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了一本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看完这个说是“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历程”的《大事记》之后，深思良久，感到有一些“大事”有意地被简单化了，或者说太笼统了，让人们不能了解历史的真相。
我想说的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知识分子二十多年的灾难：有的被关进监狱成为囚犯，大多数人被送到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或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受尽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有的自杀，还有的被枪毙，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约有十多万人在反右派运动中和以后的“大饥荒”中、“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反右派运动绝对是“一件大事”。然而，反右派运动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和受害者的有关数字在《大事记》里就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载。我的感觉是有意淡化这一段历史，不敢说出历史真相，有意让人们忘却这一段历史，以掩盖制造“这一大冤案”的罪魁祸首的罪行。
关于反右派运动，我在《大事记》里找到的有关内容有如下两条：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随后展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78年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于1980年基本结束。
第一条中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和必要的”，这里暂且不说，我另有文章讨论。
第一条中还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是，“扩大化”严重到什么程度，扩大了多少人？都没有说。其实，这是最本质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还说“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究竟造成了什么样“不幸的后果”，有没有整死的，有没有枪毙的，有没有自杀的，有没有饿死的，有没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全国迫害致死了多少人，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也都没有说。
第二条中说，“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但是，“错划”了多少人，“改正”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没有改正，为什么没有改正，这些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也都没有说。
关于这些数字已经有文章披露出来了。郭道晖老先生（1948年加入共产党，入党六十多年了）写的文章《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刊登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上）说的就很清楚，文章中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数字不一样。我们要问，为什么前后两个数字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看起来说假话的年代还没有过去，说假话者还在说假话。从上面数字可以计算出错划右派有317万多人（除去不予改正的96人还有错划右派3178374人），错划率高达99.9969％，正确率仅为0.003％，即十万分之三。“扩大化”扩大了33109倍。换句话说，为了揪出“96个右派”，竟然冤枉317万多个无辜者。也可以说，为了揪出一个右派，竟然冤枉3万多个无辜者。扩大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请。另外，从上面披露的数字可知右派再加“中右”分子共计有461万多人。就是说有461万多人因反右派运动受到打击和迫害，这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
其实，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受害者还不止上面所说的461万多人。李锐老先生（毛泽东秘书、毛泽东研究专家，1937年5月参加共产党，入党七十多年了）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可知除上面所说461万多个受害者之外，还有50万人受到打击和迫害，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显然这50万人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461万多再加上50万就是511万多人了。还有，有的地方在工人中也划了右派。例如有文章说人民日报社把报社工厂中工人团员郭卷生划为“右派”，后来发现有规定说在工人中不划右派，报社反右领导小组遂将郭转划为“坏分子”，当了二十多年的“坏分子”，境遇同样悲惨。文章中还有一段震撼人心的数字：“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数字。经历了‘反右’的难言摧残，到‘文革’中，32名‘右派’中有4人自杀：副总编辑黄操良、农村部副主任刘晓晞、团员林安乾和国际部编辑胡平。如加上反右运动开始时自杀的副总编辑杨刚，则达5人之多。”自杀的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十五。然而，“到1979年春天，报社确认在1957年运动中所划的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全部是错案，充分说明《人民日报》1957年‘反右’并非‘扩大化’，而是全部搞错了，依照政策全部予以改正。”（请看《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这一类“工人右派”转划为“坏分子”的人，二十多年境遇同样悲惨，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样的“坏分子”全国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还有在“中专”学生中也划了不少“右派”，也都送去劳动改造（我们劳动改造时就有“中专”的学生右派）。后来有规定不在“中专”学生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又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的帽子，命运同样悲惨，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一批人有多少，也是只有天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另外还有一批“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就“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当时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党委知道），当时也称为右派。现在看来，应该叫作“编外右派”。（当时正式右派与“编外右派”的区分在于：正式右派是指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有党委批件，在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有记载的，就算正式划为右派的人。而“编外右派”是指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没有党委批件、在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没有记载的、是找不到的。）这些人和右派一样都送去劳动改造，与正式右派毫无区别，大家也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况，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是“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编外右派”，当时他们自己也认为正式被划为右派了，跟着正式右派一起劳动改造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区别。这一批人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一批人有多少，也是只有天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显然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
例如北京大学就有这样一批“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就“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笔者本人就是北京大学“错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一类之中的一个。领导说我是右派，让我和右派一起劳动改造。当时我只知道原来说我不划右派，怎么现在又说是右派呢？我想不通，感到很冤枉。但不知道我这个“右派”是“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没有党委批件”的“编外右派”。由于我坚持真理、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不承认是右派，维护我人格的尊严。我还到处上访告状，给中央写信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党委认为我态度不好、不认罪承认错误，因此，就让我长期劳动改造。我经过42年的抗争和磨难，到1999年北大才给我平反。平反决定的标题是《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从这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我“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是“错按右派分子对待”我42年，造成我42年冤案，毁掉我一生。期间让我劳动改造二十多年，只发生活费，造成经济上、精神上很大损失和伤害。尤其“文革”十年浩劫期间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耳朵打聋，精神失常，落得浑身是病。我的大好青春年华就这样给断送了，一个北大学子的美好前程也都成为泡影。给我平反时我已经是一个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平反之后，北大党委副书记郝某接待我，当时还有我同班的几个同学作陪。我问他“北大划了多少右派”，他说“北大划了七八百个右派”。我又问他“我算不算在这七八百个右派之内呢？”他说“你不算在这七八百个右派之内，因为北大划右派的名单上没有你。”他还说：“错按右派对待你四十多年，影响了你的一生，改变了人生轨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当他知道我还当过北京大学第一届学代会的代表时，他惋惜地说“我们耽误了一个好人。”
可以看出，我虽然当了四十多年的右派，享受右派“待遇”几十年，但我还不是右派、不包括在那“317万多个右派”之内，真是千古奇冤，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匪夷所思，这也是中国特色吧！这样算来，右派加“中右”461万多人再加上面所说的这四批人就有511万多人因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而受到打击和迫害，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若按511万多受害者来计算，就是说为了揪出“96个右派”，竟然冤枉511万多个无辜者，也可以说为了揪出一个右派，竟然冤枉5万多个无辜者。“扩大化”扩大到五万多倍。真是骇人听闻，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文字狱，但伤害的人数都没有反右派运动伤害的多。可以说，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再看一看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不幸的后果”：
上面已经说过，当时划右派317万多人，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还被关进监狱。其中有的死在农场、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枪毙、有的自杀、有的病死、有的饿死。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劳教农场，如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教农场，甘肃酒泉夹边沟的劳教农场等等。例如戴煌他们那个农场，就饿死好多右派。1960年10月13号，这一天，有一个小队100多名“老右”就饿死七个人。另一个小队百十来名“右派”中，饿死、病死、自戕身亡的前后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请看戴煌先生所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更有甚者是死在“人民的”枪口之下。
“文革”中各地经常枪毙人，枪毙人的布告上经常有一两个右派的名字。究竟全国枪杀和迫害致死多少右派，一般人难以计算，估计约有十万人之多。再以北京大学为例，1957年，当时有师生八千多人，在师生之中正式划右派716人，再加上“中右分子”和“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就有1500人因反右派“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送到劳教农场，有的送到工厂或农村劳动改造，还有的关进监狱。其中有的人死在农场，有的人死在监狱，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病死、有的人饿死。还有几个人死在“人民的”枪口之下。王书瑶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被处决的8人是：林昭、任大熊、黄宗羲、顾文选、张锡琨、吴思慧、黄立众，沈元等。文革时被打死的1人是施于立，劳改时病死饿死6人是：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自杀者10人是：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鹏、孙贤义、黄茂兰、周云霞、林生方、胡家胎。死因不明者1人姓名不知。这仅仅是在书刊上看到的，在书刊上看不到的死难者肯定还有。估计北大右派中被迫害致死者约有三十人左右。
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磨难之后，（有的已经命赴黄泉，）这1500个受害者除1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之外全都给予改正或平反，有的叫纠正。（林昭这样的也都得到改正、平反）可以说全部是冤假错案，这充分说明北京大学1957年反右派运动并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全部搞错了。（请参看陈奉孝文章《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张元勋文章《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要知道这1500个北大学子都是北大精英，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具有开创精神，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之材。然而，竟惨遭如此厄运，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令人感慨万千、痛心不已。这是北大的耻辱，民族的悲哀。
为何以北大为例，这是因为北大反右派运动是在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反右的第一号干将”亲临北大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957年年底北大已经划了五百多个右派了，他还嫌少，他在北大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一打”是十二个，而“一批”就是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一批”要比“一打”多的多，意思是说还要多划。当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心领神会又在北大搞“反右再补课”，这一“再补课”又多划了一二百个右派，还制造了一批“编外右派”。北大是全国划右派最多的一个单位。北大是反右派运动的一个“样板”，是在全国树立的典型。现在看来北大也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有一千五百人受到打击和迫害。可以说北大的反右派运动是全国反右派运动的一个缩影，了解北大反右派运动的情况，就大致了解全国反右派运动的情况了。
以上所说的这些大家最关注的数字才能真实地、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反右派运动的历史真相，才能反映出反右派运动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如果真是以人为本，真实地、全面地、客观地记述历史，就应该在《大事记》中记载这511万多个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和有关受害者的各种数字。记载这些数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和子孙后代牢记反右派运动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不要再让历史悲剧重演，不要再让国家走弯路，不要再让人民受苦受难。
能认真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能正确对待冤案的政府才是负责任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