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发童颜的著名史学家高华
脑海里浮现他鹤发童颜的身影
今天，是二○一二年的第一天，更是中国的学术良心与著名史学家高华先生溘然离世的第六天，这六天中，只要一睁开双眼，高华先生鹤发童颜的身影便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数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与他的一段交往，也在这六天里逐渐清晰地复活在我的记忆中。
二○○五年五月，广东美术馆弄了一个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作为配套产品，策展人还邀请了四十多名学者从广州，经西安，再到延安，搞了一场颇豪华的跨界学术研讨会──“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研讨会”。南大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高华教授也受邀出席，并与大家一道从羊城出发，一路走到了延安宝塔山下。
高华老师是在会议报到的当日傍晚抵达广州美术馆的，当其身影一出现，东西南北的那些搞艺术史论的专家们，便立即从各个角落一涌而上，将他包围住了。那时的高华先生，尽管刚从机场来到广州美术馆，但他脸上却没有一丝倦容，而那些早先于他到来的学者们，也不容他休息调整，只管纷然抓住他刨根问底地讨教开了。
研讨会与会者们，在广东美术馆观看完从延安版画起，直到陈丹青的《泪水洒满丰收田》为止的红色美术经典后，次日，就被一架波音七三七运到了西安。这些人一钻出机舱，马上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拖上了去陕北“圣地”的路上。
在开往延安的大巴上解难释疑
摇摇晃晃的大巴，行至桥山顶上黄帝陵门外的一家路边餐馆停车午餐后，会务人员就请疲惫不堪的大家移步到对面华夏“人文初祖”景区观光。
等到一干对黄帝毫无兴趣的文化人进入黄帝陵景区后，高华先生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作为延安市下辖的黄陵县，当然从属于这位研究中共延安时代专家的话语空间。乏善可陈的黄帝陵一番观光，若说有何特别收获的话，我想，除了聆听到了高华先生如数家珍似的历史介绍之外，余下的，便是与他在那里留下了几张珍贵合影。
结束了黄帝陵的参观，旅游大巴又沿着黄土高原上的山路，继续驰向延安。
途经中共洛川会议旧址时，应高华先生的要求，司机停车了一会儿。下车后，大家站在路边，面朝当年的洛川会议会址，高华给大家讲解了那个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决定了未来中国历史走向的会议情景，以及毛泽东在此会议中的地位。
通过高华老师的实地讲解与介绍，大家才知道，那山脚下的延安城，并非中共靠枪杆子打下的，而是洛川会议闭幕后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伊始，国军送给中共的自治区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个礼物，当已被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从洛川那个名叫冯家村的小村庄下山进城时，延安城里的国军还专为“友军”举行过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换防仪式。
洛川会议旧址，在一个黄土山包上，而延安，则在山下数十公里处的群山怀抱中。夕阳西斜时，这群朝辞羊城白云间的学者们，才渐渐靠近延安城。
然而，眼看就要进城之际，大巴却因前方堵路，停在了通往南泥湾的入口处。停车时，一路上“剥削”高华教授最多的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博士，就当年的三五九旅是否在这条山沟里种植过鸦片一问题，不失时机地继续请高华老师释疑（写到此处，鸦片、大生产、缅共、南泥湾、王震等等关键词便井然有序地组合排列在一起，复活了当时的所有情境）。
几乎在二一○国道上被折腾了一整天的四十多位学者，一路上正因为有了高华这本“活字典”，才不觉得旅行疲惫，相反，大家都感到收获巨大。
这个收获，便是对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源头有了一个感性的认知，倘若没有一九三七年后的延安，倘若没有毛泽东这轮“红太阳”在陕北窑洞的升起，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如同台湾海峡那边的知识人一样，使用另一套话语表达体系。同理，当事隔若干年之后，再来审视今天山城重庆的唱红打黑文化奇观之时，我们也不会觉得丝毫陌生。这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华先生。
见证高华如数家珍的治学功底
在延安的几天研讨活动期间，为了活跃与调剂会议气氛，主办方还在会议间隙中穿插安排了实地考察几处“圣地”的活动。
那天，与会者乘车路过杨家岭时，高华先生用手指著车窗右边的那片山地，给大家讲述了当年中共中央驻扎此地后地名的变迁，以及毛泽东的一些花絮。
杨家岭，原名“杨家陵”。据传，此地最初名为五家坡，它是明代嘉靖年间工部、兵部尚书杨兆的家乡。当年，杨兆因被独揽兵权的左督军所逼吞金而亡，嘉靖皇帝只见其首级，而不见其尸身躯干部分后，就为其铸成金身，并送回其故乡延安府五家坡村下葬，之后又为其修建陵园，故而此地得名“杨家陵”。
当中共中央驻扎于此处时，骨子里异常迷信的毛，在得知这一地名掌故后，觉得甚不吉利，遂在一高僧的建议下，将地名更改成了“杨家岭”，不久，又将中央与他的住所迁往枣园。
此一掌故，至今仍被遮蔽于历史的某一幽暗角落中。然而，作为有幸与高华先生同游延安的我等，通过他的信口拈来，不仅长了见识，而且还见证了他那渊博的治学功底。
从延安市区逆延河上行十多华里，就到了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枣园，当大家下车走近枣园大门前时，高华先生突然让我等止步于此，欣赏了一番镶嵌在大门左右石门柱上的两小块石碑上的书法，那是当年康生用魏碑书风题写的园名──“延园”。石碑较小，且当时尚未用朱、墨两色油漆区别文字与背景，再加上复读机似的当地讲解员也不予介绍，一般游客皆疏忽其存在。托高华教授之福，我们一行人除了得以亲眼目睹那位学者型阴谋家的书法真迹之外，而且还知道了此地在中共中央迁来之前，曾是由康生领导的中共特务机关──中央社会部驻地的历史沿革之细节。
在枣园边走边看的过程中，高华先生滔滔不绝地给大家补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共延安时期的党史课。作为受益者之一的我，虽迟至前不久才读到电子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但那次难忘的旅行，却使我获得了他在此书中都不曾记录下的许多珍宝般的历史细节。
历史，在福柯等后现代哲学家的眼中，仅仅只是一串串史实细节的连缀集合。写到这里，仿佛感觉衣衫整洁、举止儒雅的高华先生又出现在我身旁。
你们没有感觉到不对劲吗？
当会议举行到由新左派的巨擘汪晖，与另一位新左人士、中央美院史论系系主任邹跃进（注：邹前不久刚去世，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共同主持的那一轮发言与辩论时，一股赞颂毛的极左文艺思想的气息，便弥漫在会场中。
中场茶叙时，高华教授皱着眉头来到我身旁，他问我：“你们没有感觉到不对劲吗？”
我疑惑不解地反问他：“怎么哪？”
他说：“对毛泽东用以造神和制造专制文化的文艺思想不予批判且不说，还认为毛时代的美术文献中包涵了丰富的现代性，我认为极成问题，起码是个立场问题。我觉得你们应当用事实来指出他们的问题。”
其实，至少在著名批评家王南溟与我提交大会的论文中，都体现了否定毛的《延座讲话》之观点，而且也都用自延安版画运动兴起以来的主流美术面貌，揭示了毛的文艺思想禁锢与扼杀自由创作精神的问题根源；此外，结合毛主席纪念堂的那尊汉白玉雕像，孙振华博士在关于雕塑与红色造像的主题发言中，也作出了相应的观点阐释。只是由于那一轮研讨活动的话语权，正好控制在邹跃进与汪晖二位先生手中，所以，我等的批判声音，就被弱化了。
今天看来，这个研讨会是有明显缺憾的，假如当时能由高华教授作一场关于毛的《延座讲话》出笼始末的专题发言，肯定会有积极启示作用的。此缺憾，也是由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至今未能在大陆面世导致的结果。
一个多月前，郭于华教授曾给我转发了广美美术学系系主任李公明兄发起的为病中高华募捐的电子邮件，当时，我大脑里的他，仍保持着那年春天的健康风貌，再加上那一阵子我一直都在胡乱忙碌，所以在他弥留人世之时，却没能看到我为他履行友人之应尽道义。
高华先生驾鹤西去的次日晚上，又是郭于华教授及时向我告知此一噩耗的。昏沉沉读罢那封令人悲恸不已的电邮后，一股与寒冷的季节相适应的悲凉感紧紧地纠缠住我。
当晚，我就在推特上写出了这样一行文字：
高华去了，毛毛虫们尽可放心了。这个有理有据地还原了毛的真实面貌的学者，对那些没有超人、没有神话与谎言便一天都活不下去的人士而言，他简直就是个背兴的、讨厌的，且让他们感到难堪、愤怒与浑身不自在的家伙。
那几天，我正在为一个叫做“中原论道”的文化活动充当顾问，获悉高华辞世噩耗后的我，次日早晨便急忙拉住当天会议的主持人、《大河报》前主编马云龙先生，建议他在活动开始前，由他代表所有与会者向中国学术的良心高华先生致哀，马老当即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尽管高华先生故去数日了，但悲痛感却天天都在我心头萦绕。若上帝真存在的话，我有资格像张鸣教授那样，毫无愧疚感地向这个到处都依然游荡着毛泽东幽灵的世界喊出：“高华，天，会亮的！”悲鸣声吗？我在寻思……
二○一二年元旦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