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毛泽东走下“神坛”后，我等之辈终于得到“翻身解放”——可以议论他老人家的是非功过而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不过，议论并非敞开嘴巴直言不讳，还是有“一定原则”的，即对毛泽东的错误，只能“宜粗不宜细”，不能“深挖细找”，尤其对错误的原因更不能“问个不休”。比如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是否与他的性格有关?这个问题就是禁区，不让随便议论。
毛泽东的大秘书胡乔木，曾经极力反对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与他的性格联系起来，他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一文中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本来还可以说一些其他的原因，也许不只这四条，但是，我们在起草的时候，开始就下决心不提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有性格就解释了吗?”(引自《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众所周知，胡乔木的讲话并非个人的“一己之见”，他是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其言论就是“领导指示”，下面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和照办。因此，长期以来不仅对毛泽东的错误及其原因不能随便议论，就连祸国殃民的“文革”也成了不是禁区的禁区，即便是对“文革史”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和讨论，也由“宜粗不宜细”而引申为“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乃至“宜无不宜有”。
然而，曾经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在生前最后一次访谈中(2006年3月17日接受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曾涛的采访)，却“毫无顾忌”地谈到了毛泽东的错误与其性格的关系问题，他说：“1957年以后，他(毛泽东——引者注)不断地犯了一些错误，越来越大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应该说是很大的。犯这些错误，恐怕他个人的认识应该说是很大的原因。这些错误的产生、发展、严重化、难以纠正，恐怕也表现在其个性的缺点上。”当主持人问他：“在您的研究当中，您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物?”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这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比如说，比较偏执、多疑。虽然他反复讲过，要正视自己的错误，实际上真正到他自己的错误出来以后，如果他自己来纠正，别人说他的纠正很好，他当然就继续纠正;如果他觉得别人说他的什么话，他就不高兴。不高兴，当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他说不定反过来整你，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多少年来一起革命的领导人都可以关起来，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他觉得这个人政治上不行，就不让他负责任了，让他去休闲，养兰花去，因为他觉得别人思想上跟不上来了，真正的老战友啊。我觉得这是他的性格偏执，对别人的意见听不大进去。思想的偏差和性格的偏执结合在一起，使他晚年的错误越来越严重。”(引自《龚育之访谈录》第412～4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我之所以引用了龚育之这么大一段话，是因为我认为这样的话在官方媒体上太难得读到了，尤其是出于他这样一个“非常人”之口的“非常话”，对于冲破长期以来所存在的种种禁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说明一个人的性格对一个人的影响何其重大和深远。而一个领袖人物的性格，不仅影响和决定着他个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国家与人民的命运，尤其在思想和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领袖人物的性格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就更是息息相关了。既然如此，那么为何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与他个人的性格联系起来呢?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只允许找客观上的原因(例如“自然灾害”等)，不允许找包括性格在内的主观原因，怎么能解释毛泽东“不断地犯了一些错误，越来越大的错误”呢?如果不把毛泽东的错误及其原因实事求是地解释清楚，又怎么能向深受“文革”其害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做一个明白交代呢?
胡乔木之所以“苦口婆心”地说那样的话，是因为要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说穿了还是为尊者讳。他设问：“几十年的历史，光有性格就解释了吗?”我斗胆反问：几十年的历史，如果还是为尊者讳，不能真正实事求是，难道能“解释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