价没有变动，工资却增加了一倍。不过工资仍然还低。
至于农民的工资，各地区不同。我们知道最高的是每月33元，最低为6.20元。不过在工资之外，每次还有一系列集体福利，特别是吃饭不要钱。
目前，许多人民公社的社员吃饭不要钱。吃饭成了不仅对劳动者，而且也对儿童、母亲、老人、病人的一种公共服务事业。
1958年秋季成立人民公社带来了幸福，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事！
中国人民展望未来，他们今天希望忘记过去那种一去不复返的痛苦。
在一个露天食堂的门前，大人小孩蹲在人行道上，手里端着饭碗在吃着，一大群孩子则在农村幼儿园的食堂里围在桌子上，他们愉快的笑颜，使相当黑的矮房子里顿然生辉。孩子们乖乖地坐在那里，吃着大米和白菜。我们到处感到一种还是新的幸福，明天和今天一样，肯定不会再饿肚子了。
盖耳德赞扬新中国人民战胜特大自然灾害 (1960年12月18日)
（盖耳德这篇报道，竭力赞扬当时中国“口粮是足够的，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粮食，而且价格很便宜”，儿童和成年人都笑逐颜开。然而，就在中国报刊转载此报道的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刚下发了《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低标准、瓜菜代”方针，大吃代食品，以弥补口粮不足。）
北京12月18日消息：英记者斯图尔特•盖耳德访华文章如下：
饥荒
我上次到中国，是在共产党革命前，那时，在河南和广东两省的大饥荒中，有八百万男女和孩子因为饥饿而死亡。在现代的西方，这样的恐怖是不可想象的事、而在以前，中国人遭受这种苦难却是通常的事情。
今年，华北遭到了六十多年来所未有的严重旱灾，但是没有死一个人。同为没有囤积粮食和做黑市买卖的现象，每一颗粮食都是平均分配的。
在1942年到1944年河南和广东两省的大灾祸中，政府没有把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亲分开。许多人为了换取几碗饭，出卖自己的女儿。吃掉了这几碗饭以后，他们就吃泥土和树皮，一直到他们死去。
今天在公社中和全中国各地的中国人民愿意一星期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八小时．一年中只有星期天和几个全国性的假日，原因就在这里。
尊严
因为肌肉酸痛要比肚子饿得饥肠辘辘要好一些。过着享有自尊和人的尊严的生活要比在25岁象一头无人理睬的牲畜般地死去要好。在1949年前，中国人平均只能活25岁。
30年来，没有一个英国人必须这样地生活和工作。
在一个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大部分的居住条件仍然是差得难以相信的。因为载重汽车不够多，千百万一人不得不用大车搬运日常生活必需品。广大人民不能每天吃肉。现在绝大多数英国工人享受的奢侈品并不存在。
但是口粮是足够的，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粮食，而且价格很便宜。我和我的妻子同一位朋友在北京最大的饭店里吃了一顿饭，包括油炒饭、带有素菜的牛排和鸭盹肝、五香豆腐、啤酒和茶的五道菜每道不到一先令。中国首都的这家饭店相当于伦敦的萨伏伊饭店。同这比较，中国工人用餐只消几个便士。
当然罗，虽然粮食产量已大大增加，还远没有有充足够的肉吃的情况，但那是因为还没有生产出足够的肉来，而且不是由于只有少数能够出得起供不应求的高价的人才能买到的缘故。所生产的肉供应那些最需要它的人们----矿工、造船工、钢铁工和重体力劳动者。
中国这些物质人民的改进----其中包括出色的医药和社会服务----是重要的。
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革命。这个革命在深刻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态度。我们在5000英里的旅行中没看到一个乞丐和穷汉。
如果说这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政权已经使她的人民丧失人性和道德败坏，那么为什么敬老院都尽可能地设在幼儿园附近，以使没有子女的老人能够与儿童一起游乐呢？为什么年老寂寞者受到这么关怀的照顾呢？
公社生活是沉闷单调的吗？成都附近的新民公社中有四分之一中年工人仍是文盲：他们的工具上贴上小图记，以便辨认。对他们来说，学习文化是一种新的快乐。每个公社都有电影看，摄影和制片的质量使我感到出乎意料。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业余歌舞乐器手队。
真理在违反一个人的偏见的时候，往往是使人感到不舒服和不安的。
我哪能使愁容满脸的中国儿童和成年人在照片中显得笑逐颜开----我的照相机摄下了它所见的。我报道的是我所发现的东西。
人民公社在同自然灾害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1961年2月1日)
（这篇题为《我在中国人民公社里没有看到饥饿》的文章说，从1960年4月到1961年1月作者一直在中国，从未见到死一个人或有人挨饿。）
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2月1日在第3版刊登密歇尔•莱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在中国人民公社里没有看到饥饿》，摘要如下：
我在中国访问了几个月，于上星期刚一回国，就看到上星期三的《先驱报》刊载的一侧消息，叙述“在中国的人民公社中每天有许多人饿死”。
这使我异常吃惊，因为我离开中国还不到一周。
因此，我要马上说：从去年4月到今年1月我一直在中国，我从未见到死一个人或有人挨饿。
在我逗留期间，我参观了许多城乡人民公社。
正好相反。如果不是有人民公社，本来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挨饿。粮食减产的情况将会更糟，而生产的分配肯定会像在旧中国那样，即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或者饿死。例如，在抚顺，过去发生过水灾。1937年遭到一次水灾，淹死三十万人，还有许多人因洪水而逃离了家乡。
去年8月下旬，抚顺遭到另一次水灾。水量比1937年大一倍。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死。
我问我会晤过的人们，他们是怎样同天灾进行斗争的。
他们始终如一的回答是，如果不是因为有人民公社，在中国，他们就要遭到人类最可怕的灾难。
他们承认，“我们不能控制风、雨和太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人民公社内怎样组织起来和这些自然力量作斗争”。
在从前，在中国农民走上这条道路（从土地改革，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以前，遭到自然灾害就什么都完了。如果庄稼遭到雨、霜或旱灾的损害，农民所能作的只是坐下乞求出现改变他们的命运的奇迹。
去年我在北京市外第七次遇到种植大米的农民。
我问，“假如这次庄稼毁了，你们将怎么办？”
他们惊奇地注视着我。
“呵，当然，再种呗。此外你还能期望什么呢？”
确实，在现代的中国，在成立了公社的中国，在千百万人不再挨饿的中国，此外你还能期望什么呢。在《先驱报》所希望恢复的那个政治结构存在的时候，中国是有千百万人挨饿的。
同时《人民之声报》在第八版刊登了一张表明中国农民正在抗旱的照片，照片说明是：如果没有公社建立起来的许多水利工程；中国所遭受的旱灾本来会使大批人饿死。
人民公社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 (1961年2月11日)
（“我见到过人民公社菜单，上有三四个菜，每个社员都可选择他所喜欢的一种；我见到过那些挤满了顾客的市场。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人吃得很好……我见到托儿所的孩子都穿着厚厚的大衣，把他们包的那么重，那么圆，胖乎乎的就像我国熟了的大苹果。”）
厄瓜多尔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2月11日刊登了内尔松•埃斯图皮尼安所写的一篇驳斥反动报刊诬蔑中国的文章，标题是《中国并没有饥荒》。摘要如下：
有一些朋友问我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和关于宗教的问题等，我刚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回来；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而不是道听途说的。另一方面我是个独立人士，可冷静地对待真实的情况。因此我有条件提供可以信赖的关于中国的证据。
我见到过妇女、男人和孩子吃饭；我见到过人民公社菜单，上有三四个菜，每个社员都可选择他所喜欢的一种；我见到过那些挤满了顾客的市场。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人吃得很好。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在北京排了很长的队伍去购买唱片。一个遭受饥荒的人民有条件购买这么多的唱片吗？我认为单是这件事就足以揭露关于中国闹饥荒的谎言。如果说这还不够，或许必须再说一说，我见到托儿所的孩子都穿着厚厚的大衣，把他们包的那么重，那么圆，胖乎乎的就像我国熟了的大苹果。
公社在发挥它的效力。社员对超过他们以前的生产水平感到满意，为他们的组织感到自豪。公社已达到某种繁荣的程度。公社已建立了生产各种物品的工厂。
北京附近的一个公社已经有了十三座工厂。此外还有完备的医疗机构。虽然公社在1958年才组织的，已取得了的确令人鼓舞的成就。所谓人民反对公社，不过是真理的敌人的一种念头而已。
不难了解，这阵污浊的谣言的浪潮是从哪里来的，很容易找到它的发源地：那就是那些摔了跟斗、丧失了有650O0万顾客的市场的人；就是那些过去像吸血充一样吮吸旧中国人民的膏血、像强盗一样掠夺他们的人，这些人不愿看到中国人在工业上站立起来，不愿听到他们已能自给自足，成为一个强国，以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成就对世界的命运日益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成为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希望，不愿看到他们不久之后肯定在世界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
驳斥蒋帮说中国人民挨饿的谣言 (1961年2月19目)
哥共《前进报》驳斥蒋帮谣言 赞扬我三面红旗保证了人民吃粮
哥斯达黎加共产党机关报《前进报））2月19日刊登了阿道弗•埃雷拉•加西亚驳斥蒋帮说中国人民挨饿的谣言。摘要如下：
我可以肯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5,O00万人并没有挨饿
二、中国人民在过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剥削他们、掠夺他们并屠杀他们的时代是闹过饥荒的。
三、在1960年9月，我访问中国时，有17亿亩耕地。
四、农业生产比解放那年即1949年增加了1.13倍。
五、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党的总路线保证了所有的公社社员和几百万人吃粮。
六、由于组织了公社、技术的进步和中国人民致力实行渠道化，自然灾害已经不能产生以前那样的损失了。
英国专家说中国没有人会挨饿 (1961年3月21日)
（虽然在农产方面，中国由于水灾和旱灾会遭遇困难，但是粮食是断不会缺乏的。没有人会挨饿的。）
英国专家承认公社化运动成就惊人
【英国广播公司华语广播】专题讲座节目(每两周广播一次）（北京时间3月21日收听）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广播《中国现状》讨论的第二部分。
我们首先要谈的问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的各种问题。在原来的英文节目中的两位发言人，一位是中英贸易专家，另一位是剑桥大学经济系的付教授。这两位是罗宾逊和贝杰尔，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种问题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
贝杰尔说，有人认为，农业集体化是违反了农民的利益的，这种见解是不对的。他认为中国的农民自始至终认清了集体化和机械化的确实的价值，所以是农民自愿而不是被强迫的。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口的极度稠密、每个农民只分到手绢大小的小片的耕地；第二，是农民一向知道，既然要依靠灌溉，就得共同合作。对于生产大跃进，贝杰尔和罗宾逊说，中国所有主要的工业、农业生产指标原订在1962年完成的，到1959年就提前完成了。
1958年年终的公社运动，当时并不是有人要把公社制度硬加到集体农场的头上去，而是人民自己由下而上的要求而成立公社的。要是没有公社运动，全中国这种迅速惊人的进展是不会可能的。至于城市公社的发展，起先只是由少数妇女收拾一两间小屋子，凑点钱和工具来从事生产，渐渐地扩充成为工厂，进而组织公社。有人批评公社破坏了家庭，其实在英国，中等人家的家庭主妇拿衣裳送出去洗，把小孩交给别人看顾；还不是最平常的事吗？至于中国的人口那么多，而成天闹着人力缺乏，连妇女都到工厂里去，听来好像很荒谬，不过从经济观点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妇女对生产有着重大的贡献。
贝杰尔说，英国人觉得人口众多是经济上的累赘，而中国把每一个人看成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而且凭公社运动和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有把握来应付无论怎么样大的人口增加。虽然在农产方面，中国由于水灾和旱灾会遭遇困难，但是粮食是断不会缺乏的。没有人会挨饿的。
照贝杰尔看来，不出10年的功夫，中国就会登上全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第三位。在经济上，这不但不会威胁英国，而且只会增加英国的贸易，因为世界越富强，要交换的财富就越多。
海伦•史密斯说中国人吃的超过所需 (1961年4月30日)
（“我们留心地寻找着臆想中正在经受的‘饥荒’的迹象。我们未能找到它。成年人，特别是儿童们看上去都非常健康，面色红润。我们看到人们吃饭时满碗大米饭、蔬菜和其他可口的食物时，对我们来说似乎超过所需的足够数量……” ）
海伦•史密斯谈中国之行
4月30日的美共《工人周报》发表了海伦•史密斯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之行----从广州到上海》。摘要如下：
香港的火车停在罗湖，我们急急忙忙地徒步走向这个五星红旗飘扬的车站。这就是深圳，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门。去广州的火车差不多将要开了，因此海关的手续一下就完成了。
当我们乘坐的火车飞快地驰行时，我们能够看到一伙一伙的农民在巨大的田野上劳动，田野看上去是十分兴旺的，虽然大部分的工作仍然是利用水牛和人力来进行的。我们也看到了一两台拖拉机，但是，象我们后来所了解的，到目前为止只制造了五万多台。对于一个在解放前甚至不能制造一辆自行车的国家来说，这是不算坏的了。
访问广州的观感
到达广州的时候，它的洁净使我们感到惊奇。显然，在这里，像我们以后所访问的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人们浸染着社会主义主人翁的骄傲感。
由于在广州只停留一天，我们挑定去看中国出口商品常设展览会。我们对可供出口的商品的多样性有很深刻的印象，它们包括有一万种在解放前中国完全不能制造的物品。这些商品从钢笔、电影放映机和精密的量具到巨大的工业机器、豪华的汽车，甚至还有电子计算机。一幅巨大的地图标明着和中国有贸易关系和贸易协定的国家，看上去美国确实显得是非常孤零零的。这里还有许多东西是我们所喜爱的－－艺术品、美丽的丝绸、地毯、药品和丰富的食品。……
赴上海参观
在跨越珠江重新修理过的大桥附近（它是被撤退的国民党军队炸毁的，并且大约有五百名老百姓被炸死），我们看到聚集着一群人，就走上去看看引起轰动的原因。那里刚刚张贴了今天出版的三家本地报纸中的一份报纸，人们是聚在那里看报。
我们留心地寻找着臆想中正在经受的“饥荒”的迹象。我们未能找到它。成年人，特别是儿童们看上去都非常健康，面色红润。我们看到人们吃饭时满碗大米饭、蔬菜和其他可口的食物时，对我们来说似乎超过所需的足够数量，而在火车餐车中使铁路人员食用的份额之大也是超过我们所愿意吃下去的分量的。然而，中国人远不是满足的，而且正进行一个巨大的战斗来改进农村人民公社并增加粮食供应。
因为现在有一半的耕种的土地得到灌溉，这是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挖掘数万个水库和运河的结果，1960年的粮食生产不比风调雨顺的1957年少，而且大大地超过解放前的任何一年。然而，人口不断地增加（没有压力限制它），就没有足够的粮食来维持在生气勃勃的“大跃进”年代所达到的那样高的体力劳动强度。因为这个原因和也许部份是由于人的机体要求在消耗了如许多的精力后需要休息，就开始了说服人民休息和享受他们的业余时间的运动。许多热情的年轻人对这种悠闲的运动啧有繁言，但是我认为有阅历的人士强制实行这个运动是明智之举。
我们连夜坐火车去上海的旅行是愉快的。卧铺是舒适的，而餐车则为我们做了美味的美国式的早餐（而我们是更欢喜我们同车的中国旅客吃得津津有味的早餐鱼汤鸡蛋面）。
中国农村朝气勃勃人民公社不可动摇 (1962年1月22日)
（日本客人从中国获悉，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一个饿死的人也没有，也没有发生囤积或投机市场等现象，零售价格也很稳定。）
【日本广播协会电台1月22日广播】海外通讯：
今晚播送日本广播协会政经副部长家城（启一郎）谈共产党中国的农业歉收的情况和人民公社的现状等。
我们最感兴趣的，或者说是最关心的，是中国的连续三年歉收以及歉收对市民生活有什么影响。他们说，给一部分国民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一个饿死的人也没有，也没有发生囤积或投机市场等现象，零售价格也很稳定。如果不是政府权力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使这次歉收停止在最小限度上，这是由于政府从前储存了粮食，但是据说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有把全国农户的将近100％，即99％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所以才能够防止了歉收的灾害。
关于人民公社制度，据种种传说，最初出现过落伍的人，但是现在令人深刻地感到，这个人民公社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到达北京第二天，访问了距北京15公里的人民公社。那里广泛而适当地安排了土地和农民的劳动力，还有小规模的商业和制造工业等。对收入分配也很费心思，令人感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已很好池组织起来了。最令人钦佩的是很好地解决了水利问题，没有争水的现象。今人注目的还有，互相协助非常周到。村里的人们（过去叫村民），年轻年老的，都在努力修理或是制造小型农业机械，还有的在铸造，有的在打铁。今人感对．这是朝气勃勃的中同农村。
这里的农民一个月休息四次，可以耕种自留地，产品可以自用或是销售。
人民公社还有酿酒工厂、砖瓦工厂、制糖工厂等；还在医疗设备和敬老院等，令人感到为了克服农民最苦恼的灾害和疾病所作的努力已经切实地有了效果。
这可能不是示范公社，所以也许不能作为判断全部（人民公社｝的材料，但是借以重新认识了人民公社的件质。
美《新闻周刊》诬蔑我生产公报数字是“夸大的” (1960年2月1日)
美国《新闻周刊》2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党中国：夸口和事实》的文章，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宣布在它的“到1970年赶上英国”的运动中又跨了一大步。北京在透露1959年的生产指数时报告说：工业和农业的总产值是2413亿元，比1958年增长31.1％。煤的产量在1959年增长了29％，达到34800万吨，英国的产量是2亿吨。钢增长了66％，达到1335万吨，英国的产量是18OO万吨。电力增长了51％，达到415亿千瓦小时；水泥生产增长了32％，达到1200万吨；整个国民收入增长了21.6％。
没有疑问，北京的统计数字是由宣传机关夸大了的。例如新的钢有很多是在“后院高炉”中生产的，而且共产党人自己也认为“不适合于工业之用”。农业也落后了。去年的谷物产量仅增长8％，而原来的目标是40％。
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的生产是在以可怕的速度增长着这一总的说法。这也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无情地动员了这个国家的全部劳动力。
铁托集团诬蔑我国大跃进 (1960年2月7-15日)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月15日电】今天的《战斗报》在第二版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反南攻击》，刊载了没有注明来源的消息。消息说，“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近几天来加强了反南斯拉夫运动。报刊发表文章重复了众所周知的捏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十周年的庆祝电被用来进行反南斯拉夫攻击。”
《战斗报》12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写的中国通讯：“农业----基本环节。”作者说，中国除粮食和棉花以外，“其他农作物的发展相当不统一，还有某些薄弱环节，因此为使这些作物的种植赶上粮食和棉花的生产速度，就必须作出巨大努力。实际上油料作物的生产还不能满足需要，而蚕丝和茶叶的生产尚未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畜牧业仍是薄弱环节，这一切落后条件都必须改变。”
造谣有“难民”逃往香港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5日电】昨天出版的周刊《虹》以“因中国难民而引起的惊慌》为题，诬称“中国难民”至今仍旧越境逃往香港。
作者诬蔑宣传说，“难民要求保护、粮食和工作。”作者引用一个英国人的话说：“中国人到香港是为了自己的饭碗。”
作者又说，“香港管理处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宣布了世界难民年，而世界难民年的计划完全是为中国难民的利益服务的。”作者最后说，“世界难民年能否解决这一危机，它是否将成为经常的行动，我们不能预测。因新的难民还在越境过来。”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日电】今天的《战斗报》和《政治报》都分别刊登了南通社新德里9日消息说，“据德里报纸评价，印度议会讨论预算的例会开始时，普拉沙德总统和尼赫鲁总理特别强调必须加强印度的国防力量。各报在社论中指出，普拉沙德总统谴责中国破坏了潘查希拉原则，并强调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印度和中国才能谈判。”
消息又说，“尼赫鲁总理在国大党议会党团的秘密会议上指出，‘国防生产’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范围内得到最优先的地位。”
《战斗报》和《政治报》今天还报道了印度副外长梅农夫人在议会中攻击我“扣留印度公民”的声明。
妄图贬低和农业成就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日电】《政治报》今天以《为稳定和平衡而斗争》为题发表了南通社北京消息。贬低我农业成就，并歪曲我农业政策。
消息说：“报刊指出，单纯开垦荒地，只是意味着更加增加中国农业中劳动力的危机。报纸说，主要口号应该是‘扩大面积，但也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样，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前的某些看法，特别是这一看法：动员大量劳动力进行深耕细作，只要利用三分之一的耕地，就能养活中国居民和保证工业原料。”
消息说，从报刊上的分析来看，“在至今的发展中农业生产增长得很不平衡。例如，在被宣布为‘大跃进’的1958年后的一年（指1959年----编者注），计划比1958年增长10％，但只实现了8％。在前几年中也有类似的波动。在有些年份，国家统计局记载着15％至17％的增长，而在另一些年份却只增长3.5％。
消息刊举了最近三年前情况后说：“现在看来，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标志着不仅要求提高总的农业技术水平，而且要求在其发展速度方面比过去十年更稳定和更平衡。”
歪曲报道我扫盲运动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7日电】今天的《战斗报》以《和汉字作斗争》为题，刊载了该报驻京记者写的歪曲我扫盲运动的通讯。
作者说：“现在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学校来满足所有的人。还没有儿童义务教育的法律，所以还有一部分儿童不能上学。”
作者造谣说，“人们的工作太累、会议太多、学校太远。教室太冷。这样----许多识字班就解散了。”
作者最后攻击说，“1955年提出的目标说，在五年至七年内在中国扫除文盲，五年显然是不够的，那么我们等七年吧。”
南斯拉夫一“法学家”恶毒诬蔑我国 (1960年1月5日)
(比属刚果《前途报》l月5日刊载了曾来我国访问的南斯拉夫法律家马克斯•斯穆德尔茨教授大肆诬蔑我国的文章。
《前途报》编者在该文的前面，还加上了恶毒按语说：少数得到准许在中国旅行过的非共产党旅行者，在回国后都透露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惊人要求的不安和恐惧。一位欧洲共产党人、南斯拉夫法学家斯穆德尔茨也在毛泽东的帝国走了一次。他的评论是同样的。）
文章摘要如下：
一个旅客在周游中国的时候，会立即惊奇地注意到和欧洲不同的一切事情：矮小的身材，黄色的皮肤，呆板的眼睛，方块字。但是你很快就会注意到另一件事：（中国）人民不停地在工作，没有休息，像一群蚂蚁一样。各处的劳动者都非常忙碌。他们听党的口号：“工作指标必须提高”，“中国必须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必须实现大跃进”。在每个十字街口，人们都看到这些口号。
你将很少看到穿西服的中国人，而中国的传统服装只出现在舞台上。大部分人，不论男人或是女人都是穿军装式的蓝色工作服、脚穿便鞋、戴平顶帽。人群一批接一批地在新筑成的宽阔马路上走来走去，看上去到处是一片蓝海。
工作每天都进行到很晚，星期日也是这样。劳动人民没有星期天。
在乡村里缺乏拉车的牲畜。男人、女人和小孩子拉着犁耕田。在农村里，房屋是泥糊的。牲畜和人住在一起。蓝色工作服是农民无法享受的奢侈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披着稻草，实际上是一丝不挂。中国应该消除这种严重缺乏衣服的现象。
一位生活在中国已有多年的外国人对我说，有些农村还是很落后，那里的生活和原始人相似c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儿童这样多。一家有十个孩子是很寻常的，有十五个孩子的情况也很多。中国很快就会面临另一个问题：人口大量增加。
你想想看，中国人目前在生活中已经非常缺少粮食，但是人口又在不断地增加，要养活这些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节约是非常重要的，但生产更重要，在中国，一切都服从这点。所有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私有制不存在，私有生产也不存在。例如，一个人力车夫也是属于合作社的，他的车子也是国家的财产。整个经济命脉由国家机器控制。这是国家资本主义适度发展的官僚主义相结合的典型。
中国政府想建立一个巨大的生产体系，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一个强国。每个中国公民必须遵照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指示行事。谁也没有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他应该生活得很俭朴，而不停地工作。既没有批评，也没有言论自由。
党的指示是严酷的法律。在大学中，大学生学习盲目服从、一丝不苟地信任党和党领导人的正确性，他们所学的课程代表着最原始的斯大林主义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