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后门”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吉水罗大经所撰的《鹤林玉露》一书，书中提到“留后门”，文曰：“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取有据。”这里所说的“留后门”，是指办事要“留退路”。
还有人考证，此典出自北宋年间。相传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以蔡京为相。蔡京拼命贬谪和排斥旧吏，并规定其子女不得出仕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准流传，因此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一次朝廷设宴，艺人们在宴间演出了这样一幕：一个大官据案中坐，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因其戒牒是哲宗年间的，即被令还俗；一个道士遗失度牒要求补发，因是哲宗年间出家的，立即被剥下道袍，复为百姓。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说：“今国库发下的俸钱一千贯，皆为旧时钱文，如何处置?”这个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这便是“走后门”的由来。
“走后门”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毛时代，干什么事情都要托关系，走后门，没有后门和关系，绝大多数平名百姓根本就永无出头之日。本人已是耳顺之年，亲眼见证了“走后门”的起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当时的大饥荒，粮食布匹等最基本生活物资极少，当时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干部们通过“关系”侵占其他人的基本生活物资来吃饱自己的肚子。由于不是通过正当途径，所以称为“走后门”。
由于十年“文革”经济破坏，生活物资供应紧张，有段时间连肥皂、牙膏、火柴、香烟等基本物资也缺乏。走后门买东西更成了家常便饭。在这种环境下有权比有钱管用，售货员比银行行长还顶用，轱辘一转给个县长也不换。小老百姓也挖空心思地动用一切手段来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
记得一九七六年春节，我父亲为了买上定量的二斤豆腐，从早上四点排队一直排到下午才买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队买肉……买回的都是瘦肉，受到母亲的责怪。现在有人肯定会惊奇地问：卖给你瘦肉还不好？我就喜欢吃瘦肉啊！现在的年轻人有所不知，那时的人们既缺肉、又缺油，喜欢买肥肉解馋或者炼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卖肉的、卖豆腐的，简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人人都得向他们陪笑脸以巴望能弄点肥肉解馋。因此肥肉都被“走后门”的人买回去了。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吃惊地说：“人的适应性可真强，当时那么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当时就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头排十几个小时的队？”
1970年我找到单位的食堂管理员老李，十分难为情地说：老人生日没买到肉。看在师兄弟的面上给帮帮忙吧。他说“我从机关食堂给你匀一点”。于是他悄悄地给我包了一点肉，并再三嘱咐：千万别叫人看见。为了两块钱的肉，我们像做贼似的。
八十代后期，老李已经是处长了。一天，他突然找到我说：听说你父亲在内蒙古防疫站工作，能否给我搞几支丙种胎盘球蛋白？我立即写了个条子给他，让他去马路的对面的单位去找我的父亲。也怪我没说清楚，父亲也不知就里，竟然向人家收了钱，我因此得罪了李处长，李处长不止一次在背后说：妈的，他忘了当年求我给他弄肉了的事了！
我的儿子八十年代初进呼市第一幼儿园，是电管局生产处的老徐给帮得忙，那时老徐的老婆在一幼当保育员。他家养了许多只鸡，为了报答他，我的爱人多次从包头的粮库给他弄沙粮来。因为我的内弟在包头粮库工作，给老徐弄的沙粮，里面的土很少，如果有辛苦把麦子簸出来，人吃一点问题也没有。
那时我堂姐在市医院工作，经常有人托她给开病假条，我的一个同事老婆血压低，想买点红枣补血，但是必须要有医院的诊断书才行，我为此去求堂姐，堂姐又找到相好的大夫，才把此事办成。我的同事的妻子是个列车员，病好后，从北京给我的堂姐和那位大夫多次捎大米来。
邻居刘叔叔是个很灵活的人，有一次他对我说，他的母亲从老家来了，肉票刚好用完，他只好去副食商店碰碰运气，看看有无处理的下脚料。那天适逢人不太多，他向别的柜台打听好卖肉的女孩的名字，然后径走到肉食柜台，热情地向那个女孩打招呼：小李，今天是你的班呀？你的父亲身体好吗？你家还在那里住吗？我好久没去看你的父亲了，你向他问好呀！
小李不知所以然，脸色羞红地地连连点头。此时刘叔叔低声说：我母亲来了，我走的着急忘记带肉票了，请给通融一下好吗？
于是小李给他割了一大块肥肉，刘叔叔乐哈哈地拎着回家了。
以上是小老百姓的走后门事例，到了一九六四年后“走后门”的现象不多了。但到了一九六八年底后，由于知青上山下乡。那些知青的家长由于想将自己的子女想方设法弄进城找个工作，由此“走后门”又重新抬头。而有知青的农村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们，也想乘招知青进城之机将自己的子女塞进城，所以城市农村都出现“走后门”进城现象。以后又发展到“上大学、参军”走后门进城。
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2月13日来信回复中说：“剑英同志：……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对王、唐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原来这五个女孩毛泽东在杭州修养期间认识她们的，后来毛要她们去工厂做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后，她们提出了上大学的要求，毛泽东欣然同意，并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
连“伟大领袖”都要走后门，走后门之事从此就愈演愈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