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知青回城－－一场被遗忘的维权抗争运动”，介绍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教授关于70年代末云南知青发动返城请愿运动的研究。杨教授的文章是经过大量采访后写成的，发表在那年英国的《中国季刊》杂志上，在当年该刊的“佳作排行榜”上排名第二。杨教授认为，作为自发性的和大规模的社会请愿运动（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其实也就是一种反抗运动），70年代末的云南知青返城运动是1949年以来唯一一次获得胜利的，因为它有以下三个有利因素：请愿运动领导人和参与者正确的组织和策略、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凡是”派和“真理”派），还有有利的国际因素（中越边境剑拔弩张，中南海急于在云南“维稳”）。稍晚几个月的新疆知青返城运动由于不具备后两个条件就受到镇压。我那篇介绍文章发表在海外，但被海内的知青和其他网站广泛转载。
70年代末知青回城运动实际上是今天维权运动的前身，当年的请愿知青是今日维权运动的先驱。从1978年开始，中国人花了30多年，才把“权利”这两个字重新放进了汉语的公共表达。但表达是一回事，实现是另一回事，尽管这些权利多半还只不过是生存权—用“只不过”这三个字并没有任何轻藐，只是要说明这些是被“和谐盛世”认可，许诺甚至夸耀的。当年云南知青请愿运动是要争回被文化大革命剥夺的和家人团聚的权利，争回被毛泽东时代剥夺的正当就业的权利，这只不过是他们整个生存权的一部分；和他们的知青生涯相联系的还有生存权的其他部分，当时不那么迫切，例如最近几年一些老知青多方奔走呼吁的工龄计算问题—在退休之际，他们的知青年代如何计算工龄。这样一个对他们余年的“生存权”事关重大的问题，在中国的体制下是在和当事人很少有商量余地甚至毫无知晓的过程中制定的。
丁惠民是当年云南知青返城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人之一，这几年一直在为老知青的工龄问题呼吁。他原是上海知青，但返城后由于家庭的原因在重庆落户。他的遭遇说明，在回城之后30年，这些老知青的“生存权”问题不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随着暮年将至越来越紧迫，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原来不是问题的现在也成问题了。
2009年八月，丁惠民从重庆去上海参加上海知青关于工龄问题的讨论和活动。根据民间网络消息（不可能有官方消息），当时上海知青因为工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准备按照信访条例派代表去上海市政府表达诉求。“2009年9月7日晚，从重庆赶去上海应邀参加会议的丁惠民在上海嘉定一个小旅馆内被两名自称是重庆国安的人带走。之后数天音讯全无。”
要知道丁惠民的下落，可以看丁惠民的女儿的博客：“2009年9月12日晚，在多方努力但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我发出寻人帖：《寻找我的父亲丁惠民》，很多好心的知青叔叔阿姨帮我转帖。第二天，我就接到 上海南汇公安局来电，称我父亲已于2009年9月9日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刑事拘留。9月15日下午，我收到了从上海南汇公安分局寄来的拘留通知书。”丁惠民的近况是“今天去看了爸爸，重庆的冬天阴雨绵绵，接见很顺利。从2010年7月6日以来爸爸一直在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劳教。这是他从2009年以来第三次为了知青维权坐牢。爸爸瘦了，手上第一次长了冻疮。爸爸，请你要一定坚强，我们都知道你是被迫害的，你是为了知青进去的，你一定能光明正大地出来！”所幸的是，丁惠民还没有完全被和谐盛世消声，有维权律师刘晓原在帮他，但刘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压力重重。
年轻时的丁惠民被“变相劳改”（这是林彪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针见血的定性），老年的丁惠民被“正式劳教”。年轻时丁惠民争回城权侥幸如愿；年老时丁惠民争的是工龄权，但却失去更为基本的人身自由权。从 “变相劳改” 脱身多年后又陷身“正式劳教”，说明至少在他个人，中国的人权是退步了。这样的事发生在“红歌之都”重庆，让很多网民对这个城市究竟是红都还是黑都顿生疑窦。其实，红和黑都不是重庆的原色；红黑混淆，一片浓雾才是重庆的本色，就像中国的前途一样。
杨斌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对当年知青维权和请愿运动有利的那三个条件，对于今天仍然被劳教的丁惠民来说显然都是“宏大叙事”。在一个GDP成天文数字的“和谐盛世”，他的个案（甚至整个老知青一代的工龄问题）难道还需要那三个宏大叙事凑在一起才能和平处理吗？
今天，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全局性的问题是体制性的，是政治性的，需要在宏大叙事的框架内才能理解和解决。但这并不说明所有的具体问题和对当事人的处理都要用政治手段解决，都要动用暴力机器来压制，都要用宏大叙事的语言（“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云云）来论证。相反，要化解体制性政治性和宏大叙事造成的刚性僵局，一个办法就是在个人，地方和局部的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要不但懂得而且切实把自己的生死抉择转化为利益再分配问题。如果连一个老知青来讨工龄都要让他失去人身自由，那解决中国问题的余地也太狭窄了，最终可能狭窄到不比杨佳手上那柄利刃的尺寸大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