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战而胜台湾
一、中共暴政对台湾政治战略的确定——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台湾是插在中共官僚集团政治心脏上的一根刺。对于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共官僚而言，解决台湾问题意味着最终解决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半个世纪以上的爱恨情仇；以中共最终的完全胜利结束这一段历史，构成老一代中共官僚生命最后的政治激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曾在中共内部的秘密会议上和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只是由于八九年六.四惨案，使中共和邓小平个人受到政治的重创，十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计划才被搁置。
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新中共官僚，台湾仍然是插在他们政治心脏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
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转瞬间便在人民大起义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础也在六.四事件中彻底崩溃——新的中共官僚集团是在这样极端危险的政治状况下走上权力之巅。恰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台湾挣脱威权政治的阴影，走上自由民主进程。台湾实现自由民主的意义远远超过台湾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团意识到，台湾民主化在十五亿大陆民众中的政治示范和政治召唤效应，已经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胁。于是，通过国家政权统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极权政治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这成为中共新官僚集团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确的政治战略。
另外，六.四之后，中共暴政企图通过经济发展重建其统治合理性。但是，权力贵族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在产生巨大经济能量的同时，也造成极端的财富两极分化。从两极分化中涌现出对中共极权的不满和愤怒，已经超过经济能量对社会的安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官僚集团也急需挥舞民族主义旗帜，解决台湾问题，从而以“民族英雄”的资格，为其用铁血暴力镇压中国大陆民众对极权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辩护。
邓小平死前作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的录音，现在依然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当时也只传达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一级和军队的大军区正职一级。现将邓小平遗嘱的最关键的内容引述如下：
“… … 几年来，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动，想要效法所谓台湾经验。还有人劝我们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这个政治动态应当引起我们百倍警惕。要教育全党明确认识，台湾问题现在超出了我们同国民党的历史恩怨。… … 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 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早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条约，所以百年后还可以解决。台湾没有条约，拖下去，对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难解决。… … 台湾问题要在胡锦涛同志的两届任期内解决。不要超过二○一二年。希望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庆功会。… … 江泽民同志不要争功，不要冒进，要踏踏实实为胡锦涛同志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毛主席，还有我和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在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只是由胡锦涛同志代我们党去收获。”
邓小平的遗嘱用典型的中共党文化语言表明，这个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经意识到，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政治示范作用，构成对中共政权的致命威胁，因此，他也把所谓“解决台湾问题”当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胁的基本方法，并为解决台湾问题制定出最后时间期限。
江泽民最终交出党军大权之前，爱将陈良宇曾极力劝其发动台海战争，然后以战争状态为名，中止向胡锦涛交权的程序，从而继续掌握党军最高权力。王守业也在二○○一年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后，用写血书的方式，劝江泽民果断解决台湾问题。江泽民没有接受劝告，并非由于担心美国介入台海作战，而是因为邓小平遗嘱中已经直接告诫他不要争功，他怕用对台作战的方式阻止胡锦涛按正常程序接掌权力，引发党内针对他的反对浪潮。他自知在权力斗争中积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险。陈良宇和王守业则由此为自己种下祸根。二○○五年胡锦涛接掌军委主席之后，立即拿王守业开刀，对其实施“双规”，即变相逮捕，终至军法起诉，判死缓。陈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之高位，也不免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这两位官员的罪名都是贪腐。在中共无官不贪无吏不腐的状况下，贪腐乃是整肃权力斗争对手的风流罪名。对于中共官员而言，政治罪名尚有平反之望，以贪腐被治罪将万劫不复。胡锦涛不可谓不毒。
二○○二年，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表面上竭力宣扬“和平崛起”，不过是疑兵之计，暗中却全力推动于二○一二年十八大前以武力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二○○八年初，中共注意到国民党有在选举中获胜，重新执政的重大可能。国民党失去政权的八年间，中共有计划地对国民党权贵阶层进行收买利诱，众多国民党上层家族已经在大陆开设企业或商号，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与中共政权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众多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也通过同大陆的学术交流，把自己的学术命运与中共严密控制下的大陆学院和研究机构连接在一起；更有国民党主席连站之类，除其家族在大陆经商之外，其本人更通过“联共制台”的方针，亲共、媚共、投共，使自己的政治利益与中共极权暴政的政治利益形成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关系。鉴于上述情况，胡锦涛判断，国民党一旦重新执政，中共就有用“和平方式”为主，即用统战方式为主，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在二○○八年台湾大选还没有结束之前，胡锦涛就已指令其首席幕僚令狐计划统筹，王沪宁副之，组建一个写作组，以国民党重新执政为前提，起草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政治战略。
马英九如中共的判断当选总统之后，中共于二○○八年六月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部门部署对台战略。为了保密，会场设在北京西山洞穴深处的中央军委第一战略指挥中心。参加会议的除中共政治局成员外，包括书记处成员、军队大军区和军兵种副职以上领导；国务院办公厅正副秘书长；统战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安部副职以上领导等，共计二百余人。
胡锦涛在会议的发言中讲到：“… … 毛泽东同志早就英明指出，统一战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经过多年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积累，我们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这次国民党重新执政，为我们用和平方式迅速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重大现实可能性。这是我们重新修订对台政治战略的事实根据。”
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胡锦涛还特别表扬了中共国安部和外交部。他说，“国安部通过高效、缜密的工作，从两年前起就发现掌握了陈水扁家族贪污罪行的确凿证据，一些爱国台商也向我们有关部门揭发了陈水扁家族向他们勒索的情况；外交部的工作也很有成绩，经过努力，使美国政府同意给我们提供帮助，一起说服瑞士银行和新加坡政府，用充分策略的方法，把陈水扁家族贪污的罪证透漏、转交给台湾司法当局。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陈水扁很快就会被捕。他的被捕将给台独势力造成重大打击，也会进一步加强国民党政府控制台湾局势的能力。这次美国在陈水扁问题上同我们的配合也说明，国际关系形势对我们迅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十分有利；美国确实把『台独』视为麻烦制造者。现在，日本对移送陈水扁家族贪污罪证的问题态度还比较暧昧。外交部要就此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外交工作。日本当局一旦同意移送罪证，其影响就会超越案件本身，对分化日本同台独势力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三个文件：《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关于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预案》、《统一台湾的政治法律 处置预案》。重点是第一个文件。
在《解决台湾的问题政治战略》中，中共关于新情况下对台湾的总体政治战略任务是这样表述的：“全党要紧紧抓住国民党重新执政的时机，通过加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统战工作，务必于二○一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战而胜，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彻底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台湾的所谓『民主经验』，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这个文件中还对政治统战方案、经济统战方案、社会文化统战方案、相关的外交战略方案作出了指导性和原则性规定。对上述各个方案，本书将用专章介绍。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最后提出：“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 ，全党、全军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实现二○一二不战而胜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上来。外交、内政、军事、公安、国安、宣传工作，都要主动为对台湾的统一战线工作服务… … 要把解决台湾问题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高度来认识。… … 在努力争取用统一战线的方式，即用和平方式为主解决台湾的同时，全党全军也要继续毫不松懈地作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邓小平同志的遗嘱确定的，也是我们这一届党中央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灵所作的政治承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一些台湾朋友听到关于中共对台政治战略的介绍后，第一反应是震惊，而且不相信中共会实施这个政治战略。这些台湾朋友断言这个政治战略“是不理性的”。
是的，在这一点上台湾朋友们说得没错——中共的这个政治战略确实是非理性的。但这些台湾朋友们没有认识到，所有极权政治体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战略决策上的非理性，和战术执行上的高度理性”。
关于极权政治体制的这个共同特征，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不断被历史史实证实的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预见到德国会主动发起两线作战，但德国就那样作了，这显然是战略决策上的非理性。与之同时，德军的“闪电战”等战术，却又显出精确的理性安排，甚至理性得像一架机器。仍然是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很少有人相信，在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情况下，日本会发起对美国的战争，因为，那是不理性的。然而，日本政治与军事家群体恰好选择了战略上的非理性。不过，日本海军对珍珠港的偷袭又具备极其高度理性策划的素质，即战术执行上的充分理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根据理性判断，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既无空军掩护，又缺乏后勤保障能力的中共军队会投入韩战，与刚刚用原子弹轰击过日本的美军抗衡。但是，理性又一次在战略决策的意义上被极权政治忽视，而中共军队的战术则达到了以弱搏强所能达到的理性的极限。
上述这类史实还可以引证许多。为什么极权体制会具备“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的共同特征呢？对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数千年前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述，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的治理优于人的治理。因为，人都是理性与感情的结合体，所以，人的统治会由于个人感情的作用而偏私。不过，尽管每个人都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然而，人却又有能力创造超越个体，因而超越情感的纯粹理性形式，这个纯粹的理性形式，就是法律。所以，法的治理就是理性的治理。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对于理解极权体制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特征有直接的意义。极权体制与人治是同一回事。极权体制之下，独裁者或者寡头集团的个人情感是其战略决策的根据，而以个人情感为根据的战略决策，不可能理性，只能是非理性。以中共对台湾的政治战略为例，在决策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寡头集团的爱恨情仇和寡头们对极权利益的认知，台湾民众的意志、愿望、情感、利益则完全被忽略。这种完全忽略台湾民众存在的对台政治战略决策怎么可能是理性的？
长期以来，国际上多如过江之鲫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共的判断少有准确的时候，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懂极权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特征；用理性的标准判断极权战略决策，必定得出错误的结论。“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误导世界，也在误导台湾。台湾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中共对台战略决策的非理性，就不可能真正看清台湾面临的危险，更不可能找到战胜命运大劫难的方法。胡锦涛等中共寡头的个人心理状态，在此次中共制定的“2012不战而胜台湾”的政治战略中起到关键的实质性作用。从中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共对台战略决策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疯狂的。这正是我在紧接下来的一节中要讨论的问题。
二、胡锦涛个人心理因素在确定对台政治战略中的作用——是历史的荒谬，还是人性的荒谬
民主政治之下，权力意志之魂在于法律，而法律以公民的意志与利益为依归；极权政治之下，最高独裁者和寡头集团的个人意志就是权力意志。当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构成中共权力意志的首要的兴奋点。所以，这个政治战略的最终决策基础，就在于胡锦涛和中共寡头集团成员个人的心理状态。只有剥去表面的官样文章的外衣，我们才能发现，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的真实背景，是多么阴暗，多么疯狂，又多么荒谬。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对中共党首胡锦涛的人格与心理状态，作必要的探讨。
极权政治要求用奴性人格与阿谀逢迎之术筑成升官之路，因为，向上负责是极权政治的基本逻辑；极权政治是阴谋政治，所以，华丽谎言修饰的伪善与伪善深处隐藏的阴狠，就构成专制官场中生存与发展必须具备的人格条件；极权政治以对独裁权力的贪欲，以及独裁权力带来的荣耀和特权，作为基本的政治动力，因此，对权力的贪欲必定是专制者心理的聚焦点。
奴性、伪善、阴狠的人格，对权力的沸腾的贪欲，构成中共官员普遍的基本人格与心理特征。不过，要想从中共暴政两千余万贪官污吏中脱颖而出，踏上权力之巅，除了命运的机遇之外，还必须是奴性、伪善、阴狠至极者，必须是把追求权力视作生命的唯一意义者。胡锦涛正是这样的人。
对于胡锦涛，贪婪与权力已经成为唯一的生存价值。在奴性、伪善和阴狠人格的养成上，命运也为胡锦涛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胡锦涛出身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凡在中共建政后的大学里学习过的人都清楚，大学里共青团干部、学生会干部和政治辅导员一类人，是学术上无知无能，醉心于帮助中共对大学师生实施政治控制的告密者群体。在大学里，与其说他们受到学术训练，不如说受到中共控制人的政治阴谋和权术的训练更准确。而这种训练正是养成纯熟的奴性、伪善和阴狠人格的摇篮。
胡锦涛虽然具备成为中共独裁者的全部人格条件和心理素质，但他的仕途却并非都一帆风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等与共青团渊源甚深的中共领导人在权斗中失势之后，得势的中共顽固派对共青团出身的干部的政治可靠度产生怀疑；胡锦涛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书记，顺理成章处于怀疑之列。于是他从贵州省书记任上被调为西藏自治区书记。这次调动虽说属于平级调动，但由贵州调到更偏远的西藏，本身就是有贬谪的意味。而且从中共历史上看，西藏的书记几乎没有能继续升迁的。一时之间，胡锦涛的仕途似乎已到尽头。胡锦涛心灰意冷之际，赴藏不久，便托病返回北京住院疗养。
一九八九年是胡锦涛命运转折的起点。年初，在北京养病的胡锦涛接到中共西藏党委转来的一份文件，文件中称，根据公安部门秘密侦查掌握的证据，藏人僧侣准备在三月发起动乱。最初，这份文件并没有引起胡锦涛的重视。这时令计划找到胡锦涛。胡锦涛任团中央书记时，令计划作过其秘书。按中共官场的潜规则，官员与其秘书之间是亲密的主仆关系。令计划得知那份文件的内容之后，向胡锦涛建议：马上返回西藏，作好平息藏人僧侣动乱的准备；一旦事态出现，立刻高调平息动乱。令计划指出，这可能是胡锦涛进一步发展的最后机遇；只有出现重大事态，胡锦涛的个人命运才可能出现转机。
据知情者透露，五年之后，令计划曾向人讲起，他当时为胡锦涛献的此策乃千古奇策，堪比汉张良当年为刘邦所献的暂入蜀为王之策。
胡锦涛接受令计划的建议，很快返回西藏，并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未经事先请示中央，就以西藏党委名义，强令西藏军区警备团和驻拉萨武警总队，全副武装，开进拉萨城区，用大屠杀的方式平息藏人僧侣的和平起义。胡锦涛本人竟然也完全违背中共官场规则，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头戴军用钢盔、手执自动武器，赫然出现在大屠杀第一线。
据西藏公安厅一份秘密文件记载，此次大屠杀中逮捕僧侣一千三百多人，平息暴乱的当场击毙所谓“暴徒”四百八十三人，后在关押中又有一百二十三名受伤的暴徒死亡或者自杀。胡锦涛，这个平常拘谨呆板，微笑总像不会凋谢的塑料假花一样挂在脸上的人，竟会如此凶狠，连一些中共的老军头都感到惊叹。一些曾与胡锦涛共过事的官员对此更觉得匪夷所思。
其实，胡锦涛的表现完全符合奴性人格的逻辑。在长期尊严被践踏、情感被压抑的奴性人格中，都如深海暗流一样涌动着盲目报复的阴狠兽性。我预言，胡锦涛在对待藏人僧侣时展现出的凶残，将在他“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再次血淋淋地裸露出来。
事件后，中央军委和武警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对于胡锦涛未经请示中央就调动部队十分不满；认为这严重违背了军事纪律，一度试图正式提报告，要求对胡锦涛作出处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随后爆发的六.四事件，不仅使胡锦涛完全摆脱受处分的可能，而且使他受到邓小平的垂爱。邓小平决意用自己沾满六.四之血的手，把权力交给手上沾满藏人之血的胡锦涛。这个精明老政客认为，只有如此，他死后才不会因六.四血债受到清算。无奈当时江泽民获得李先念、陈云的鼎力支持，邓小平已不得不同意江泽民出任总书记，他只好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人事安排，隔代制定胡锦涛作未来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并用政治遗嘱的方式，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力和功劳“恩赐”给胡锦涛。当然，这绝非出于邓小平对胡锦涛的个人偏爱，而是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为防止自己死后因六.四血案被鞭尸，一定要强化同他一样有血案者，即胡锦涛的权力地位——邓小平最怕的是他的后任者为六.四“平反”，因为，以共产党的名义给“六.四”平反，意味着邓小平及其家族彻底丧失所有政治依托，并直接承担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滔天罪责。
总括而言，促使胡锦涛二○一二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决策的个人心理因素，主要有下列各项：
首先，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的两届任期已满，按规定应当交出权力。对于独裁者，交出权力比交出生命更痛苦。所以，在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重大事件，或者主动制造重大事件，胡锦涛便会找到推迟中共十八大召开的理由，从而“合理地”延长自己掌握最高权力的时间。
其次，即便找不到延长执掌权力的理由，在权力还属于自己的时候，运用权力“建功立业”，不但可以巩固胡锦涛个人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而且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障胡锦涛交出权力后，其家族利用腐败权力敛聚的资财的安全。
再次，成功“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使胡锦涛对党内权力斗争的对手取得绝对政治优势，从而按照他的意愿组建下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核心团队。这样，即使交出了权力，胡锦涛也能够继续以太上皇的资格垂帘听政。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胡锦涛决策二○一二年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每一项心理因素后面，都是其奴性、伪善、阴狠和贪婪权力的人格在起作用。
同时，胡锦涛的这个决策不仅得到邓小平政治遗嘱的支持，而且也符合中共寡头集团成员的利益。
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使这一代中共寡头集团以“集体领导”之名，分享“丰功伟绩”，满足他们对荣耀的贪欲。不过，长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洗脑，使中共官员基本上属于极端功利主义的一类。因此，他们对荣耀的渴慕之下，隐藏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
当今中共寡头集团成员及其家族，无一例外都是利用腐败权力贪污受贿的犯罪者，其中相当一部分还犯有屠杀人民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反人类罪行。在台上时，他们可以用权力保护自己，一旦下台，失去权力之盾，他们的罪行就很可能成为权力斗争的对手整肃他们的理由。而参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功，则会为他们下台之后提供历史功勋意义上的地位保障，极大增强其安全感。
胡锦涛的个人欲望与寡头集团成员的欲望和利益的契合，使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中共暴政整体的权力意志。那些相信中共战略决策会遵循理性规则的人们，其实自己最缺乏理性，因为，他们缺乏对极权政治战略决策的特点作出准确判断的理性能力。
遥想当年，慈禧太后为维持其专制皇权的安全，便把台湾出卖给日本。在那个过程中，没有谁想到要考虑台湾人民的情感、意愿和利益。台湾的命运就这样被一个衰朽荒淫的老太婆所决定。今日，中共政权，一个对中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极权统治的外来寡头集团，却又要以“统一”为借口，用极权专制的铁链锁住自由的台湾。在此过程中，台湾人民的情感、意愿仍然被忽略不计。难道台湾的命运又要被腐败至极、贪婪权力的中共寡头集团决定吗？这既是人性的荒谬，也是历史的荒谬；或者说，这是独裁者的荒谬的人性书写的荒谬历史。所幸，历史并不总是由独裁书写。所有渴望自由的人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握住历史之笔，书写自由命运的时候——为历史免于被独裁者的意志主宰，渴望自由的人们必须书写历史，即便需要蘸着血泪书写。
三、中共对台战略的策略和战术设计 ——非理性下的精确理性
过去，智者告诉人类：贪欲是万恶之源。现在，我愿说：对专制权力的贪欲是万恶之首。
正是对权力的贪欲构成专制者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的基础；权力的贪欲像一团猩红的火，日夜烧灼着专制者的心，使他们成为非理性的动物。不过，专制政治的官场又是阴谋遍地、险恶至极的丛林。只有最具实用主义生存理性的人，才可能生存下来，并成为黑暗的丛林之王。专制官场的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生存理性训练，又把专制者培养成深谙人性弱点的理性动物。专制者权欲沸腾的灵魂是非理性的，专制者的权谋之术则极端理性。专制者的这种分裂的人格特征决定了，极权政治战略决策上的非理性和战术执行的极端理性的特征。而这也正是极权政治的可怕之处——通过精确的理性设计和运作，来实现专制权力的贪欲中的反自由、反人类内涵。这种极权政治的可怕之处已经成为台湾必须面对的现实。
从中共官员的身上，人们可以明确地发现非理性和权谋理性集于一体的双重人格。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三个决议，是胡锦涛授意，由令计划统筹的三个工作小组拟定的。那次会议上，令计划在对三个决议进行说明的报告中讲到：“… … 有同志提出疑问，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是不是仓促了一些，时机是不是成熟。… … 胡锦涛同志和常委班子，是在对未来我党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局势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之后，才果断作出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一点也不仓促，时机也早已成熟，即使有一些条件暂时不具备，也要用开创性的工作使之具备。… … 我们处于战略机遇期，但也处于改革深化，深层矛盾将逐步暴露出来的时期。未来的五年之内，在经济、社会和思想政治领域，可能集中出现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果断把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有利于凝聚全党、全军的意志，有利于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利于预防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 … 而且，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也是邓小平同志对胡锦涛同志和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嘱托。邓小平同志在遗嘱中就高瞻远瞩，提出要尽早解决台湾问题；指明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党的生死存亡。”
令计划的这番话对于不熟悉中共党文化的读者，可能不容易准确理解。因此有必要作一定程度的“翻译”。令计划的上述发言的中心意思如下：由于中共权贵市场经济运行二十余年造成的极端两极分化已经到达临界点，中共将在未来五年进入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大危机期。因此，实施二○一二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可以把大陆的重大矛盾引向外部，同时有利于煽动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情绪，用以欺骗大陆民众，缓解沸腾的民怨，为中共暴政度过危机创造条件。
显而易见，令计划在战略决策的层面上完全非理性。他只为中共度过危机的一党私利，并根据一个化为飞灰的老政客的个人愿望，就同意把专制的枷锁加诸于台湾的决策，这不仅是偏私的，而且是极端的，是极端非理性的表现。但是，为实现二○一二对台湾不战而胜的政治战略，由令计划主持拟订的一系列具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统战方案，即战术执行层面上的方案，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风格。这些方案是本书下面将要介绍的主要内容之一，相信读者会从中明确感受到下述这种风格：其对人性弱点之洞察、考虑问题之全面、分析判断之冷静、思想表述之缜密、行动设计之合理、权谋思辨之诡谲难测，等等都全然是高度理性的产物——没有偏颇的激情、没有极端的冲动，只有冰冷如铁的坚硬的逻辑。
中共官员的非理性与理性的双重人格，在中共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身上得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另类表现。中共将领中，包括公开用核战争威胁美国不得干预台海战事的朱成虎在内，共有十一名将领曾先后分别写血书给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尽早发动对台湾的作战。王守业就是写血书者之一。后来，王守业因得罪胡锦涛被逮捕。在审讯过程中，王守业精神完全崩溃。他供出，自己写血书要求尽早开始台海作战，除了为使江泽民有借口继续掌握军权之外，还有其个人目的。他说，在众多权力竞争的对手虎视眈眈的情况下，通过权钱交易敛聚的大量财富使他寝食难安。而对台作战无非两种结果，一是战胜，统一台湾；一是战败，国家大乱，中共垮台。无论哪种结果都对他有利——战胜了，他作为主站的鹰派和对台作战后勤主官之一，定然获得“民族英雄”的无尚荣耀和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在此情况下，那些权力竞争的对手和政敌也会知难而退，他的财富和个人的政治生命就都安全了；如果战败，中共倒台，天下大乱，他也可以得到解脱，因为，根据苏联的经验，苏共垮台后，前苏共官员用腐败权力获得的财富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反而以私人财产的名义受到法律的保护。
据中共军事法院的良知人士透露，胡锦涛在王守业的供词上批示：“我军的高级将领的思想意识竟会腐败堕落到这种程度，难道还不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吗？”其实，在战略决策的选择上，王守业遵循的是和胡锦涛同样的逻辑，即以个人的主观心理愿望，而不是客观理性，作为战略决策的根据。区别只在于，两个人的地位和处境不同，其战略选择的非理性的内容也有不同而已。
不过，就是同一个王守业，又具备出类拔萃的战术设计的理性能力。王守业作为主管后勤保障的海军副司令员，曾受命领衔设计台海作战的后勤保障预案。在王守业主持下，由海、陆、空三军种的后勤将领组成的设计组，仅四个半月就完成了预案设计。以迟浩田为首的退居二线的老军头组成的鉴定组，对预案鉴定后大为满意，称赞其设计之缜密与巧妙，超过当年日本海军奇袭珍珠港的作战谋略。
在人格的非理性和理性的双重性问题上，胡锦涛则是中共官员的最经典的代表者。如前所述，中共二○一二年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决策，实质上是围绕着胡锦涛个人的权力贪欲与野心作出的非理性选择。然而，只要沉降到如何在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术层面上，就可以看到精明的理性的权衡开始发挥作用。所谓“不战而胜台湾”的战术方式设计，正是理性权谋的选择结果。
胡锦涛确定用“不战而胜”，即用统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既不是基于对中国古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原则的理解，也不是像某些卖身中共的国民党权贵人士宣扬的那样，“中共不愿看到两岸同胞兄弟相残的悲剧发生”，而是为实现胡锦涛个人权力野心所作的理性权衡的结果。
中共解决台湾问题无非两种基本战术方式选择，即武力方式和统战的非战方式。中共军方极力主张用武力为主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以便为军人“建功立业”，提高军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创造条件。但胡锦涛与军队素无渊源，如果武力解决，整个过程将由军方主导，胡锦涛只能作一个政治木偶，难以真正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而且，武力解决台湾之后，军方将领的权威和政治影响力将极大加强，从而造成对胡锦涛政治主导地位的威胁。正是出于上述理性权谋的考虑，胡锦涛才否定以武力为主的战术选择。相反，用“统一战线”的和平渗透、利诱收买的方式，不战而胜台湾，则可以使胡锦涛在整个过程中处于理所当然的主导地位，使台湾问题的解决首先成为胡锦涛个人的“不世之功”。国民党的重新执政，以及国民党权贵阶层的亲共、媚共、投共、卖台的政治取向，恰又为胡锦涛确定“不战而胜“的战术方式，提供客观可能性的现实基础。
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战术方案，引起中共军方极大的反感与反弹。为安抚军方，胡锦涛同时要求令计划统筹拟定《关于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预案》。这个预案的主要内容本书后面也有介绍。除安抚军方之外，胡锦涛在选择“不战而胜”方式的同时，又制定“军事斗争”准备的预案另有深意。这个预案为其在统战过程中用小规模战争方式激化局势，从而找到在大陆实施紧急状态的理由，提供了根据。紧急状态之下，胡锦涛便可合乎逻辑地推迟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并继续超期控制最高权力。书写到此，不禁感慨：中共狗官的权谋理性，真是机心万端，阴暗如晦，鬼神难测。
中共战术层面的极端理性不仅表现在战术方案的设计上，而且表现为实施过程中对既定战术方案的及时有效调整。现只随手拈来一例说明之。
台湾实行开放陆客来台旅游的政策之初，由于马英九当局刻意鼓动起的乐观情绪，许多台湾人满怀乞盼，等待大批陆客如“及时雨”从天而降，给台湾带来商机。但是，最初数月，大陆客每日入台只区区数百人，多者也不够千人，使台湾众多景点建起的各种旅游设施大部分置闲，投资者面临惨痛损失的前景。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开始步入危机，而国际经济危机此时发生，又给其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大陆一般民众缺乏旅游消费的能力，而中共国务院也没有能力为大规模公款赴台旅游支付账单。
二○○八年十月，中共统战部给中共书记处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赴台旅游的人数远低于预期，不仅开始影响马英九政府在台湾民众中的声誉，甚至可能对马英九加强同大陆经济联系的战略政策产生重大消极影响。此份报告提交仅三天，中共书记处就在令计划主持下，作出应对决定。这项决定的保密层次为“绝密”。该决定要求，由统战部牵头，工商总局和税务总局参加，共同组成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的任务是，促使在中国赢利的海外华人投资的企业（不包括台资企业）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出资，组织员工赴台旅游；对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的企业，工商总局和税务总局要给予工商管理和税收方面的合理优惠待遇，对于不响应这一号召的企业，要从工商和税务的角度，依法严加管理，对其在工商和税务上的任何违法行为，都要及时查办，从重、从严处罚。对于其他性质的企业愿意出资组织员工赴台旅游，也要积极鼓励。
该决定还要求，在中共统战部协调下，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和国家旅游局要确保二○一二年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之前，每年赴台旅游人数达到五十万左右；并声称，“上列各单位必须以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把这项任务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中共享上述方式逼迫华商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为陆客赴台旅游，这个被称为“政治任务”的活动买单，与黑手党收保护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共统治下能够长时间生存的华商和民营企业，以及其他企业，都学会了奴仆的乖巧。对中共这种敲竹杠式的号召自然至少表面上大力支持。因传销而常受打压的直销集团此次抢到献媚的先机，不仅首批组织并资助员工赴台旅游，而且责令其员工必须按照行前中共统战与国安部门培训的要求，把旅游当作“统一祖国的政治任务”，要向台胞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宣传只有和祖国大陆在一起，台湾经济才有出路的观念。如此这般一来，才出现了直销团员在台湾犹如暴发的土财主式的表演。
相信在中共暴政强权的逼迫之下，不断会有企业组团赴台旅游，人数定可达到每年五十万人次左右。只是这种以二○一二中共解决台湾问题为期限的政治任务式的旅游经济，对于台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中共给予台湾的经济利益，是要在二○一二年收回政治利息的，——政治利息的实质，就是自由的台湾要沦为中共极权专制之下的政治奴隶。
我们用较长篇幅论证中共极权政治“战略决策的非理性与战术执行的极端理性”的人格分裂的特征，是为了明确表达一个事实：中共享极权铁手扼杀台湾自由命运的非理性的战略决策，正在而且将继续由极其富于策略理性的战术设计来推行，即非理性的罪恶的政治目的是被遮蔽在用精巧的理性编织的骗局后面；只有等到中共在二○一二年条件成熟之后翻开政治底牌时，其政治目的才会裸露出来。所谓图穷才会匕现。可是，台湾有能力洞察骗局，看清中共政治目的对台湾自由的致命威胁吗？
四、简要结论
一个社会养活既不作工，又不务农，也不经商，还不搞科研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体，是为了经过这个群体，实现特定的社会职能。这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便是当重大的危险逼近时，政治人物能够凭借其政治敏感性，文人能够凭借其智能与知识，为社会敲响警钟。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台湾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体，辜负了养育他们的台湾。
现在，政治大劫难已经逼近台湾，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中共又用精致的理性铸成华美谎言的幕障，阻断普通台湾人看清事实真相的目光。这正是台湾需要大政治家和智者的时刻。然而，我们看到——历史也必然看到了，众多国民党的政客、马英九与其政府的官僚、利欲熏心的文人，以及俗不可耐的电视名嘴们，都在随着中共的谎言欢歌醉舞；他们试图让台湾人相信，对中国人犯下重重反人类罪行、造成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悲剧的中共贪官污吏集团，已经天良发现，洗心革面，由嗜血的暴政变成乐善好施的菩萨，从而将给台湾带来丰饶的财富和永久的和平安宁。
这群台湾的小政客和无耻文人在帮助中共传播谎言，也是在帮助中共暴政推行其反自由的政治战略。无论这次大劫难将来以何种方式落幕——是台湾的自由被劫难所摧毁，还是台湾人战胜劫难，历史都将把这批台湾小政客和无耻文人，作为永不饶恕的诅咒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