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共产中国──不是你理解的中国
一、中国已经亡国 ——中共暴政是东方皇权的继承者，还是西方极权文化的现代复活
美国知名学者亨廷顿断言，当代历史的主题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但是，亨廷顿错了。
迄文艺复兴至今的全部历史，都在表述一个基本事实：率先从科学理性中获得巨大物质能量的西方文化迅速崛起，并主宰人类的精神命运，与此同时，东方文化一溃千里，逐渐边缘化，甚至趋于灭绝。所以，当代时代精神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构成当代文化冲突主题的，也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东方文化还没有从历史失败中复苏，根本没有能力成为时代冲突的主题。当代文化冲突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即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文化传统，同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前者的当代政治表现是自由世界各国；后者的当代政治经典表现，便是中共暴政。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因此，考察任何人类历史的进程，都要以精神价值作为基本尺度，才能准确理解历史逻辑的本质。如果以上述理念为基点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中共暴政本质上与中国文化无关，也不是曾经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皇权文化的继承者；中共暴政在文化的意义上是彻头彻尾的外来政权，它的全部精神价值体系都是西方的。无谓余言之不确，请看事实之如左：
中共的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者是古希腊的唯物论和诡辩论杂交之果，后者则与黑格尔的宿命逻辑学直接有关；中共政治学的核心理论，即阶级论中，可以明显看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等级论的幽灵；中共称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群体的理论，与欧洲中世纪教士阶层对自己神圣地位的定位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政治经济理论则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改造；中共的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西方《乌托邦》理想的精致化。甚至中共入党宣誓的仪式也完全是西方文化式的。
中共政权的宪法序言中规定，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都必须接受一个德国犹太人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意味着中共要用国家暴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地位，意味着中国人不仅是中共的政治奴隶，也是德国人马克思的精神奴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被中共奉为中国的国教、国学；意味着精神信仰与铁血强权结成同盟的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在东方的复活。
中共政权从建政之日起，就开始用国家恐怖主义，迫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精神统治。中共政权以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对追求精神自由的中国人实施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而每一次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的锋芒，不仅指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念，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共政权在精神上完全是外来政权，它对中国半个世纪以上的极权专制，是中国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并趋于灭绝的过程，是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的过程。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早已亡国；那是比国土沦丧更可悲的灭亡。因为，灭亡的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的国魂。而全体中国人既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也是精神亡国奴。
中共政权在摧残中国文化精神之后，又为中国文化的尸骸涂脂抹粉，企图用这具无魂的行尸走肉引发的谎言效应，扮演中国民族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为其对中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统治，增加合法性。但是，血写的历史早已确认，中共暴政是中国历史上罪恶最为深重的卖国贼集团。因为，它背叛了中国人文化的祖国，摧毁了中国人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故乡。
中共政权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共暴政是犯有大规模屠杀人民罪、奴役人民罪、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罪、文化和肉体的民族灭绝罪等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的罪犯集团——约八千万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非正常死亡；中共暴政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贪污受贿的犯罪集团——几千万贪官污吏构成中国普通民众沉重至极的经济负担；中共暴政是实行警察统治的政治黑手党——暴政可以允许人的道德在物欲中彻底腐烂，却绝不允许人们拥有政治选择权和思想言论的自由权。
扩张是极权的天性。获得巨大经济能量的中共暴政已经重新建立起全球扩张的自信。踏碎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中共暴政的扩张必须迈出的一步。中共暴政的扩张与千年之前的十字军东征遵循的是同样的精神逻辑，即消灭一切思想的异端，用唯一的绝对真理统治人类的心灵。不同之处只在于，十字军东征的发起者是教皇和教士阶层，中共暴政扩张的发起者是中共党魁和中共官僚阶层；十字军的旗帜上书写的是天主教的箴言，中共暴政的旗帜上书写的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之所以首先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质，是为了告诉世界和台湾，对自由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准确理解威胁的来源，恰是战胜命运的前提。
希望对中共暴政本质的揭示，有助于立志卫护台湾的自由与尊严的台湾人认知下述事实：对台湾的自由与尊严造成威胁的，不是中国文化，也不是中国大陆的十数亿普通民众，因为，中国文化精神早被中共暴政摧残殆尽，趋于灭绝，根本不可能威胁任何人；中国大陆民众处于中共政治奴隶的地位，政治奴隶连自己命运都无权决定，更没有能力对其它人造成政治威胁。台湾的大劫难之源，乃是中共暴政。中共暴政不仅不代表中国文化精神，也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原因在于，中共权贵虽然长着中国人的面孔，但他们的灵魂却属于那个早已化为枯骨腐肉的德国犹太人马克思；中共暴政虽然窃据中国之名，但它的文化价值的主体却源自西方中世纪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
在自由的立场上，中国大陆民众、中国文化同台湾的利益是一致的。摆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的地位，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地位，依据精神多元化的原则，重建文化的祖国——这是中国大陆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命运主题。抵抗并战胜中共暴政吞并台湾、控制进而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阴谋——这是台湾下一个历史时期命运的主题。
愿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以自由之名，同仇敌忾，共同书写抗争极权暴政的史诗。
二、中共经济改革 ——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
现实常在误解中运行，真相往往只会呈现于历史的回顾中。但是，为了应对危机，必须及时走出误解的迷雾，逼近地注视真相。
近二十年来，对中国只有隔靴搔痒式理解的“汉学家”们和“中国问题专家”们，用喋喋不休的学术论证，散布一个巨大的谎言：经济改革使中共走上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更可悲之处在于，这个谎言相当程度上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共暴政发展趋势的依据。
其实，只要稍具政治法律常识，就不会得出与上述谎言一致的结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可缺少法律基础之一，是法律主体间在法律权利上的一律平等；平等的法律权利构成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公正性的前提。然而，中共暴政之下，不可能存在真实的法律权利的平等。
法律并不具有当然的应该被遵守的权威。早在数千年前，睿智的亚里士多德就对法律作出良法和恶法的区别。唯有良法才有利于全体国民利益，从而应当被遵守。依据现代法的精神，良法必须以“主权在民”原则为灵魂，必须通过有效立法程序保证其体现全体公民的利益。中共暴政实施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剥夺人民的政治选择权，从而也就剥夺了法律体现人民利益的可能性。中共以暴力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决定了，中共暴政之法必然是中共权贵阶层意志与利益的法律形式，因而是专制恶法。一切专制恶法都有共同的天性，即肯定特权，否定法律权利的平等。所以，在中共暴政之下，根本不存在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前提——法律主体的平等的法律权利。
中共二十余年的所谓经济改革，最后形成的是一个经济体制的怪胎。对这个怪胎，可以称之为权力贵族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在于，以腐败的国家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通过市场运作，使社会财富以疯狂的速度，流入中共权贵阶层和依附于权贵的奸商恶贾的钱袋。
由腐败的专制权力操控的市场经济显然与公平竞争无关。在这种经济体制怪胎下的竞争，根本上表现为向腐败权力献贿争宠的能力竞争，以及不同权力掌控者之间的利益的竞争。但是，中共暴政的非正义的经济体制却涌现出巨大的经济能量。这种情况主要产生于下述三个原因：
据中共民政部高级官员透露，至二○○五年止，中国的实际人口为十五亿三千万。中共官方公开宣传的中国人口数量至今还是十三亿余人。中共不愿公布真实的数字，既是为证明其计划生育的国策取得了伟大成就，也是为避免中国真实的人口数量引起世界的恐慌。
中共民政部的一份保密的调查报告称，中国的十五亿三千万人中，十二亿五千万生活在农村；其中五亿左右的人口为“多余劳动力”，即有限的农村耕地无法容纳的劳动力。这个庞大的悲剧性族群构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概念。中共权贵市场体制的经济奇迹，就是建立在对遍布中国城乡大地的数亿“农民工”奴工般的劳作进行冷血剥夺的机制之上。
中世纪般的劳动条件、极长的劳动时间、每天不到1.5美元的工资、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和退休养老保障、大量女工和童工的非人道使用等等，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时期才会存在的现象，都以中国“农民工”的名义，出现在标榜人权的当代。由于中共暴政的宪法剥夺了罢工权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农民工”虽然有数亿之众，却无法以集体的力量和受到法律确认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在与腐败的权力勾结在一起的强势的资本面前，个体的“农民工”只能是被任意欺凌的弱者。“农民工”像野草一样活着和死去，从他们奴工般的劳动中涌现的被剥夺的超额价值，筑成中共权贵和奸商恶贾的天堂和中共经济奇迹的基石。
中共权贵市场体制产生巨大经济能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利用。
八九年中共享数十万大军占领自己的首都，大规模屠杀自己的同胞，使其反人类的凶残本性裸露在阳光之下；中共暴政的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中共官僚集团试图通过高速发展经济，重建执政的道德基础。这种以极权体制的政治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是急功近利的、自私的，也必然以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利用，作为不可避免的后果。
据二○○七年国土资源当局向中共政治局提交的一份内部参阅的调查报告所载，由于矿藏的大规模开发和草场的过渡放牧，内蒙古从锡林郭勒盟往西至伊克昭盟和阿拉善盟的沙漠化趋势将加速发展，长城以北在未来十年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地区；黄河重度污染，下游断流时间将在每年平均两个半月的基数上逐年增加；长江河水系的生态平衡可能在十年之内崩溃；除青藏高原外，中国百分之六十九的湖泊均深度污染，已经变成鱼虾不能生存的死湖；除拉萨外，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与十年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升高；渤海沿岸五海里以内百分之七十的水面已经变成死海。
中共政权为维护极权政治体制而推进的经济高速发展，也高速把中国变成不适于人类居住的毒气污水之乡。在东亚大陆这片广阔地域上发生的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悲剧，必将形成对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致命威胁。
中共权贵市场体制经济奇迹发生的第三个原因，则是外来资本为获取高额利润大规模涌入中国。
数亿“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和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利用，为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虽然高额利润是建立在对人类良知的践踏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毁坏之上，包括台资在内的国际资本仍然经不住利润的诱惑。在道德良知之间，资本选择了利润；在理性对人类根本利益的认知和个体短期利益之间，资本选择个体的短期利益。大资本的拥有者一般应当是人类中精明的一群，但是他们的选择却显示出人类最愚蠢的一面：利欲熏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为利润不惜向魔鬼出卖良知与理性。
长时间以来，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有两类完全不同的预言。一类认为中共经济将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另一类则不断发出中共经济体制即将崩溃的警讯。
对于第一类预言，在进行严肃讨论时我们显然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相信一个建立在非人性、非理性基础上的经济体系会长久地成为时代的主题，不是庸人的愚蠢，就是为中共自我吹嘘的谎言作传声筒。不过，以往对中共经济即将崩溃所作的预言至今并未得到事实的证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出预言的那些“汉学家”、“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都傲慢而自信地迷失在一个误区中，即他们是以自由民主世界或者国际间通行的经济标准，研究并判断中国的经济，而中共的权贵市场则是按照其被专制铁幕遮蔽的自身的逻辑来运行。在这种情况下，预言者被他的预言嘲弄就理所当然。
单纯从经济角度研究极权政治命运，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本质上讲，极权政治之下，没有单纯的经济危机，中共政权首先是政治的动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反人类、非理性的暴政，造成饿死近四千万人的大悲剧，但是，却并没有出现所谓“经济崩溃”。
中共体制的危机，包括其经济体制的危机，根本上是政治的，或者说由政治所决定的。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大危机的爆发方式有下列两种：第一，以中共内部政治权力斗争为危机爆发之源，其典型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以经济问题为源头，引发社会危机，从而激化党内政治矛盾，使政治权力斗争冲破宫廷斗争形式的限制，全面社会化，其典型表现就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二十年来，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在创造经济能量的同时，每时每刻也都在为中共政治大危机的爆发积累能量。社会财富的极度两极分化和中共官员不可遏制的腐败趋势——这两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必然的社会效应，正在点燃中共政治大危机的导火索。
由于中国人的基数巨大，因各种原因进入中国的国外人士在大中城市往往看到一派繁荣景象。但是，繁荣的表像之下却掩盖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最极端的两极分化。王沪宁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都是暴政的首席御用文人。二○○○年，他主持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一份关于两极分化的内部调查报告中得出结论：大中城市是现代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只要占中国人百分之十四的大中城市人口如果保持稳定，中国就不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这份报告为中共权贵阶层在疯狂积敛财富的同时，刻意保持大中城市繁荣，以维持社会稳定的方略，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根据。
但是，我不相信，牺牲十余亿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换来的近两亿人口的大中城市的繁荣能够长久；近年来，每年数万起民众自发的维护基本权利抗争暴政的事件，既是对极度两极分化的抗议，也是对王沪宁伪理论的否定。现在，大中城市繁荣的后面，十余亿人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正如地火奔行；历史很快将证明，以非正义为基石的社会稳定，不可能长久。
权力操纵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腐蚀权力——这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另一定律。中共政权早已无官不贪，无吏不腐；贪污腐败成为官员正常的生活方式。普遍腐败对中共极权的致命政治威胁在于，官员完全丧失政治理想之后，将以个人利益，而不是中共的整体利益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出发点。在受到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官员将基于个人利益作出政治选择，而不会为中共的政治存在出生入死。前苏联崩溃之际，近千万苏共官员鲜有人挺身维护苏共政权，就是历史的前鉴。关于腐败对中共的致命政治威胁问题，本书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论述。
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体制因其非人性、非理性、非正义，必然导致社会危机，并引发政治危机。现在，财富的极端两极分化和官员普遍的深度腐化，都在呼唤中共暴政的政治大危机。人们所等待的只是一次历史的机遇——中共官员在醉生梦死中等待，中国普通民众在愤怒中等待。
就在这种时刻，我听到马英九总统告诉台湾人，中共的经济体制将为台湾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前景。同时，我也预先听到了历史对马英九的嘲笑。
三、中共经济发展的政治效应——走向民主，还是强化极权
经济的发展将促进中共逐步放弃政治专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相当长的时间以来，这种论断成为一种思想时尚。但这是丑陋的时尚，因为，它虚假。
最初，是中共的御用文人制造出上述论断。靠中共施舍学术机会为生的各国“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和乞盼中共对其招安的中国伪自由知识分子，则群起鼓噪，把这个论断奉为不可质疑的真理。世界各国的小政客也愿意相信中共御用文人制造论断。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论断，为自己牺牲民主政治和人权的原则同中共交换经济利益的行为作政治道德的辩护；国民党上层的某些人士，更把上述论断当作国民党谄媚中共的合理性根据。
苏格拉底曾说，“知识即美德”。然而，知识却常以作强权的婢女，来论证其堕落。在此，我们不得不又一次面对知识堕落：为证明中共通过经济发展会自愿放弃专制，实行民主政治的论断，海内外众多同中共暴政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利害关系的文人，殚精竭虑，搜肠刮肚，制造出许多理论。现择其重要者列举如下。
其一曰“中产阶级论”，即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强化到一定程度又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则会顺应这种要求，逐步放弃专制；其二曰“私有化论”，即中共经济改革的私有化，必定导致民主政治；其三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论”，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数量，就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化进程。
事实已经证明上列各种理论，均是伪理论。不过，为以理服人，仍有必要对这些伪理论的谬误，作理论的揭示。
“中产阶级论”的谬误首先在于对历史史实的曲解。欧洲中世纪末期，确实是中产阶级率先提出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要求。然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实现主要是以人民革命的名义，而不是专制者自动放弃专制的方式来实现的。尽管欧美各国革命的激烈程度有所区别，但革命是由专制转向民主的历史逻辑。认为中共会应中产阶级的要求而自我放弃专制特权，没有历史的根据。
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是腐败的国家权力主导的经济过程；在专制权力主宰一切的国度，资本本质上不过是腐败权力的奴仆。以权力贵族和依附于权力贵族的奸商恶贾为一极，以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为另一极的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构成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产生一个占人口多数的强大的中产阶级只是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成为中产者的群体，也不会是民主政治的追求者，因为，他们所具有的超过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中产者的地位，以中共专制的存在为政治依靠。
“私有化论”的谬误则首先在于思维的基本形式逻辑的错误。“民主政治一定要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却不能因此得出“只要实行私有制，就必然实现民主”的判断。因为，那违背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已经说出的关于形式逻辑的真理。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专制皇权与待定的财产私有制并存的状态中。民主政治与财产私有制联袂出现只是近代史以来的现象——或许在古希腊时期，也有不成熟的民主制与私有制共生。纵览历史，可以看出，私有化一定导致民主制的断言，不过是浅薄的小文人为中共政权美言的伪理论。
中共建政之后，通过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将农民土地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种政治式的抢劫，将私人资本收归国有。但是，由于中共以宪法的名义规定，自己是唯一的不可变更的执政党，从而剥夺了人民的政治选择权，所以，整个国家都为中共官僚所有，所谓“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本质上是中共官僚集团的集体私有制。中共官僚集团因此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产者——它拥有全中国的土地和财富。
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社会大悲剧的落幕，同时也意味着中共理想主义骗局的破产。连中共官员也普遍丧失对中共政治信念的信心。
一切极权政治都是用理想主义骗局和利益诱惑来维持其政治凝聚力。理想主义骗局破产之后，便只有靠利益诱惑。于是，出身于四川黑社会世家的老政客邓小平，或许凭着家传的对人性贪欲的敏感，决定实施所谓经济改革。而其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将原来的财产“国有制”，即实质上的中共官僚集团集体私有制，改为财产的中共权贵阶层的个人所有制，使官员更直接地体验到从中共极权政治中得到的巨大物质利益，从而增强极权政治的凝聚力。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召唤，很快便通过所谓经济改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进程，转化为中共权贵阶层迅速暴富的现实。随中共权贵阶层一起暴富的，还有依附于权贵阶层的奸商恶贾和百万御用文人。极少的一部分人利用专制特权攫取绝大部分财富，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却根本没有通过“私有化”获得财富的机会。中国的现实表明，极权政治背景下的“私有化”，是权力拥有者对社会财富的“合法抢劫”；在人民被剥夺政治选择权和其它基本人权的情况下，“私有制”不会给绝大部分普通社会成员带来获得财富的公平机遇，而只能带来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和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由极权政治操控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可能导致政治民主，相反，其根本的政治目的在于强化极权统治，维护权贵阶层特权利益，以及相应的法律和经济制度。
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论”的荒谬则更为明显。不分具体的时期、地点、对象，仅用某种数量的相似性，就得出定性的结论——这本身只意味着幼稚至极的学术玩笑。上一次民主化浪潮过程中转向民主的国家，与同中共暴政有一个根本不同，即那些国家实行的是威权政治，而中共暴政是当代极权政治的巴士底狱。用威权政治变化的数量尺度，衡量极权政治，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许多人以中共的经济改革为根据断言，中共已经放弃马克思列宁的极权主义。这种断言是错误的。在哲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内，在政治法律实践中，中共仍然毫不退缩地坚守马克思列宁的极权主义。改变的只是维护极权政治的经济方式，即过去用计划经济体制为极权政治服务，现在则用权力贵族市场经济来强化极权政治。
中共暴政现在允许人们有疯狂追求物欲的自由，有道德沦丧、良知泯灭的自由，有声色犬马、奢侈淫乱的自由，却绝不允许中国人拥有政治的选择权和思想言论、精神信仰的自由。在政治和精神的领域，中共不仅没有放松极权控制，而且实施最极端的极权控制，即秘密警察统治。
中共的经济改革没有，也不会导向民主政治。因为，中共经济改革的政治目的不在于实现民主，而在于强化极权。由此，经济改革的后果，也必然趋向极权政治的强化。
中共以权贵市场体制为经济基础，建立起腐败权力、肮脏金钱和堕落的知识三者间的罪恶同盟。但是，权力市场经济造成的财富极度两极分化，正在血淋淋地撕裂社会的稳定。中共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和官方谎言，来延续其独裁统治。依赖国家暴力，便必须强化中共对军队、警察、官员的极权政治性的控制；依赖官方谎言，中共便必须强化对媒体、学校、出版、研究机构和人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极权政治的控制。所以，中共的经济改革导致中国极权政治的极端化，乃是正在发生，并将继续下去的趋势。唯有中共暴政如前苏联帝国那样，事先几乎没有任何预警，就在突然爆发的人民大起义中颓然崩溃，强化极权的政治趋势才可能终止，中国民主建政的进程才可能进入历史。
四、简要结论
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的前夜，但却很少有智者意识到这一点；台湾正面临政治的大劫难，这次劫难很可能使台湾丧失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即自由，并沦为一个铁血强权的政治奴隶，但台湾的众多的庸人政客却对此视而不见。我通过本章的表述，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质，是试图让世界看清人类政治大危机之源的真相，看清台湾政治大劫难之源的真相。认识真相，才有可能战胜危机与劫难。
许多台湾朋友基于复杂的情感原因，不愿真正关注中国和中共暴政。但是，命运已经把台湾逼到角落，台湾人不能不关注他不愿关注的对象。我说明中共暴政是一个背叛自己文化祖国的外来政权，中国已经文化亡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是为了阐释中共暴政同中国文化、中国人之间的原则区别。认清这种区别，对于台湾认清劫难的真正来源，并战而胜之，至关重要。
我说明中共暴政的经济改革不会产生公平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可能趋向民主政治，而只会强化极权专制，是为了从原则上表明，我们的认知与台湾统派政客散布的谎言的不同——他们正在把中共暴政，这个台湾的政治大劫难之源，描绘为台湾经济的希望之星。
最后，我希望通过本章的内容，引发读者思考一个问题：中共暴政，这个犯下重重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贪官污吏集团，对人类和台湾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本书以下各章中的表述，都是试图回答这个希望读者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