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告别革命”和“告别暴力”这两个口号有什么区别？这世上喊“告别暴力”的白痴很多，但都是躲在各种暴力保护的后面。
美国《独立宣言》说，“然当连串之滥权者与篡夺者执迷不悟，迫人民屈伏于绝对专制下时，推翻此政府，是其权利，是其义务，并为未来之安稳提供新保障”。用武力反对暴政捍卫自由，是道德选择。】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革命的硝烟和共和的梦想都如红尘般滚荡百年后，中国还是一党专政。百年前的“满洲党”，换上了今天的共产党，红旗红书红歌愚民，贪官污吏毒害全国，民族被灌爱党迷汤，民权保障更逊清末，民生差距逐年扩大，司法不独立，媒体不自由。中共，名有了，利有了，但却稳握在党国权贵手中，以及依附建制的中产阶级，难及于农民、农民工、老弱病残、拆迁户、蜗居族。遇上公民维权，中共怕得要命，污衊公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逃税、散播色情物品，声称自己才是历史的选择（成王败寇）、人民的选择（敢问何时、如何）。反观中华民国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从外来政权蜕变成民选政府，公民长期抗争，落实宪政民主，促成政党轮替，壮大公民社会，民权民生均有长足进步，跻身文明发达国家之列。两岸反差之大，世人有目共睹。际此百年纪念，浅谈两个问题，拆解目前活跃在国内学界和舆论的迷思。
清末新政本质是满清党万世一系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弥漫着一套奇想，认为辛亥革命正是把清末新政渐进改良中途腰斩的元凶，否则满清早已在君主立宪制下，逐步实现民主宪政，既可避免军阀割据，也可避免国共争战。然而，这种观点掩盖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严重误导国人以为只可协助当权者自我改良，甚至承认所谓“有民主成份的一党专政”才是当今中国的最佳选择，否则可能再开百年乱局。如此危言耸听，亟待史实澄清。
清末新政，始自一九○○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满清签定辛丑和约，促使慈禧太后及其后人启动一系列政治、财政、法律、教育、军事变革，大量沿袭一八九八年被她腰斩的百日维新举措，包括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建铁路、编法典、整顿财政、预备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中央成立谘政院、在各省举办谘议局选举等。新政看似开明，但绝不能逾越一条当局坚守了两百多年的底线：百分百确保满洲皇族的政商霸权。
回顾历史，一八九八年康梁变法失败，不是因为慈禧本人反对新政，而是因为光绪皇帝触动满族官位和慈禧面子，以致失败告终。一九○○年后，碍于列强压力，慈禧和满清权贵终于被迫启动新政。在他们眼中，只要维护“满洲党”万世一系（无异于一党专政），任何行政、经济、教育改革都可以尝试，既可偿还庚子赔款，也可树立改革形象，但绝不允许减损满清权贵的既得利益。这是满清的底线，最后变成了满清的催命符。
由始至终，满清权贵稳守政商利益，耍花招，不放权。《钦定宪法大纲》确立万世一系，议会选举一拖再拖。即使经济空前增长，士绅怨声却趋高涨。最后爆发三件事，充分揭露皇族伪善面目：一、一九一○年，各省谘议局联合督抚向中央施压，要求提早立宪和召开国会，史称“速开国会请愿活动”，但被置若罔闻。二、一九一一年五月，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筹组新内阁，十三人中满人占八名，当中六人更来自宗室，史称“皇族内阁”，激起革命党人和支持立宪的士绅强烈反弹。
三、同月，清廷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地方集资概不退款，只换发铁路股票，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反对，激起当年夏天同志军起义等抗争，史称“保路运动”。革命火苗再度点燃，武昌起义，各省独立，建立民国，清帝逊位，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帝国专政，草创东亚首个共和国。
李泽厚告别革命：荒谬辩证思维
因此，清末新政只是“满洲党”一党专政的遮羞布，以行政、教育等改革充撑场面，略施小惠，延续“满洲党”的虚弱寿命，最后还是敌不过革命党的勇毅、士绅的旁观、军队的无能、袁世凯的算计。纵使笔者先前说过，孙中山当时根本没有参与辛亥革命，而且他十多年来搞革命的手法相当可议，但笔者依然肯定辛亥革命针对当时国家困局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当时无论有无辛亥革命，就算再给满清政府一个世纪，“满洲党”万世一系的核心原则还是不会动摇。
有些国内学者说当时正是“改良和革命在赛跑”。此说不妥，因为满清政府只是改良了行政、考试等方面，但根本没有在还政于民方面推行实质改革，在政制方面谈不上改良和革命在赛跑（因为改良从未起跑），最后革命洪流压垮了皇族专政。
与其呼唤当局自我完善而无果，协助当局维新变法而遭杀害，等待当局开放政权而被欺骗，不如奋起革命，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成就，终结帝制专政，建立共和政体。辛亥革命，性质上属于和平政变多于暴力革命，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不仅没有阻断不存在的改良，反而启动真正的改良，值得称许。
“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先生一九九五年的主张，近年又扬言告别辛亥革命，部分国内学者也表赞同。他坚信：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他反问：怎样革命？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他继而提出社会发展四大顺序，必须顺序推进：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依其说法，“告别革命”岂不是宣扬成王败寇？例如：我不当权，我就不应革命，如果我去闹革命，李泽厚一定反对我；但一旦我真去搞革命，侥幸成功，李泽厚却会反过来拥护我，跟我一起高喊告别革命。天下间岂有此理？重视主客位置（革命或反革命），不辨是非善恶（专政或民主），是荒谬的辩证思维，不是严谨的逻辑思考。我们应告别的是邪恶、专制、伪善，不是告别革命。
只须告别坏的中共式的革命
革命，常遭世人（包括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曲解为暴力的代名词，误以为革命必定暴力。革命者，变革天名是也，亦即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因此，革命未必好，未必坏，未必和平，未必暴力。好坏的关键在于它的方法、目的、效果，是否有助于保障人性尊严和公民权利，最好能用最低成本带来最大好处。所谓“改良即和平，革命即暴力”，显有不妥。
正确的表述是：革命可以是改良的一种必要手段，可能和平（例如政变），可能暴力（例如战争）。把改良和革命二分对立，各贴标签，显然是中了辩证思维的蛊毒。举例来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正是典型的和平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更是动用小量武力而成功；最近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是动用数月的短期武力而促成。然而，中共为了建立政权所开打的国共内战，经年累月，血流成河。革命结束，中共坐大，八千多万中国人“非自然死亡”，惨况空前。
因此，我们只需告别坏的革命，无需告别好的革命。百年前如是，今天亦如是。针对专制独裁、贪污腐化、屡劝不改、违背宪政民主的政权策动革命，只要把和平、理性放在首位，非必要时不动武，把社会成本减至最低，始终是个值得保留的选项。天天做说客，年年做谏官，视统治者为菩萨而跪拜祈求，有用吗？
至于李泽厚说：有政府比无政府好，坏政府比无政府好。此说显然违背事实，经不起考验。例如：最近比利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但一个具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并无失控；反观五十多年前，中共强权政府却活活饿死四千多万人。何者较好，不用深论。
此外，他提出的社会发展四顺序说，本身预设了历史发展必定遵循某种客观规律，但这种信仰无法被否证，不是科学思考，只是一种见仁见智、自以为是的愿望。更无法支持“告别革命”论，因为人民不一定为了政治民主而闹革命，也可以为了经济自足、个人自由而搞革命，中外例子不胜枚举，不用多言。
百年回望，辛亥革命依然意义非凡，既不宜告别，也不宜袭用。理性反思革命，明辨是非利弊，保留革命选项，推进持久而有效的民主民权运动，方为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