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在这个草案的酝酿过程中，鸟类学家郑作新等科学家提出麻雀实际吃谷有限，而吃害虫很多，因此是益鸟，不应消灭。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枝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这些生物学家以自己的良知顶着极大压力、冒着巨大风险，不事声张但却坚定地为麻雀“翻案”。
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实际得到中科院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并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触动了毛泽东，他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红卫兵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