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参与突发事件处置，可以掌握第一手材料，说话自然底气足，份量重，说服力强。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我们的认识，包括在制度层面，对于接受新闻采访，从上到下，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所谓“组织纪律”所谓“统一口径”，如果口无遮拦，即使是实话实说，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否则，便是犯了“分裂这分裂那”的原则错误，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便现在不是文革了，但文革的“遗韵犹存”，如变相地“扣帽子”“打棍子”。而且较文革的“杀伤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一旦戴上反革命帽子，便意味着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株连九族，永世不得翻身。
如今明里不搞这套了，因为我国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取消了“反革命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重心转移了，国人更加看重的不再是政治帽子，而是经济实惠。
如果说，过去是“政治压倒一切”，“舍命不舍政治”，那么，现在则是“舍命不舍经济”，“舍命不舍财”。当然，尽管由“突出政治”转向“突出经济”，但彼此并没有完全割裂，在某种意义上讲，彼此还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你比如讲，为了很好地控制“新闻发言人”，在政治上要求他，必须“顾全大局”，亦即“遵守政治纪律”（至于“道德操守”，有时与政治建设格格不入），如果你胆敢搞“自由化”，我就撤你的职，降你的级。
在中国已经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年代，对一个官员的“撤职”“降级”意味着什么？给你“政治处分”，只是表面现象，或一个幌子，实则是为了在经济上给予你致命的打击。
由于种种原因，起码在现当代的我国，“当官发财”，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几乎是每个官员的“最高理想”。
过去，可以把你打入政治的“十八层地狱”，现在，则可以把你打入“经济的十八层地狱”。不当官了，没有权了，不能掌握“经济命脉”了，不能“贪污腐败”了，不能随心所欲找情妇了，不能做“裸官”了，这对他来讲，当然绝对的“无法接受”，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总之，你听话，我就让你“谁发家谁光荣”，你不听话，我就让你“谁受穷谁狗熊”。说来说去，还是文革那一套的“翻版”。
体制不变，观念不变，新闻发言人再多，口才再好，终究是“鹦鹉学舌”。别说新闻发言人，你看看现在的各级官员，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每天都在讲些什么？他们实在是怕呀。如果一个官员连真话都不敢说，能说这个社会环境是宽松和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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