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羲之不在几桌上写字
“席地而坐”、“窗明几净”这些词语产生时，中国人还没有使用桌椅。
中国古人的坐，是两膝着地，脚掌朝上，屁股落在脚踝上。到南北朝胡床、胡椅引进才有了垂足坐。
我曾偶然看过一帧文物图片：西晋永宁二年的青釉双坐书写瓷俑，1958年在湖南长沙出土。两俑对坐，中间为一长方形几，上面放着砚台、笔与笔架。一俑似手捧几块板，这样的板明显是“牍”。古时的牍为薄木板所做，一尺左右，故为“尺牍”。另一俑则左手持一尺牍，右手执笔做书写状，正是阅读的姿势。
这说明，当时的几并不作书写时肘、腕的支撑和依托，只用来置放器物和文具。两瓷俑证明了西晋人的书写姿势，也证明了长达几千年中国人都是在手臂、手腕无依托的情况下用此种姿势书写。
西晋永宁二年，已是西晋的末年，东晋就出了王羲之。王羲之也是用这种姿势书写的吗？王羲之的书论中没有提及，同时代的书家亦未提及。没有提及是因为没必要提及。只有一种情况下没有提及的必要，那就是众所周知，是一种常态。
我想，同期的绘画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反映。请看宋摹北齐《校书图》：图中一大床榻上坐了4个人，属文人学者，在校书。当时的书不是装订成册而是论“卷”的。
榻上校书者姿态不一：其中一人左手拿纸，右手执笔正在书写，姿势如同西晋瓷俑；一人右手执笔作休息状，左手持纸伸平远看，像是欣赏自己的书作。
画右还有一人则坐于平交椅，右手持笔，左手拉着纸下方，纸上方由侍者抻着。
从同期的家具看，当时的几案都很矮，几乎与床榻齐平。如将纸放于几案上悬臂书写，视觉与手要有二三尺之遥，是无法写当时的细腻小字的。若整个手臂放于几案上，好比人把头凑近至脚面，这显然是一个杂技动作，恐羲、献前贤不至于如此狼狈。稍分析，这分明不合生理自然。
画中坐于平交椅之人，将一尺来高、二尺来长的纸，放于几案上来写，岂不省事，却让书童如此抻纸，倒是证明了当时文人一般不在几上书写。古人总有书童在侧“磨墨抻纸”，早年的“抻纸”，大概就是这样的。
北齐的《校书图》与西晋瓷俑的书写方式如出一辙。
从西晋到北齐，期间近三百年，正是书法所处的巅峰期，正是王字一统天下的时期。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贤》图、《烈女传》等，都如实反映出当时“席地而坐”的生活状态。
《女史箴图》中，画有一站立女史，左手拿纸，右手执笔书写。古人所说的“依马立就”大概就是这样的。可以断言，同时代的王羲之绝不是在几或桌子上书写。
隋唐和五代承袭六朝书写遗风
在中国，高的桌子晚于椅凳产生。桌子源于几案，椅凳产生六七百年以后，才和高桌相配，几、案仍有它们的用处。
我不由地想，在垂足坐而又无桌子相配的六七百年中，人们又是怎样写字的呢？
唐、五代已有了桌子，但往往是供放置餐饮、祭祀用具。当代的《宫乐图》、《六尊者像》、《听琴图》中较高的桌子，似都未作书写之用。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里，床榻边有几张桌子，但高低如同今天的几。同代王齐翰的《勘书图》中，主人坐于椅，身后亦有一高桌，其高度刚好与图中的椅子相配，而笔、纸、砚却置于面前齐膝高的方桌上。图告诉我们，这齐膝高的方桌才是用来书写的。
我再强调一下“齐膝”二字。
请设想，隋唐尚书小字，人坐于椅上，无论悬臂或卧齐膝几案书写，头与上身都将曲至膝部，先辈哪能这样捉弄自己。所以，我肯定，隋、唐、五代，书写的姿势仍是六朝的遗风。
宋人的书写姿势已与今相差无几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已四处可见高的桌凳、桌椅相配使用。
在宋人《十八学士图》里，分明告诉了我们当时的书写姿势：人坐于床榻之上，面前放一高桌，桌面上平铺了一张纸，纸依旧是二尺来高、二尺多长，人则执笔欲向纸书写。纸的两头分别放置一棍状物，以使纸抻平，这就是我们至今使用的“镇尺”，当然是金属、玉石、硬木之类的重物。“镇尺”的产生，是用于纸平铺与桌面书写而不易卷折和移动，与抻纸的作用同。
又，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中，可见一人立于桌案边，一狭长的手卷平铺于上，人悬臂书写，亦有“镇尺”之物于上。
写到此让我想起明代唐寅临摹的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他自作主张，在最后两女簇拥着一坐客的背后，加上了一张高的长桌，上面放置了笔墨，铺有一张卷纸，上面竟然压着“镇尺”。而顾闳中的原作只有椅子、几、齐膝的方桌，从头到尾不存在高的桌子。至多在唐或唐以后的五代，将几置于床榻上从事写作。
唐氏浪漫成性，他把明代“伏案”书写的情景强加于五代，可见明代人对五代以前的书写方式已不了解。这种现象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中也嘲笑过：“都穆《寓意编》：王维画伏生像，不两膝着地用竹简，乃箕股而坐，凭几伸卷。盖不拘形似，亦雪中芭蕉之类也。”可见王维也将唐朝人的习俗强加于西汉的伏生，真好比硬要将炎夏的芭蕉长在寒冬的大雪中。看来，“关公战秦琼”，古来有之。虽然唐氏、王氏浪漫，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客观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