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宠络国民党 裂解民进党 组建傀儡党──中共的政治统战
第四章 从"市场一体"过渡到"政治一统"──中共的经济统战
一、市场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经济机遇，还是经济绞索
中共将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以及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奉为"圣诫"。这就决定了，中共的诸种对台统战方案中，经济统战方案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温家宝对经济统战方案作出解释说明。温家宝明确讲："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要循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经济在前台，政治在幕后』的原则进行。要通过推行经济一体化方案，首先实现两岸的经济统一，为政治统一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只要实现了经济统一，政治统一就顺理成章，指日可待。』
温家宝指出，国民党重新执政给中共加速推行"经济统一"的政策提供了政治条件；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则为迅速实现两岸的"经济统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特别就全球经济危机对台湾的影响作出分析："正反相合，福祸相倚。世界经济危机虽然已经给我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而且随着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对我国经济会产生更大的压力。但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也给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台湾能源和矿产资源匮乏，岛内市场狭小，空间有限，所以，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就是台湾生存和发展的两条生命线。目前这次源于西方世界的全球经济危机，必然造成商品需求量的全球性萎缩，这对于主要靠出口型经济才能生存的台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产品出口萎缩，又必将影响进口自然资源的能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台湾东边面对浩瀚的太平洋，西边一百多公里就是大陆。对于台湾，这正应了佛家的一句话，叫作『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惊涛骇浪面前，只有依靠大陆，台湾的经济才能有出路。我们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场，容纳台湾产品出口，就像大海容纳河流一样容易；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完全能满足台湾的需求。当然，台湾想从大陆得到经济发展的空间，就要同意和大陆实现经济一体化。要用协议的方式确定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框架规则。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经济统一。台湾得到经济实惠，我们实现统一的政治目标。这才叫双赢互利，各有所得。对于二○一二年前率先实现两岸的经济统一，我充满信心。虽然我们可能会为此付出一些经济代价，但同完成统一大业，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相比，付出这些经济代价是值得的。"
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是军中主张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性人物。可能是基于对胡锦涛等人决策以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不满，梁光烈在会议上很不礼貌地打断温家宝的话，质疑道："当初台湾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主要是靠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对这个你怎么解释？你根据什么说，这次台湾的经济非靠我们不可呢？"
针对梁光烈的质疑，温家宝作出解释说："过去台湾能自主创造经济奇迹首要的是精神原因。当时台湾政治的自信还存在。政治的自信中又产生出一定的精神凝聚力，台湾社会和台湾人还能以这种精神凝聚力为依托保持自信心。在这种政治精神背景下，才产生了台湾的经济奇迹。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台湾不再有政治的自信，也失去精神凝聚力和自信心。国民党连谈三民主义的兴趣都没有了，陈水扁和民进党也主要是把所谓台独理念当成拉选票的工具。整个台湾社会蓝绿分裂，族群分裂，丧失政治目标，思想混乱，人心离散，连许多政治人物、大资产者和社会名流都人人一本外国护照或者绿卡，随时准备作鸟兽散。在这种情况下，在完全丧失自信心的情况下，台湾已经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渡过经济危机，走出经济困境。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就叫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中共经济统战的总体目标就是通过经济一体化，形成两岸经济统一的事实，从而为中共利用政治统一的方式控制，进而扼杀台湾的自由民主，创造经济基础。中共实行经济一体化的方案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内容，即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协议表述方式，就是《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金融一体化的标志性的协议表述，就是以《金融管理合作备忘录》（MOU）为起点的一系列协议。
中共《对台经济统战方案》规定，在市场一体化方面，务必达到下列要求：大陆市场要成为台湾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其中出口到大陆的农产品，要尽快达到台湾农产品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大陆要成为台湾能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的主要来源地，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降低价格等有效措施；要确保二○一二年之前每年赴台的大陆游客接近五十万，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适当增加，以实现大陆游客成为台湾旅游业的最主要收入来源的状态。
根据中共《对台经济统战方案》的要求，金融一体化要实现下列目标：要逐步控制台湾的银行业和保险业，要不惜代价，操控台湾的股市；要迅速开始并加强对台湾能源、大型公共交通设施等战略领域的投资，尽快形成大陆和台湾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金融和投资关系。
上述《方案》中还特别提出，实现金融一体化过程中，为达到既定目标，可以采用各种灵活的方式；要特别注意对已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的运用。必要时可以"借鸡生蛋，借池养鱼"，即与在大陆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台商达成秘密协议，由中共出钱，借台商之名，对台湾的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以及能源、重要公共交通企业进行投资，从而突破台湾对上述领域中外来投资比例的限制，实际实现中共资金对这些台湾战略经济领域的控制权。
二○○八年六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克强也曾就两岸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作过解释性发言，他说："实现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也就实现了两岸经济上的统一。当然，为此我们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比如，接纳台湾的出口产品，会对我们的一些产业产生冲击；为吸引台湾把大陆作为它进口战略性自然资源的主要选择，我们需要用比国际平均价格低一些的价格向台湾出售自然资源。再比如，为突破台湾设置的投资屏障，控股台湾的银行、保险和其他战略性的经济体，我们不得不借诸一批台商作我们的代理，对这些台商我们当然要支付比较丰厚的报酬；要操控台湾的股市，使其基本按照我们的意愿升降，也需要一定的资金付出。但是，所有这些经济代价都是值得的，都会得到政治的回报。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台湾问题上首先要算政治账。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当前的政治战略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关系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战胜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 … 虽然我们不得不付出一些经济代价，可只要实现了市场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我们就立刻在两岸关系上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主动权：台湾的出口市场由我们控制，台湾必须进口的战略资源在我们手中，台湾的银行、保险和战略性经济行业由我们控股，我们有能力操控台湾股市，甚至有能力决定台湾旅游业的兴衰。在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之后，我们的政治意志，就决定了台湾的政治意志；台湾问题按照我们的政治意志解决，就是历史的必然。有同志担心，这样付出的经济代价会不会太大。事实上，主要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解决台湾问题，无论需要付出多大经济代价，都比以武力为主必须付出的代价低得多。而且在经济利益上对台湾较大幅度倾斜也是有时效的，二○一二年，完成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战略之后，台湾就主要还是要靠自己来发展。"
从温家宝到李克强所表达的政治意图，是中共对台湾的经济活动追求的真正目标，即中共经济活动的价值归宿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台湾如果把自己的经济前途主要寄托于大陆，就等于把自己命运的缰绳交给中共掌握。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根本上源于人类过度消费的生活哲学中产生的虚拟数字经济；这是整个人类为自己的生活哲学的错误而不得不承受的艰难。连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内的人群都必须承受，台湾又怎么可能回避艰难？事实上，也只有那些通过智慧的反思和自己不懈的努力，战胜了艰难，战胜了经济危机的族群和国家，才会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可是，目光短浅而又缺乏智慧的马英九政府，正在向台湾人灌输一种完全机会主义的思维，似乎只要傍上中共这个大款，台湾就可以侥幸躲过这次全人类都正在经受的经济艰难。在这种思维指导下，马英九为实现中共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设想而鞍前马后，并竭尽所能，帮助中共把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这两条经济绞索套在台湾的命运之上。历史将证明，当中共的政治铁手拉紧这两根经济绞索时，被绞杀的将是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和自由人的尊严。
二、台商，一个被强权绑架的族群——利益与良知之间
在大陆，"台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并很快开始风行一时的概念。当时，正值中共党内两个良知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主政，中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比较自由的时期。不仅经济改革狂飙突进，政治改革也成为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术机构中，知识分子讨论的主题之一。在这种大背景下，随着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台湾资本开始进入大陆，"台商"也逐渐成为具有时尚性的概念。
统战部是中共负责对台事务的最重要部门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任统战部秘书长。有一次谈到台湾时，他对笔者说："我们了解到，台湾都已经在考虑逐步放开民主了，我们党内却还有人要反『自由化『。这样下去，我们在政治上要被台湾抛在后面了。"胡德平对台湾的这种良性的认知，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良知派的普遍观念。所以，尽管开放台商来大陆投资仍然有统战的考虑，但当时统战考虑中隐藏的政治阴谋的因素并不多。由于处在经济改革的热潮中，那个时期很多中共官员更倾向于把"台商"视为经济因素。
八九年六.四血案之后，中共党内的良知派被彻底清洗，中共走上全力强化极权专制的不归之路。邓小平等六.四血案的原凶，完全清楚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只有极权专制才能保护他们免受政治的清算和法律的惩罚。所以，从确定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到隔代制指定同样身负血案的胡锦涛为接班人，都是邓小平为强化极权统治所作的政治安排。经济的开放虽然还在持续，但政治改革已被禁锢，强化极权专制已成为中共首要的政治意志；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也由原来的解决中共与国民党的历史恩怨为主，转为用中共的专制控制台湾的民主制度，从而一举消除台湾民主的示范作用引发大陆民主化浪潮的危险——对此，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就是权威的证明。
鉴于以上原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共越来越把台商作为统战的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来看待。本世纪初，胡锦涛执政之后，他以邓小平的遗嘱为尚方宝剑，将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确定为中共的战略重点。从此之后，"台商"，这个本应该属于经济范畴的概念，在中共的视野中已经完全政治化；通过对台商的运用，实现统战的政治战略，现在成为中共官员对台商价值的基本定位。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专门确定了利用台商进行统战的五个主要方面：其一，充分利用台商在台湾社会各阶层中辐射的影响，加强大陆对台湾人民的亲和力。其二，在大陆资本不便公开进入的领域，比如传媒、教育等，以及在不准大陆资本控股的经济领域，用台商作代理人，进行收买和投资，以实现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统战工作目标。其三，二○一二年三月之前，要加强对台湾的招商引资工作，要达到台商人数比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的目标，以便扩大台商在二○一二年台湾大选中的影响力。其四，作好过去或者现在，公开或者秘密给民进党提供政治献金的台商的统战工作，利用他们影响，分化民进党，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进党的政治行为。其五，加大力度，在台商中进行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和组织的准备工作，为中共将来利用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控制台湾社会，打下坚实的政治组织的基础。
台商投资大陆本是为了利润，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然而中共政权却要把政治的命运强加到台商身上。台商如果服从中共政治意图，作中共的统战工具，便可以获得利润，否则便要面对中共运用国家权力给不服从者造成的经济困境，甚至绝境——中共享强权绑架了台商，而经济利益成为迫使台商就范的"人质"。"台商"由经济概念变成政治概念，是违背人类社会正常逻辑的荒谬现象，但却又有其必然性。
中共专制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现代经典，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表现；中共的经济改革所造就的，是权力贵族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无论中共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专制权力都具有至上的权威，都是最终的裁判者。中国存在两套法律，一套是公开宣布的，一套是实际作用于社会的：公开宣布的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欺骗世界和中国人，为中共制造"依法治国"的假象；实际起作用的法律则在中共各级政法委的控制下，成为实现中共政治意志的法律工具。
极权政治之下，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政治权力是法律的主人，法律是政治权力的婢女——这本是政治法律常识。但由于中共令人眼花缭乱的欺骗宣传，人们常常忘却了这个常识。以极权政治的背景来审视，台商被中共强权所绑架就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不过，中共之所以对迫使台商作它的统战工具怀有如此充满傲慢的自信，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西方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投资者，以及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或者国际财团，也都被中共列入统战的政治视野之中，但中共对这些投资者却不敢进行肆无忌惮的政治绑架，而只能迂回曲折地作一些政治小动作。因为，这些投资者不仅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每个投资者后面都有其所属国的主权和法律为其提供保护，中共不能对这些投资者为所欲为，而必须遵守通行的国际经济法规则。台商则不同。一方面绝大部分台商资本规模较小，不具备跨国公司或者国际财团那样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台商没有国家主权为其提供法律保护——中共彻底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可见，台商实际是在没有任何主权保护和法律依托的情况下进入大陆投资的。大陆的法律的终极目标不在于保护台商的利益，而在于体现中共的政治意志。由此一来，台商的命运便只能完全由中共的政治意志左右；台商的投资利益更是完全由中共腐败的官权予取予夺。
中共极权之下，利益和良知是对立的。大部分台商自投资大陆之日起，内心就处于利益和良知的冲突中。由于腐败权力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转的轴心，所以，仅凭诚实的工作并不能得到利益，获得利益的前提是必须通过行贿这种法治国家视为的犯罪方式，与腐败的官权结成肮脏的同盟。行贿的方式花样百端，从金钱到美色无所不至。在中共的腐败官员眼里，台商毫无尊严可言，只是他们的活的"钱包"而已。同时，大陆投资的高额利润，主要是来自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台商只有首先杀死自己心中的人性，才能心安理得地赚取这种非人道的利润。
台商想在大陆获得经济利益，首先必须蒙蔽自己的良知。不过，那还不是最坏的情况。现在，中共要以经济利益为"人质"，要求台商群体，成为其统战台湾的政治工具。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台商为经济利益而泯灭天良，背叛其故乡台湾的根本的政治利益——想要经济利益吗？那就把台湾的政治自由出卖给中共极权专制！对此，胡锦涛曾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一份中共国税局和工商总局关于台商政策的报告上批示："我们当然不能允许有人一面在大陆大发其财，一面又支持台独，甚至把在大陆挣到的钱拿去支持台独。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就意味着犯罪。"——胡锦涛的这句话表述出中共暴政的一个自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逻辑：经济利益的得失，要由政治立场决定；经济利益要以限制政治和思想的自由为代价来换取。
关系到台湾的自由，"台商"在利益与良知之间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历史正在等待答案。然而，中共暴政对此问题却已经表现出充分的自信。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曾说："对于台商我是有信心的；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会服从我们的政治安排。当然，各部门还要从各自的角度去做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也要对相关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对台商同胞要动之以情，明之以理，晓之以利，示之以民族大义。… … 许多台商在大陆生活多年，习惯了大陆的风土人情，社会制度，不仅经济事业在大陆，感情上对大陆也产生了归属感，有不少人还在大陆娶妻生子，真正安家落户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存在状况决定了，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党统一台湾的事业。"
台商整体上是否会像胡锦涛相信的那样，背叛台湾的自由，出卖良知，换取个人利益，沦落为中共统战的政治工具，这还需要等待未来的历史作出最后的回答。不过，即便胡锦涛相信的，变成了事实，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台商来承担；应当受到指责的，首先是台湾的政客群体。
人性中本就有对物欲的追求。能够抗拒经济利益诱惑的，唯有精神信念。可是，台湾的政客们正从不同的角度摧残属于台湾的精神信念。马英九摧毁台湾人的自信，把中共描绘为台湾的唯一出路；陈水扁则以其贪渎之行伤害了台湾的政治价值，并继续用小政客的表演加深这种伤害。在上述情况下，台商很难找到可以作为其心灵依托的属于台湾的精神信念——商人的社会职能不在于创造精神价值，而在于创造物质能量；创造精神价值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天职。精神信念一旦丧失，趋向经济利益就成为人性的必然选择。所以，随经济利益的诱惑而作中共希望看到的政治之舞，很可能将是"台商"在下一个历史剧幕中的表演。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希望在于，艰难时世之中，能有大政治家和智者群体横空出世，重建台湾自由的精神信念和政治自信，包括"台商"在内的台湾人民才可能因此而找回对正义、良知、真理的信心，才可能抗拒来自强权的经济诱惑，坚守台湾自由的原则。
三、实施经济统战的权谋——阳光后面的黑暗
专制权力是中共官僚集团的生命线。中共官僚集团的特权、财富、荣耀、地位全部源于专制权力；也只有凭借专制权力的保护，中共才得以规避诸如海珊、米洛塞维奇、红色高棉等反人类罪的罪犯的命运，即因其罪恶受到法律审判。专制权力构成中共官僚集团生活内容的中心，而专制本身属于政治的范畴，中共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
不过，这个政治的动物却又崇拜物欲的力量。中共的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国家哲学是源自西方文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有唯物主义的基点都在于，把世界的本源和人的本质归结为物——在唯物主义的内心深处，人活着就是一块随物欲的诱惑醉生梦死的物质，死去就变成一块腐烂发臭并归于尘土的物质。基于对人的本质的这种阴郁的观念，中共相信，物性力量是左右人的精神和政治取向的根本性力量。所以，中共又把经济的手段作为实现其政治意志的最重要的方式。中共让经济变成充斥着政治权谋的领域。
中共对台湾的政治图谋十分明确，即把专制的铁链套在自由台湾的颈项之上。而中共的全部对台经济活动都围绕其图谋的主轴转动。由于对物性力量的崇拜，中共对经济手段的运用远远超出经济统战的范畴，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都可以感觉到政治权谋操纵的经济之手在起作用。中共经济统战的直接目标就是：通过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掌控台湾的经济命脉，从而在以专制政治的名义统一台湾之前，先行实现经济的统一。除此之外，在其他统战领域中，经济的权谋运用，也成为重要的运作支点。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下述各个方面。
首先，在对国民党上层的政治统战中，经济手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二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发到省军级的一份统战部的秘密文件中明确规定，对于国民党上层和其他有重要政治社会影响的人士，无论是直接以其本人的名义，还是通过其亲友的名义在大陆的投资，都要给予保护，要确保其投资的经济效益。文件中写道："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我们党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成败。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务必要认真对待，坚决执行。"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统战部的一次对台工作会议上，就此讲过一个很粗俗的话："我们先让国民党上层把经济利益的屁股坐到大陆上来，他们的政治屁股坐过来的哪一天还会远吗？"
其次，在对台商的政治统战中，中共也把经济手段作为最重要的权谋来运用。台湾的投资者虽然都统称"台商"，但地位却完全不同。有的"台商"如国民党上层和所谓有重要政治社会影响的人士，是作为中共的政治统战的目标性人物被"邀请"到大陆投资的，享受和中共权贵家族资本相差无几的"特殊礼遇"。而大多数台商最初则是怀着发财之梦，进入大陆的。进去之后才发现，他们的投资实际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中华民国的法律中共不承认，同时中共也不承认台商有国际法的地位；中共的法律首先保护的是中共官权的意志与利益。在此处境之下，台商往往成为中共官员利用腐败的权力任意宰割的羔羊。所以，很多台商开始都有一部投资亏损，甚至濒临破产的血泪史。经过多年磨难，台商终于学会通过权钱交易，与腐败官权结成同盟，来换取肮脏金钱的生存方式。恰在此时，中共又开始运用具有政治权谋的经济方式，利诱逼迫台商成为中共的"第五纵队"，为其用专制统一台湾效命。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说得很清楚明白："对于支持拥护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台商，要满足他们合理的经济要求，要让他们感到大陆是投资者的天堂；对于暗中反对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台商，要加强监管，进行经济制裁，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再次，经济权谋在控制民进党"金主"和瓦解民进党社会基础方面，也得到充分运用。如前曾述，中共视"新潮流"为民进党内最具组织能量的派系，因而将其列为统战的重点目标之一。而统战的具体方式，就是把"新潮流"的金主诱入大陆投资。以胡锦涛为组长，令计划具体负责的中共内部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就如何对待"新潮流"的金主，作出过逻辑清晰的政策规划，即"第一步，示以优厚投资条件，促其决心投资；第二步，使其得到超额经营利润，进而促其扩大投资；第三步，要求其终止对民进党的经济资助；第四步，根据其政治态度，决定今后如何对待其在大陆的经济利益。"该规划中还提出，"促使其扩大投资，是我们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步；其在大陆投资的规模越大，将来转变立场，采取有利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态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根据《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在瓦解民进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上，经济手段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共的电视台拍摄关于台南水果的电视片，声称要把台南水果介绍到中国；大陆广西大批量订购台南水果等充满善意的经济行为的表像之下，都隐藏着冰冷的政治权谋——要让台南，这个构成民进党最主要社会基础的地区，在经济上依赖于大陆市场；要让台南民众的经济收入，由大陆的市场来决定，以促使台南地区民众的政治立场逐步转变。就这个问题，胡锦涛专门作出指示："对台湾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台南的统战工作，首先要算政治帐，然后再算经济帐。主要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无论怎样都比主要使用军事方式的经济代价小。如果付出一些经济代价，能够瓦解民进党的社会基础，让台南人民通过切实的经济利益感觉到，大陆是他们切身利益之所系，对于我们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划算的。"
另外，经济权谋的运用也成为文化统战的重要支柱。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专门介绍。
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尽管中共决定主要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从没片刻放松所谓"军事斗争"的准备。以经济活动的名义掩藏军事准备的活动，乃是中共运用经济权谋的不可忽视的 部分。而中共享豪华的宣传活动推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概念，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共公开宣传的设置"海西区"的目的，全属于经济范畴，表面上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岸的经济交流，方便台商投资，有利于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但设置"海西区"实际却是由军方提出决策方案的军事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是福建，同时包括江西的纵深地区和浙江、广东的毗邻地区。这个所谓经济区正是中共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进攻出发地。中共公开宣称的"海西区"经济基础建设的重点是海西大通道和厦门与梅州两个深水港经济能量的开发。"海西大通道"是指两条由江西腹地分别通向厦门和莆田的运输大通道的建设。这两条通道的建成，能让隐蔽于江西山地藏兵洞深处的中共军队以及作战设备，在九个小时内高速抵达福建的两个港口，而此前已经建成的五条横向高速铁路，则满足了中共军队沿福建海岸高速展开的运输条件。同时，江西山地中共军队的战略藏兵洞，又有隧道和军事专用铁路，与大陆纵深其他军事基地相连。所以，海西大通道的建设使中共对台作战的前线与后方，联结成一个高效、高速的军事交通系统。
中共军方早就选定厦门港和梅州港作为对台两栖登陆作战的进攻出发地。为弥补运输舰和登陆舰的不足，中共军方在二○○○年拟定了利用民用船舶运送登陆部队的计划，并对民用船舶改为军事用途时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作出具有实战可行性的安排。而海西大通道的建成，可以使大批登陆部队，不到十个小时之内，便能从江西山地的藏兵洞中赶到厦门港和梅州港，直接搭乘事先云集在港口内的民用船舶，发起渡海作战，从而达到战役，甚至战略的突然性。对于中共在经济表像之下隐藏的军事图谋，马英九总统看来是懵然不知，依然向中共低吟"不武"的小调，麻痹台湾人的警觉性。他真的是不知大难之将至，还是另有深意？
维护马英九两岸政策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威信，确保二○一二年春天的大选马英九连任——这是中共要充分发挥经济权谋作用的最重要的政治战略领域。在中共的政治视野中，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基本符合按中共确定的时间表，以统一之名，用极权政治对台湾实施政治控制的战略构想。所以，维护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在台湾人心中的威信，同维护中共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一致。
中共不仅这样想，而且早已开始这样作。比如，如前所述，为证明马英九的"三通"和开放陆客来台的政策的正确性，中共不惜运用类似黑社会要保护费式的手段，强令一些企业出资组织员工赴台旅游；再比如，为证明马英九把中共描绘为台湾的经济救星的正确性，中共即使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也要保持台湾股市不致大幅下跌，甚至有所上扬。
中共要通过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在政治统一之前率先实现两岸经济统一。但中共的最终目的在于专制政治下的统一。中共与马英九"先经济，后政治"的逻辑正可谓心有灵犀，不点亦通。而马英九的连任对于中共完成其二○一二年政治统一的构想则至关重要。所以，运用包括经济权谋在内的各种手段，确保二○一二年春马英九当选，乃是中共关注的重点。中共也已下令要求各相关机构就此未雨绸缪，早作预案。虽然距二○一二年春尚有三年，可中共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却为争得头功，在二○○九年三月就向中共中央呈递了名为《关于确保国民党二○一二年胜选的工作方案的建议》。其中有关经济权谋的运用，张铭清提出四项建议：其一，在下一个台湾大选年度，大陆游客数量应当翻一倍，达到一百万。大陆游客增加，不仅可以在选举年给台湾带去经济景气，还会产生拉近台湾人对大陆的感情的广泛的社会效应，有利于马英九当选。其二，至迟在台湾二○一二大选前三个月起，保持台湾股市的"景气"。这是股票换选票的策略。其三，要用不言而喻而又明确无误的策略方式，让二百万台商人人都明白，他们的选票投向将决定他们大陆投资的利润走向。其四，在下一个台湾大选年用高于一般市场价的价格全部购买台南的可供出口的水果等农产品，以瓦解民进党的民意基础。从辩证的角度理解，瓦解民进党的民意基础同保证国民党当选是成正比的。
中共和国民党政府共同在用经济之笔，描绘两岸关系阳光灿烂的图案。但这个图案本质上是虚假的。因为，经济的运作只是权谋，中共的政治目的才是实质。政治目的一旦实现，作为权谋的经济运作，必将由于失去必要性而终止。那么，随这种权谋性经济运作产生的经济利益，也只能烟消云散——为政治利益而给予的经济利益，必定随政治利益的实现而消失。只不过政治利益属于中共暴政；台湾人最终从中共那里能够得到的，只有政治的枷锁和经济的失望。
四、简要结论
人世往往是荒谬的；在两岸关系的范畴内正出现一个荒谬至极的现象。
一方面，先有中共党酋江泽民严厉要求其党员必须把"讲政治"放在首位，作为一切工作的思想出发点，后有胡锦涛批示要学习政治上一贯正确的北韩，并要求在对台统战的活动中"首先要算政治帐"——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担心中共官员忘记，维护专制政治是其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活动的基点，因为，失去专制政治，中共官僚集团就失去一切，并将因其反人类罪、大规模贪污和攫取社会财富罪而受到审判。
另一方面，先有陈菊为其与中共之间的"破冰之旅"辩护道："生活不只是政治。"接着吕秀莲奋勇跟进，声称不要再把中共看成六.四党。跃跃欲试之情溢于言表。从陈菊到吕秀莲似乎都致力于通过弱化中共政治性的言说，来替真实而冷酷地存在的中共对台政治战略阴谋遮羞。如果是连战如此作为，那就毫无令人惊诧之处，中共政治走狗的天性之一，就是为中共对台的政治阴谋遮羞挡丑。然而，从陈菊到吕秀莲都是民进党的"女天王"式的人物。她们也如此作为，难道在向中共投怀送抱的问题上，她们已决意不让国民党和连战专美于前，而要后来居上吗？
吕秀莲所说中共已不是六. 四党的断言，更是对中共的实质一无所知的昏话。经济遗产的继承，既包括财富，也包括债务。政治也是如此。中共当今领导人在继承中共的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必须继承中共的反人类罪的罪责。实施六.四大屠杀不仅是邓小平、李鹏的个人意志，而是代表了整个中共权贵阶层的意志与利益，代表了中共极权政治的意志与利益。六.四血案已成为对中共的政治恶咒，只要中共暴政还没有因其反人类罪受到审判和惩罚，这个恶咒就永远不会解除。为了规避由于六.四血案被审判、被惩罚的命运，中共只有不断强化极权统治一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八九年起直至中共崩溃，中共都将是"六.四党"，即在"六.四党"恶咒的阴影下，竭尽全力逆历史潮流而动，千方百计加强极权专制。但那只是逆天而行的徒然之举。逆天者必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