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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移民的家庭中，不少父母将孩子(特别是刚出世不久的孩子)送回国内祖父母家抚养，直到一两年后才接回。”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就忍不住颤栗，好想好想找到那把孩子送回国的人，劝他们改变主意，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予孩子一份完整的爱。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是一个交织着痛和悔的故事。在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时，就好像让这些痛和悔重新在心上再刻一遍。我屡屡被伤心打断。但我仍然写了出来，只希望以后的家长，不要再犯我的错误。
我的孩子Billy(男孩)今年12岁，上6年级。
他出生那年，他父亲决定做生意。“我们不能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贫穷”。我以为这是一条极好的路，又因为我是大学教师，自以为怀才不遇，对单位满怀怨言，做着再不用为钱发愁的梦，自是全力支持这个决定。由于在大学除了上课外，其余时间不用上班报到，所以就没有辞去公职。
但生意岂是说做就做的。公司成立了，房子租了，每月不雇人，固定的开销就摆在那儿。找不到事情做，需要全力出击找活干；找到事做，需要全心付出赶任务。照顾一个不满一岁的小孩，又岂是两个不知天高地厚，没有经商经验，却做着白日梦的青年所能承担的。于是，不满一岁的小孩被送到我父母家。我总算把悬着的心放下来。自以为，孩子会得到良好的照顾，均衡的营养，不用再跟着我，三餐不定，起卧无时了。
半年后，母亲生病，孩子送回自己带。然而，公司却越发陷入困境，以至于要把我的工资投入做租金。两个人，不仅雇不起人，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于是半年后，趁着暑假，又把孩子送到我父母身边。
又半年，我父母移民加拿大的签证下来，他们即将远赴海外，但我们的公司却日益亏损加重。怀着挺过最困难的时候，明年就好了的愿望，我们把两岁多的孩子又送到他父亲的父母家。
孩子说:我不能睡，等我睡醒了，妈妈就不见了
每一次把孩子送走，我都是趁孩子睡着时偷偷溜掉，以免他在清醒时哭闹。下火车的那一刻，总在第一时间拨通长途电话。“你的孩子一切都好，我们以为他醒来会找妈妈，结果没有”，父母如是说。于是，虽有一丝酸痛，却也以为孩子一切都好。最后一次送到他祖父母家，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孩子不睡，硬撑着。我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我不能睡，等我睡醒了，妈妈就不见了。
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本以为一两岁的孩子没有感觉，本以为他离开我也过得好。不料那一刻，这一切幻景都消失，原来在孩子心中，也是一样的痛。但我还是狠心，在第二天早上他未醒之前走了。
我和先生的公司到这时开了快三年。三年的结果是，亏光了两人的积蓄，近两年的工资，以及两人超过十年的感情，还有，我的健康。那时还不知道，最大的受害人是我儿子。
公司不得不结束。大学的职业成了我唯一的工作。孩子也已3周岁，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重回大学，我发现我不得不又开始拼职称。
我决心三年内拿到副教授。“到时，我的人生目标就算实现了。除了上课，我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孩子和家务上。”
三年后，我如愿以偿评上副教授。但我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16年的感情正式划上句号。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一切我都可以让步，我所坚持的，就是孩子的监护权而已。
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表现出来的言行却令我伤心。在学校，他从不肯好好上课，总是打扰其他同学。自习时间从不写作业。下了课，就喜欢玩带有攻击性的游戏， 如有同学走过，他会伸出脚去拌人家。捣乱的方式层出不穷。为了不影响别的孩子，老师常常把他赶出教室，让他站到走廊上。
每天，我去接他下学，必然会面对老师的抱怨。“不管我们讲什么，你儿子都不听”，“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于是我想到移民。听妹妹讲，国外的教育环境更宽松，小学三年级前几乎没有功课压力，万一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以后上大学的机会和途径都很多。就算最终进不了大学，也不可能因此而自卑，等等。
于是，“为了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我开始办移民。孩子再次被放到一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我在心中这么想。考雅思前四个月，母亲从加拿大返回中国，孩子就彻底的交给母亲了。
六个月后，母亲返回加拿大(受183天的限制)，我得到体检通知。我觉得移民成功的希望大了起来。我开始想到加拿大后怎么生活的问题。我能想到的就是读书而已。考托福就成了最紧迫的事。
随后的时间，是不堪回首的一段。为上托福补习班，星期六日我早上7点多离开家，在冰箱里放好面包及饮料，反锁家门，断水断电，把不到8岁的好动儿子关在家，直到下午4点回家。我不知道我的心肠怎么能这么硬。
有一次我中午打电话没人接，我一下慌张起来，马上打的回家，原来是儿子看电视太入迷。我松一口气，又坐公车回去听下午的课。
2001年3月，我得到签证。到了加拿大，妹妹首先发现儿子的异样。“姐姐，Billy比你在电话里讲的要严重很多呢。学习不好是次要的，你看他待人完全没有礼貌，做事只由自己的性子。在这么多小朋友中，他是最大的，可是他一点照顾小弟弟妹妹的心都没有，一个快9岁的孩子竟然可以和3岁的孩子抢东西。”我无言。 这是我最大的痛。
但是，到这时我还是没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我计划一年后要上全日制学校，这样，我就可以用学生贷款生活两年。等我毕业，再一边还贷款，一边过日子。我的出路就在这里了。
儿子，仍然是计划外的一部份。“如果我能安定下来，也是给他一个良好的环境。”我想。
儿子上了学，马上就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老师抱怨他从不听话。他可以在上课期间走到台前，做出一系列动作，将全班的注意力引到他身上。老师面对着这样一个从没遇到过的学生，似乎不知所措。
校长也马上找我谈话。但我不愿承认我的孩子是个问题儿童，总是觉得只是因为我没有带好的缘故。我拒绝看医生的建议，转过头来对儿子施压。“你要表现好，听老师的话，上课坐在座位上。否则，我把你送回中国。”
孩子对中国有恐惧症，一听到中国两字就全身不舒服。这是唯一有效的镇压方式。
我没有时间去想别的办法：我要学英语，我要考TOEFL，我要申请学校……早上去送孩子上学，是胆战心惊，不知今天他会惹什么祸，下午去接孩子放学，是小心翼翼，不知老师会抱怨什么……
2002年3月份，小儿科医生宣布，我的孩子有ADHD(多动症)，还可能有“autism”和“asperger”。
我从来没听说autism这个词，更没听过asperger这个词。接过医生递给我的一大叠资料，我只知道，儿子有严重的疾病。
回到家，我上网查看autism和asperger这两个词。原来是“自闭症”和“一种主要以社会交往困难，局限而异常的兴趣行为模式为特征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性疾病”。我的世界顿时全面崩溃。一瞬间的感觉，竟是这个世界何其不公，在以千分之为计算单位的发生率的情况下，我竟然就是其中之一。
好几天的时间，我不能思维，也不能接受。我一直以为我爱儿子，我是为他好。他没出生前，想多挣钱给他花；他上幼儿园时，想给他一个来自家长的社会地位，他上小学时，想带他出国……然而事实上，我一步一步，都是在为自己考虑，给自己一个这样做可以为孩子好的藉口，然后把我该尽的责任心安理得的推在一边。
今天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是我应该接受的。
我重新安排我的未来。我不再去读全日制学校了，所幸我有一个支持我的家庭。“如果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人被耽误的话，”妹妹说，“那个人不应该是Billy”。我也不再焦虑自己的工作。我拿出时间和儿子一起玩，和他谈心，儿子睡了后，才读图书馆借来的书。
也许是我认识到我的错误，上天开始帮我
我申请了低收入援助。有了这笔收入，我不再认为自己只是妹妹的负担。在联系做义工时，我把时间排在上午或中午，这样在下午3点前我就可回家带儿子。我也尽量地把做义工的地点安排在儿子的小学里，来观察他在学校的活动。
从认识到我的错误开始，我彻底改变与儿子相处的方式。两年的时间，其中的故事数不胜数。
现在我的孩子与三年前相比，已改进很多。学业在慢慢进步，能否考上大学姑且不提，但原先他会变成文盲的担心已经打消了。他也慢慢有了朋友。
我曾经问上天，为什么待我这样不公。今天才觉得，我应该感谢儿子。如果两年前，没有下决心给儿子更多的时间，以我当时的英语和专业水平，我无法找到工作，而 这一点必然会给我以很大的打击；两年的时间，我更从一个满怀偏激、怨天尤人的人，变成了有耐心，会感恩的人。到今天，从平平淡淡的日子里，从儿子每一点微小的改变里，从我能和他进行的每一点沟通里，我感到满足。
今天我把我和孩子的经历公布出来，是因为我孩子受过的苦，我不要天下的孩子再受一遍，我所有过的悔和痛，我不要天下的母亲再经历一遍。纵使自己再苦，当决定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时，这就是一份责任，一份关怀，以及：一份爱，一份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最纯净珍贵的爱。
愿世界上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这份完整的爱。不是爱在心里，而是体现在行动上。 当孩子喊妈妈时，有人答应。当他想看妈妈时，他看得到。当孩子有困难时，妈妈就在他身边。
为了证明孩子在加拿大与父母一起不会增加经济上的负担，我把儿子的收入开销列在下面：
收入：牛奶金+退税每月$243
支出： 游泳班：$49/月
Scout: $110/年
陶瓷：$25.5/月
绘画：$38/月
中文： $28/月
以上除中文外都是他自己要求参加的，共：$131.5/月
吃：$100/月（包水果）
每月总支出：$231.5 （少于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