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家王容芬女士，应邀在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政治培训部举办的研讨会上演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问题。她认为对红卫兵问题的认识和清理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现实和未来的人权问题，社会政治问题。
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是中文世界翻译介绍和研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专家。她曾经在六六年公开以写信和自杀的方式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后被判无期徒刑，坐牢十三年后获得自由。八九年后移居德国，进一步搜集研究了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德国六八年一代的情况。为此，王容芬博士在华人中，是少有的几位在更为广泛的背景上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专家。
记者获悉，最近她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参加了一场关于红卫兵问题的演讲讨论会，为此对她做了采访。王容芬博士对记者介绍说，“我是应巴伐利亚社民党政治培训部邀请去做的。题目是‘红卫兵的脓痂’首先由维尔斯堡的一个法学博士在放映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后做了一个很长的引子，引入。看得出来她是费了很大的努力做的，做得非常成功。在放映过程中，由于有字幕，已经听到了听众中的很沉重的情绪。”
胡杰的电影是关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纪录片。纪录片后是王容芬博士的报告。对此，她介绍说，“我先告诉他们，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个案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直打了四五个钟头把人活活打死，然后扔到垃圾车上的。参加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大帮红卫兵。电影里出来作证的就有好几个人。这样一个案子，文革刚一结束王晶尧就去告，可几十年下来结论只有一个，逾期不予处理。对此，德国人就不懂，这是谋杀罪，没有逾期这么一说。”
为此，王容芬博士向德国听众介绍了为什么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五年，红卫兵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的原因。她说，“粉碎四人帮这就是从行动上否定文革了。但是他们一直纠缠在党内斗争上，看作是共产党党内的事情，而不是看作是一个反人类的大案上来处理，所以最终还是跳不出这个圈子。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的共产党是在文革中受整肃的那一代，所以他们对于文革深恶痛绝。可是到了下一代，江泽民接过来，文革就成了禁区，根本不能谈，不能说。文学作品也不能够提文革。等到了胡锦涛温家宝这一代，特别软弱的一代。胡锦涛他爹在文化大革命被逼死的，他连他爹的案子他都不敢来平反。现在要接班的这一代，这就恐怖了，还没上来就唱红歌，跳红舞。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代，如果他们当了权，那么中国的人权只会糟，不会好。”
在演讲中，对德国听众王容芬博士还特别提到，“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重庆跟薄熙来长谈，视频很长。他说，支持唱红歌，红歌好，宣扬这个传统。他喜欢、爱听红歌。反正我是对德国这些政治家是很失望的。关于文革大家还是要继续努力，在很艰难的情况下也应该是把它说到底。”
原题目：王容芬在德国参加关于红卫兵问题的演讲讨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