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上当啊!中共特务的哄骗技巧

2012-01-24 14:40 作者: 陈寒波

手机版 正体 0个留言 打印 特大

按:本书作者原为中共的老干部,参与过中共在上海的特务核心工作,本书内容完全是报导他亲身经历的事实,揭发上海中共特务内部的种种机密和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他虽参与实际特务机要工作,却无法凶残狡狯,心灵上的矛盾使他认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残暴根性,因此愤而脱离中共。

三、海上地狱之一──福开森路六十七号

当我决定必须南下上海时,戈茅给我签派充华东局社会部的设计委员,还是一名高级闲曹,但假如不是通过这位老友手里解决问题,恐怕连这虚位也不可得,我临行时他告诫我,华东杨帆对我不大好,而且,部里给杨的命令是要他领导我作长期的工作考验的,要我站稳组织立场勤谨工作,不要给他有找麻烦的空隙,最好立几个大功,俾便利他设法把我调回中央,我当时对这位老友的话,真是百感交集,大约杨帆因为他先前诬控过我,始终怀着心病吧,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这样的。

到达上海后分别拜访过负实际责任的杨帆,和老前辈李士英,和他们谈过几次话,觉得李氏还算刚直,而杨氏的言谈,神态充份显示出是一个典型的险恶的阴谋家,怪不得他以善于向中央社会部献媚,善于拍陈毅、饶漱石的马屁,善于任用私人,拉拢干部,致后来者居上,使子氏大权旁落,杨氏由副部长而实际当了部长──多少年前,华东的干部都以“杨部长”称呼他了。他见到我,表面上虽表示得很好,但由于戈茅的警告,我是存著十二分戒心的。

“杨部长,我的缺点太多了,希望你以后能够给我多多的批评和指导”我鞠躬如也地说。

“老同志不必客气,有问题人家互相批评!”他装着微笑地说“不过,接收大城市后,我们的责任更重了,工作上繁难了,假如我们稍有疏忽,便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因而,中央决定了以城市领导农村的政策,陈毅同志亲自兼任上海市长,饶漱石同志也亲兼上海市政府的政治委员,我们华东局社会部的同志,除了继续领导全华东区的保卫工作外,还要本部的全班人马,大力搞好上海市公安部的工作,肃清反革命残余,建立起我们大上海的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武装保卫的坚强的工作基础,在华东起著模范作用,带头作用,使我们华东区能如期完成保卫工作的任务!”

他随手在办公桌上拈了一张图表,折了一边,指著对我说:陈同志,这些反动特务系统,以你在上海的经历,总会有深刻的了解的,我打算决定请你协助王甯同志,对这些特务系统的被捕分子进行审讯工作,你觉得怎样?”

“我很高兴,我希望能胜利的完成一切审讯、说服的任务”。但我又笑着向他请示“那麽,我是否就永远离开设委会?”

“也不是”!他像打点不高兴地板起脸来“不过,设委会工作比较清闲,我必须根据现实需要,临时请你参加迫切需要干部的适当工作去,待一定阶段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然是回到设委会去的。现在,我们在上海关起的匪特──连同各省区解来的重要分子,不下数千人,参加审讯,设服工作的同志,虽然不断的参加,还是应付不了,上海解放一个多月了,有些犯人一解放便被关起来,到现在还有人未曾经过一次审讯的。所以,希望你能努力的去参加这项工作,使审讯,说服工作加强起来”。

他把话说完后,我自然只有连声称是。从这时起,我便搬进了六十七号,参加审讯说服的工作。

在日汪统治时代,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成了著名的恐怖窟,今天,在俄毛统治时代,上海福开森路六十七号,恰是当年恐怖窟的倒数,也成了今天上海秘密的恐怖窟。它是华东局社会部审讯委员会说服工作组之一的办公地点,不过,这座花园洋房,是不大宽阔的,它不过是从前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叶秀峰的公馆。除了住上一部分审讯人员外,三楼、楼下和后座的大部分都用来关犯人,其中有几个关人的单人房,依然像过去的叶公馆一样,弹璜床,梳化椅,舒服的设备,原装不动。住在三楼的连房门也不关,任由犯人进出,只是“请不要下二楼”,你到卫生间解手、洗澡都可悉听尊便,不必事先报告,楼梯口坐着的卫兵,只在夜间稍为注意一点,白天是很马虎的。三楼一共有四个房间,两个住犯人,两个给干部住和办公用,后座的小房间也用着关个别犯人。楼下一个大房间才用来集体关犯人,一般来说,三楼的犯人是最优待的,但有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最容易丧命的,在自由的人看起来,“六十七”号的犯人,关在楼下的是最苦的了,可是,身在楼下囚室中的人们、为了眼睛和耳朵都被封闭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三楼和后座的难友们怎样生活,而他们虽一大群睡在地板上,进出须受卫兵监视,只是每星期给在花园放风一二次,但“同志”们却可以骗他们:“你们是最优待的了,还不赶快坦白”?

三楼的干部住房,原先住着王大超和张XX(张君最近在整风中脱离毛派,逃往自由之地,动极思静,欲过隐士生活,故暂缓披露),后我因工作便利,特由二楼搬上三楼,与张君同住一室,王大超是一个卓越的地下工作人才,由一九四一年便获得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利用社会关系渗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抗战胜利后已当到中级干部,破坏国民党反共秘密斗争活动最利害的,要算他担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行动大队长的时候了。要逮捕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只要交到他手上,他便设法使名单中的重要分子脱逃,只要捉些不大重要的角色来交卸责任便算了,他后来又当了该局京沪督导,直至江南解放,他还没有出过毛病,竟能安稳地等待杨帆等到来,协助接收。不过,因为他跟杨帆只有平淡的组织关系,没有丝毫的私人关系,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所以,地下功臣的他,并没有得到杨帆任何的厚待和重用,只不过当了一名可怜的副科长,跟我一样是王宁身边一个无权的助手。而王宁呢,党龄虽不长,年纪他轻,能力更比他弱,可是,因为王甯是杨帆由山东带来的嫡糸干部,私人关系根深,就可以对他寄予心腹了。在“六十七号”这个工作组里,临时调到协助他的人就有数十名,大小干部都有,表面上是说临时工作,事实上是移给王甯来领导工作,像王大超和我这一流人,心里都是感到非常不舒服的。

在上海逮捕到的所谓“匪特”分子,掌理初审的地方有几个,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一个了。凡是移到这里的案件,都可能是由开始到终结也由它掌握著的,所谓终结,是指犯人的被释放,判徒刑,秘密处决或公开处决。公开判徒刑或处死开始假公安局之名义审判,后来人民法院成立,工作开展后,便由这个秘密机构拟好一份审判某犯人的意见书,如根据怎样的罪行,拟请法院判决怎样的刑罚等。法院便依照着这意见书判几多年徒刑或死刑,审判员绝对不会推翻这原则。所以,表面上某某人是人民法院判他(她)徒刑或死刑,事实上他(她)早经这种秘密机构判决了,不过为了向“匪特”们,尤其是向市民们进行神经战,才把那些已经全案破获,再无隐秘必要的案件,借法院这种所谓合法机构公开出来而已。

有人说,共产党的成功秘诀,第一在“骗”,这一点确是不错的。在宣传工作方面,在群众工作方面,甚至在行政工作方面,人们早已有目共睹了,只有在特务工作方面,非经办过的或经受过的人,是不能深刻感受到的,可惜经受过的人,一经被骗上当,被捕后照实坦白出来,全部罪行,被指为“直认不讳”,那麽,毫无疑问的,在所谓“政府可以宽大,但人民要求惩办不能拒绝”的借口下,只好引颈就戮,或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不能再见人世了。所以,我觉得详细地把这种“骗”的技巧描写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六十七”号的特点,是在“骗”的技巧上要耍得花样百出,“骂”和“刑”这里是禁止使用的,假如有一个幸运的被捕者,能够在六十七号便解决了问题,便恢复了自由,他是可能会把共产党对“囚犯”的优待,永远赞扬著的。可惜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里解决自由的问题,除非由这些优待室直接提到刑场去解决了他(她)生死的问题。

我曾协助过同室居住的张君,办理过浦东奉贤地主葛尚材窝藏匪特的案件。老葛年才卅多岁,抗战时期因激于义愤,参加了对日汪特务的斗争工作,因而,也就曾侧身于国民党特务机关,CC的和军统的都搞过,他原业是药剂师,因而,他过去是曾以配制为特务工作用的毒药和麻醉药为中心工作的,可是他在抗战胜利后,据他自供,是完全因为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尤其是对国民党特务机关感到失望才悄然停止了工作,再靠他的医药技能去谋生了。可是,当上海解放后,在短短的一二个月里,共党底丧失人性的措施,又像日本人一样,把他激恼了,他拒绝到公安局去登记,他要隐匿到奉贤乡中。恰巧这时他遇见了一些过去的老上司,和一般的老同寅,他们也为共党的暴政所激反了,有的也曾去登记过,知道上当后,还要在被严密的管制中冒险脱逃,置家小于不顾。有些根本没有去登过记的,便跟社会部的特务们展开捉迷藏般的战斗,由零星的战斗,慢慢的便发展成一个小集团的战斗,而这些人虽然都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逗留过,但很多早就断了关系了。有的根本就好像葛尚材一样,跟国特机关断了关系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了,起码,也会是当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有一些人上了共党“宽大”宣传的当。同时,又对国民党感到过份的失望,就决定跟他断绝关系,打算待共党到来时,“重新做人”。也许有些人还梦想得个立功者“赏”,那晓得共党到来后,所做的跟宣传上的一套,完全相反,宽大就等于残酷,去登记的人,多数当天是可以回家的,但经过严厉管制,经过“立功不能赎罪”后,便跟着失踪了。假如这位失踪者,不是秘密被处决,而是要公开惩办的话,那麽,报上登出来的罪名,却是罪该万死的“伪装自首”。这样,从共党迫害中兴起的反共怒潮,马上与葛尚材的反共情绪结合起来,不过,他还算谨慎,他还不肯参加到便际反共行动里去,只是,当他遭遇到一个也是姓葛的老上司,和姓符的老同事,在共特的搜捕下乞求借他乡间的农庄躲避一下时,他毫不迟疑的接受了,而且,把老葛和老符亲陪到乡间,好好的掩蔽起来。

共产党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人之处,更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广大神通,不过,它确有它特长,这特长是它高度的组织制度和训练制度。在腐朽的国民党,是有组织的形式,没有组织的内容的,是有训练之名,而无训练之实的。但在共产党,不管它组织工作是怎样的充满了专制,强迫,不管它训练工作是怎样的充满了欺骗,蒙蔽,但无可否认的,是一种科学性的实事求事的精神,充溢在组织与训练的业务间。因而,各种性质的组训工作──文运、青运、妇运、工运、农运等种种部门中,显示在斗争的考验中,是不断的奔向进步、坚强、严密,成长为一种惊人的力量,而在腐朽的集团,却是不断的暴露著倒退、腐化、松懈、脆弱。现在,葛尚材等人,便遭遇到共党这种一般性的组训力量底致命的打击──当这两位元被搜索追捕的物件,在一个黑夜里僭进他底农庄躲藏起来时,马上便给农会的爪牙所发觉了,虽然他们进村来没有出过门,老是躲在房间里,但他在乡间的家庭很简单,男子只有他一人,其余便是妻儿。村人知道他在抗战时曾干过特务工作的除了嫡亲叔侄外,别的几乎没有,共党当时统治不久,还未能达到发动嫡亲斗争的阶段,而他为人沉着,不夸张,不胡闹,抗战胜利后与友人在沪合资开一小药店,村人多只知他是个药剂师,回到村中,还可以治点小病的“大夫”。不过,他底地主身分,在村中是无法隐形的,而根据共党理抡,地主阶级因为他底利益关系,解放后都可能与反革命分子继续勾结,企图作垂死的挣扎。因而,成立不久的村农会,除了对他展开一连串的经济攻势,如征粮、献粮等外,对他这个家庭,是经常加以侦查、监视的,虽然他在夜里,带着他们两人,不敢由村大门入村,转从村背突破竹林钻进村里,走进家门,半夜里的犬吠声,惊醒了村内“闻听队”的注意力,特务到他这座房屋边来──因为农会组织了一批贫雇农专做轮流侦查,监视村内地主,富农及可疑的人家的工作,除了民兵兼任和青壮男子担任外,有些贫雇农老幼及妇女都被组织起来,参加这种侦察监视的工作,日夜轮班,到处跟查,偷听,半夜三更,常贴耳于人家的门缝屋角,偷听屋内的谈话,甚至夫妇床头细语,亦被一一转报去,故俗称“闻听队”。在这一刹那,葛尚材屋里有几个男人的谈话声,便被“闻听队”听得清清楚楚。虽然他警觉很高,话不多说便安排睡觉,但第二天,农会长便查问他:“昨夜几时回来?由那个村门入材,为什么他们底民兵,巡逻没碰见?有没有带客来村投宿?”他存心不报这两个外乡友留住村内,因为报出去,可能惹出更大麻烦,所以,他推说昨晚村闸未关便进村了,是由东门进的,凑巧没有碰上巡逻民兵,只有自己一个人回来。但农会长“唔”的一声:我待你很客气,你“要坦白才好”。

于是村农会便立刻将葛尚材的情况反映到乡区政府去,一面加强严密侦查。深夜里,他听着屋外的脚步声,他的心儿便在胸中跳上跳下,他耽心着,一旦来搜屋怎么办?第三夜,他便跟一个家道中落已久,被认为中农成分的堂侄子商妥,夜间把这两个朋友接过他家里去躲藏,事先布置好反钉梢的守望工作,才提心吊胆的转移了躲藏地点,并留函嘱他侄子再在一两天内,把他们转送到一个亲戚的渔船上,他准备三四天内再潜回上海。但在第五夜,区政府已派了干部秘密到村上,在农会开了半夜的会,就带了一批民兵和农会长,把他底屋子包围起来,破门进去,搜查了通宵,虽然人找不到,但发觉屋角秽黑的阁楼上,原是结满了蜘蛛网,却露著曾铺过被席,印着唾沫的痕迹,一部分蜘蛛网被挑掉了,这就说明,这地方是曾给人睡过觉的。虽然当时他矢口否认,他太太也沉着过人,吓不出口供,一岁的小孩子又不会说话,他还是被押到了区政府去,太太受农会管制着。他堂侄子听到消息,也就躲在渔船上,不敢回来。他们相信葛尚材不会说出来,在渔船中总是安全的,他在区政府审了一顿,不得要领,当天被解到县公安局里去。

县公安局是跟上海公安部每天有情报往还的,县公安局刚接到公安部这样的情报:“沪市金陵东路百甯药局股东葛尚材,平日交游复杂,行踪诡秘,正予秘密监视侦查,突于数日前离店,据店伙言与朋友二人回奉贤县桥亭村故乡,应即严密监视其行踪,并随时具报”。这一个情报,刚刚与农会,区政府的报告情况配合,于是,就酷刑拷打了一顿,但顽强的他,不但对留宿朋友事守口如瓶,而且,对身世自白,也把反动经历隐蔽得一干二净,沪方就命奉贤县把他解到了“六十七号”来。

他被解到三楼,我和张王等正在开饭,王甯和张君耳语数句,张君立刻走进关他的房里,拍拍他肩膊,拉了他出来。

“大约你还没吃晚饭,我们是无所谓的,你就跟我们一块吃,不过,菜太坏了”,老张拉着他坐下来。

“不敢,不敢”,他战战兢兢的说。

“没有关系!也许你今天是我们怀疑的敌人,明天会变成我们亲密的同志。我们共产党和蒋匪帮是两样的,我们只对事,并不对人,假如你曾干过坏事,只要坦白,认错,便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干过坏事,而是我们下级同志一时的误会,粗率,那麽,待我们调查清楚后,也就没有问题了”!老王也含笑地对他说,而且,还催着他用饭。

“手上,颈上,脸上的伤痕!怎么来的?”我惊奇地问他。

“是在奉贤被……被……下刑的”。他颤栗地说。

“唉,农村里下级干部同志们太粗暴了,太不行了!这是违反政策的,我们一定要设法纠正。”老张装得十二分同情地抚摸几下他的伤痕,摇摇头。

“真的,我们定要设怯纠正。”老王和我都同样地说,你吃过饭,我们马上给你去请医生来”!

老王再补充一句,立刻放下筷子,便摇电话,请医生即晚到“六十七号”来!

他看到这样情形,先前未被捕时对共党的满脑袋狐疑,猜忌,被捕下刑后,满肚子恼恨,这一刹那像消去一半了,而从前一点一滴地渗进他脑海的共党宽大,和种种美好的欺骗宣传,又在他的思潮里膨胀起来,脸上顿然流露出一脉感动的表情。用过饭后不久,医生也来了,我跟老张把他的案卷研商过后,便陪着医生进了他的房间。

“葛先生,医生配了这些药,你好好的服用和涂抹,伤只在皮肉,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已向上级反映,要处分奉贤那边下刑的同志了”我出面来跟他谈话了。

“不要处分,我受罪是应该的。”他诚惶诚恐地说。

“不,这不光是你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政策的问题。因为革命不是为了报复──何况你也不一定是报复的物件──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像国民党般滥施肉刑,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假如某人罪该处死,我们便判他死刑算了。我刚才将你的案卷已研阅过,奉贤和上海两地合拢起来,关于你的反革命历史和最近的活动情况,已经收集得很充分了。不过,罪恶的造成,时代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假如像你这样聪明能干的人,是生长在一个合理的新社会里,早就可以成为人民的功臣了,现在你还年青,只要翻然悔悟,回头是岸,重新做人,前途还是远大而光明的。你今天很疲劳了,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大力的反省反省,明天该走那条路呢?如果是走一条马上恢复自由,立功赎罪,为革命效命的光明大路,那麽,请你好好的坦白一切,否则,就根据现有的资料,按照惩治反革命办法,你还是必然被处死的。我们处理案件是很迅速的,绝不像国民党那样拖泥带水。你要走一条光明的路或者黑暗的路,就该在这三天内选择好。在这个任由你选择的时间里,我们是把你当客人一样招待的。因为,你或者会成为我们的革命同志,或者把你处决。你介乎这两者之间。我就是跟你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也是不愿意的”。

“葛先生”我停歇一下后又继续说,“你看,这里是弹簧床,梳化椅,门可以不关,你要到卫生间,要洗澡,可以自由去好了。你跟我们居在邻室,大家不是好像朋友一样么?只因二楼是大办公厅,所以你不方便下去。现在,让我把纸笔留给你,你早写迟写都由你自己决定──你早点迟点决定向人民靠近,坦白自新,该由你自己决定,不然太迟了,便会自绝于人民了”。

“你瞧”!老张捧了一木贴照相簿,翻开一页给他看,“这是我跟军统一批头目合摄的照片,那是老王和中统一批头目合摄的照片,我们都是不久前由国民党特务机关投过来的。只要坦白过去,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不是一样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所以,你坦白是不必有丝毫顾虑的,我俩可以保证你,坦白后立刻可以恢复自由。只要努力立功赎罪,我俩人同样可以保证你底光明的前途,你看相片中的我和老王像不像”?

“像,这照片还好像摄了不久呢”,他惊奇地注视著照片内有些熟识的人的面孔,他的脸低沉了。

“照片内你有熟朋友么?”老张低声问他。

“唔……”他猛然提高瞥觉,“没有,照片内没有熟朋友。”

“有也没有关系,何必这么多顾虑呢?”我笑握着他的手,“你还是一个人好好的休息,反省一下再决定写吧,把自传和最近的活动情况,详细点坦白出来,好便你的问题早日解决,好使你早一天跟你的妻儿团聚,不要让他们吊着心肝盼望,好,祝你晚安”。

当我说到末后的几句话,他一阵感触,眼眶润湿了。老张回到房间里欣欣地对我说“陈同志,你真行,这个顽固堡垒三几天准可以把他突破了,看他政治经验不够老练,是经不起三骗两骗的”。

第二天开中饭的时候,我又跟老张走进他的房间里。这时,是由勤务将他一人的饭菜送到他的房间里的,一盘炒蛋,一盘炒肉丝,一个汤,这是上面决定的在“骗”的阶段里使用的两荤一汤的优待餐。

“因为我们把你当客人看待,所以你用的比我们还好得多的客饭。而我们却要恪遵陈市长的号召,一律吃大灶饭,今晨我向上面报告时,已说你已有充分的悔过表示,因而,更加强了优待你的措施,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和上级的好意!”你反省了一夜又半天的结果怎样?”我温和的对他说。

“让我再考虑一下可以么?不过,我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罪过呵!”他一边已显示著动摇,但一边又为恐惧的情绪所阻挡着。

“让你再考虑一下是可以的,不过,你思想上是否有什么顾虑?你也可以向我提出来,你是否怀疑我们也跟国民党一样,骗到你的口供就杀你。我们是不会这样的,要杀你,光根据现有的材料──过去,你曾参加过匪特组织,现在,还参加反革命活动,隐藏两个匪特在你奉贤故乡,进行非法活动,这就可以用不着你承认的口供,就可以枪毙你!但是,我们共产党是要改造社会呀!我们认识到,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你坦白的用意,第一是进行思想斗争,要你检讨过去的错误,承认错误,才会勇于重新做人。第二是要根据你坦白的经过,尤其是你最近非法活动经过,那两个匪特现在隐藏到什么地方去?好使我们帮助你立功赎罪。但是,假如你不坦白呢?第一便表示你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悔过,反面,便是表示你还打算反动到底,顽固到底。第二,当然是表示你更不肯诚心诚意向人民靠近,更不肯为我们共产党效命,去努力立功赎罪,反面,自然还是决心继续著反革命活动。你想,由你来处理前后两种不同的方向,你要怎么办?对后种倾向,你觉得应该把他杀掉么”?

“……”他沉吟著“,那当然是应该杀的!但是……”

“但是什么?你随便说,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真的是胁从不问,立功受赏,既往不咎吗?”他颤抖地,兴奋地瞪着眼睛向着我。

“我们共产党,向来是号召与实践一致的,这一点顾虑,你可以完全消除,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坦白,必能既往不咎,立功后必能受赏,你现在答应我,你今天睡觉前,可以将你的自白书交给我么?

“让我试试看!”他的顾虑已消除大半了。

这样“骗”的说服,恐吓工作,由我跟老张轮班耍弄著,表演着。当天晚上他交来了一分自白书,只坦白了他在抗战期间因激于爱国热情,参加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对最近的活动,轻轻抹煞了。第三天,又经过一顿半吓半骗后,又交出了一分补充的自白书,但只说两个过去特务机关的老朋友,偶然相逢,要到他家乡去玩两天,他一时疏忽,没有向村干报告,他们两人现不知往那里去了,他把那葛某和符某的名字写出来,正是我们急迫追索的重要物件,便更大力地向他下功夫了,银行牌香烟,一包包的叫勤务送给他。第四天晚上还给他烧了半斤红烧猪肉,我和老张拍拍他的肩膊说:你好好的想清楚,再坦白清楚,过几天你便可以返奉贤去看你的太太孩子了”。

经过五次坦白书的补充后,老张,王宁和我研究的结果,还认为不能满意,后来,还是经过老张耍了一大套大吓骗的把戏,才使他吐出了葛符二人躲藏的去处。于是我们立刻派人驰往奉贤,再抓着他的妻和堂侄媳妇,引向渔船上,把符葛二人捕到上海,再根据他们两人吐出的线索,前后关起了三十多人。而对于葛尚材,他就在第六天的晚上,把他上起手铐,押往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去了。全案经过四五个月的侦查搜索,一丝一毫都肃清了,才在上海解放日报公布出来,后来,葛尚材及同案十多人,终于由王宁拟稿签请枪毙了。当他在“六十七”号受着优厚的招待时,也许连梦也不会梦到,会有这样的下场的──这就是中共政策号召与实践执行的一致真相,这就是中共的胁从不问,立功受赏的最好榜样,这就是今天上海福开森路“六十七”号骗人技巧的典型例子。

共特机关,光是骗人民,骗政敌还是不够的,它对干部还是一样骗呢。

一九四九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杨帆约我去晚饭,他除了虚伪的赞扬我几句外,跟着和我谈起问题来。

“陈同志,现在要请你冒险去完成一项任务”。他郑重地对我说,随手摊开一幅精细的军事地图,他右手拈著铅笔指向东奉贤,南潞、川沙、沿海和长江口外的嵊泗列岛,在地图上早已圈满了一个个小红圈,一边指划著,一边向我解说。

“你瞧,这些地区,现在是武装匪特骚扰得最厉害的地点之一了。我们的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屡次进剿,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在要进行车军与政治相结合,进剿与招抚相结合,歼灭与瓦解相结合,就在这地区中流窜的武装匪特中,有一支由竺飞领导的,开始只有十几杆枪,但数月来,已啸聚成拥有百余杆枪的乌合之众了。他们行踪飘忽,而且,控制着几只帆船,遇到我方兵力大时,他们便越海到嵊泗列岛去,他们知道那处防卫力弱,便又转来突击,抢掠,流窜。我知道,你从前曾领导过竺飞,他对你有着相当的信仰与感情。我已跟情委会,二室,三室等有关部门研究过,你是可以设法争取他回来的,如果约他到上海会谈不可能,你要冒险深入他的队伍中去说服他,我们可以不究办他,可以给他相当的地位,他的胞兄现在在华东空军部工作,也是一个立场很坚定的共产党员,我们可以通知空军部暂请他来协助你,你觉得怎样”?

“为了革命,我个人任何牺牲都可以的”!我机械地把党八股搬出来,“只是,他是受了刺激才从上海逃去打游击的,现在他底武装刚刚壮大起来,他怎肯放下武器。假如答应他,委他当一名公安大队长,全部武装不用改编,只派党委,政治指导员去加强政治领导,驻浦东沿海一带协助剿匪,他本人也不必调来上海,待我起程前往时,连委令公事都带去了,这样,完成任务的可能性比较大,否则,恐怕是徙劳而已。部长觉得我的意见怎样?

“就决定依你的建议进行”。他阴沉沉地思索了十多分钟,才决断下来,“那麽,你回去准备一切,明天到秘书处拿公事,要跟他哥哥详细的商讨一下”。

于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中,我和他哥哥,冒尽危险,往返于浦东沿海及附近岛屿与上海之间,前后达三次之多。有一次几乎给别一部游击队干掉了,后来,终于照着我的建议原则,完成了协议,他接受了名义上的改编,大队及各中队都派了政治指导员去,这一支队伍立刻投进了“剿匪”的行列。几个月中有了很大的贡献,而在几个月中,他底队伍已暗中受到政治人员们在进行着秘密的瓦解工作了。虽然他行动还非常谨慎,队伍经常在备战状态中,驻地必须与共军保持相当距离,出席任何会议都派营指导员或副大队长参加,本身绝不肯离开队伍。杨帆始终似乎对他莫内何。但在舟山群岛解放后,杨帆特然约我随往浦东,秘密召开治安会议,要各公安单位首长,各公安部队首长亲自参加,在每张通知书中注明任何单位不得派代表代理出席。当时,他曾很为难,杨帆派我去促驾,我对杨帆说:“假如保证不扣留他,我才能去,否则,我不但对不起他,连他哥哥我也不能见面了”。杨帆却向我万分确切地说:“我向你负责说一句,我绝不会扣留他,我绝不会使你太为难,只要你用尽一切方法,请他亲自出来参加会议便行了。他老是不敢露面,这是不好的!”

“部长,你是我们非常信仰的领导长,说一句,当然是负责一句的,不过……”我万分迟疑地要把心里的话吐出来,但却又给什么东西作梗在喉里似的,脸上充满了阴郁。

“陈同志,你放心好了,你是我的心腹干部(?),我作为一个领导长,我能向自己干部丧失信用么?我以后还能派遣你进行工作么?你一切顾虑都可以不必的,而且,他在这许多月来,都表现得不错,我为什么要干他呢?”。他温和而严肃地说,显示著无限的诚恳。

“命令只好服从”,我心里这样想着,闷闷的走向竺飞的队部,费尽了唇舌,有时说得声泪俱下,要用头胪来担保。他一面觉得老友情面难却,一面又觉得自己在这许多月来,己经立过不少功劳来赎罪了,何况他还有哥哥在共党里面。而当时舟山解放,游击形势又恶化,更削弱了他再拖上山去的决心,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部队正在瓦解的状态中。这一切因素,促使他神魂不定地脱离了部队,走向治安会议的周浦市。在会议开完后,杨帆借口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求看管他,他不能力排众议,只好暂予看管,而他的队伍,当晚也遭受到包围,缴械,只有少数人冒死突围,化整为零地再过游击生活。他被押到上海,未经优待,便押到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囚禁起来。

我由周浦到上海。不断地跟杨帆争辩了几场,后来,我和他哥哥,一块去找他,但他这样教训我们:

“陈同志、竺同志,我现在请问你们,你们是站在怎样的立场来为他说话?是站在组织的立场呢,还是站在跟他的私人关系立场来为他求情呢?你们都是党的老干部,难道你们真会脱离党的立场来为一个反动分子开脱。”

“………”我俩人给他以“立场”的帽子压下来,突然呆住了。

“如果站稳组织的立场来看问题,就应该同意组织的措施,我既然批准了治安会议的多数要求,你们就应该拥护我的决定”,他继续强词夺理地说下去。

最后我和他哥哥怅然地走出来,我托病住进了员警医院,开始了消极──我不但从竺飞的问题看到了这位领导者的凶险,背信弃义,感到万分愤慨,同时,也感到我本身问题,也值得顾虑了。戈茅从前的话,又浮映在脑海,我也曾被他诬控过叛党的,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他也如对竺飞一样,反脸不认得人,给我清算他认为被捕失节时的烂帐,那麽,我怎能吃得消,在医院清静中想了几夜,写了一封长信给戈茅,请他无论如何,帮助我设法调回中央去,同时,叫紫清不要调到上海来。在医院时,接到竺飞的哥哥一封信,他请求我要用尽一切方法转请杨帆保留他弟弟生命,如果确不能马上恢复自由,那麽,最多给他短期教育改造。我打了一个报告,附上他哥哥的信,送给杨帆。过了一个时期,我又跟他哥哥再访杨帆一次,杨帆才答应了保留生命是可以的,但要送过法院判刑。我知道他这案没经过六十七号是由二室统办的,我特陪着他哥哥到开原路田公馆──即二室办公处──去,提出有别的理由,请田主任在拟送法院审判的意见书中,可能下减少处分。但老田告诉我们说,杨部长已指示过,拟请判死刑以外的最重徒刑。经过我们苦苦请求,老田才答应在意见书中拟请判十五年以上无期徒刑以下重刑。送过法院后,又害得他哥哥不知费尽多少精神,去求审判员们关照,才幸运地获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关进提蓝桥监狱,长期享受铁窗风味。现在不知是否还会翻案重判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骗干部,骗投诚,骗起义,骗立功赎罪的典型例子。

上海解放后,不到一年间,我所看到的,像葛尚材和竺飞这样被骗的例子,就记不清楚有多少。据王宁说,光是经过六十七号被骗上当,致尽情坦白,被指为直认不讳,送上屠场或打入牢狱的就不下三千余人。曾被共党渲染得有声有色的所谓“DRP”特务组织的主持人狄宪章,不过是一个爱耍点玩意儿的糊涂虫,因受育材中学政治教员添油加醋,夸大检举,致被关进六十七号来。开始他还露著一般读书人的傲骨,后来被王宁一说:“我们是当你是一个有办法的特务,才以上宾之礼来招待你,因为有办法的人,只要肯坦白,肯向人民靠近,那麽,他在展开革命工作时还是有办法的。假如我当你是一个小喽罗,就送你到监狱去吃苦头好了,你还不受抬举,不肯把你领导的大系统坦白出来,那你就不配住在这自由自在的洋房里──何况一经坦白,不但恢复你的自由,我还请你在这里帮忙我们呢”。于是,狄宪章把十多年前跟军统郭崎元曾一度建立过关系的历史坦白出来,而这段历史,不但公安部不知道,育材政治教员也无从了解。他十多年来已与郭断了往返,在上海育材中学,过教书匠生涯已许多年了。而他更可怜的,是他在上海解放前后,为了同学们在战乱中取得联络,因为当时国民党宣传要把上海守三年,要把它变成史大林格勒。市民都人心惶惶,学生们当然更多幻想,就请狄老师指导,建立同学通讯网。你想,一些乳嗅未干的中学生,能干得出什么名堂呢?但他在王宁的欺骗宣传下,为了显得自己是一个“大领导长”,自己是一个“有办法的”,竟如王宁所希望他一样,把他平日的幻想和在生活中留下的一点点幻想的痕迹,像他在学校中做文章一样,有声有色地写出来。四天后,就被押去南市,很快就把他枪毙了。那群育材同学通讯网的无知学生,也遭到池鱼之殃,很多送到集中营去受改造教育。

但是,骗的伎俩,也遇过“其功效等于零”的时候,那就是我亲眼见过的刘棠。他是一个少年老成,视死如归的人物,王甯曾叹息过“他是一块顽固的钢”。

他不过是廿几岁的青年,解放后,继续在仪韵女子中学教书,他原与校中一美貌女生相恋,但解放后来了个政治教员卢克绪,卢是卢志英案中获释的幸运者,自然他跟公安部有着密切联系。卢在解放前被捕时有一个做过舞女的太太已离婚,解放后,当然急于追求对象。凑巧他也看中了刘棠的恋人,渐渐地彼此争持不下,卢后来追查刘的历史,听说他曾参加过青年团工作,跟蒋经国曾有过往还,于是,就大力向公安部告他,伪造函件,叫人写些特务活动联络的暗语,邮寄到仪韵女中去,函件先由他检拆,附上报告送入公安部。刘棠被抬举为蒋经国派沪的第X潜伏组长。于是,他也就被送进“六十七号”三楼。这件案也由我与张君合办,时间是在一九四九年末。

刘棠也是住在葛尚材住过的那间房里,张君和我自然还是把那熟习了的一套骗术,如法表演,但一天,两天直到七天,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经过情形,说起来会令人有点不相信。

从生活优待方面谈,他始终没有表示过满足,他说:“两晕一汤算得什么,假如当我是客人般优待,就应该给我吃特灶饭,起码要像百老汇大厦的客人们一样,吃小灶饭”。他对于银行牌香烟不高兴吸,要吸白锡包,我们客气的向他解释:组织上没有白锡包发下来,请他原谅。但有一次为了想要他乐意的坦白出来,王宁特地掏腰包给他赏了两包白锡包,但结果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不管你如何地跟他谈得□焦舌烂,半吓半骗,但结果不出下面两种:(一)他有时跟你口若悬河地辩论,从理论到实际,他也有相当的了解。在某一点上要把他说服,总要引经据典,噜苏几个钟头。要他坦白参加三青团匪特组织经过,他始终如一地说,三青团是参加过的,但却是在中央大学时给同学代填写去的,入团仪式他没有参加,任何小组会他也不参加,这样,他就等于没有参加。但有得吃的时候则例外,免缴费而参加餐会或茶会,他是不敢后人的,但吃过便走,难道吃也有罪么?这不成为罪的经历。谈谈坦白是可以的,用笔写下来坦白未免小题大做。他要拒绝!至于蒋经国,他是认识的,但为他做工作么?卢克绪白天见鬼,你们也白天见鬼,告诉你,蒋经国是不配领导他工作的。认识个把战犯便有罪么?这是笑话,所以谈谈这情形是可以的。用笔写出来是多余的,所以,他也要拒绝。(二)他或者在你大吓大骗下,一言不发,只叫你拿点纸来,让他慢慢的写,你催得急了,一定要他明天交,他也答应你,明天来取,只是明天去取时,却不是他的自白书,而是刘棠狱中作:“人民公敌毛泽东”。他完全仿照存在他室中的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形式来写,你超越六十七号办案原则来骂他,他或者置之不理,一言不发,或者滔滔不绝,跟你争辩得面红耳赤。你警告他,这样会招到杀身之祸,他却说,他早就视死如归,他一再强硬地指出,像他这样的人也要被关起来,毛泽东是事实上的人民公敌了。要他不续写下去,除非恢复他的自由,等到他第三次交卷给我和老张,还是“人民公敌毛泽东续作”时,我两人已感到束手无策,只好在小组会提出来,让王宁亲自去尝一下他底“顽固的钢”底滋味。王宁和他接触过一两次后,也大呼一筹莫展,只好在第七天夜里把他解走了──六十七号的犯人,非特殊必要的不会超过七天,但这种秘密,外界是鲜知的。

他被上手铐时,要挣扎,而且破口大骂,王宁不得不命行动员用棉絮把他口塞起来,手反铐著,推上汽车,解到愚园路青白小学去。在那小学原址里,接收后,各种刑具设备齐全,后来,听那边“同志”说,他在青白小学还有更精彩的演出。所有刑罚,上老虎凳,放飞机,倒吊脚指头,灌辣椒水,针刺指甲,烧红铁烫背,但一边用刑,他一边破口大骂,后用棉絮塞著口。他却又容易昏绝,要他坦白什么也写不出。审讯人员当面监视着他写,他还是写些骂共产党的字句。这样闹了一个月,一点结果也没有,医生验过他脑袋,却又证明他是正常人,并没有神经病,但医生却证明他身体,已再受不起刑罚了,已被刑罚催残得衰弱不堪了。最后,只好送到南市车站路看守所长期囚禁起来。

他到了南市看守所,审讯案卷又照例送回给我和老张,我和老张研商过,把他丢在牢里休养一个月再说。但一个月后,我和老张去把他提到看守所的审讯室谈话时,他一见我们,便破口大骂,气得老张忍不住掴了他两耳光,冷不提防,他也还敬老张一嘴巴,这样竟动起武来,在上海犯人中,恐怕还是第一遭。幸亏警卫员上前把他两臂扭反向后,再着人拿手铐把他反铐起来,否则,怕老张还要挨打几下,这一次自然又是毫无结果。老张叫看守所王所长把他用棉絮塞口倒吊三天,回到六十七号后,他气忿地对我说:“我们联名签呈把这王八蛋枪毙算了,他妈的,我真没见过这种囚犯!”

“没有一点事实,没有一点口供,从外面也再没法找到他一丝反动活动的证据,光凭卢克绪的报告,怎样签法?我看还是等等吧,你忍忍这口气”,我劝阻着他。

“他妈的!这种囚犯我束手无策了,如果不签请枪毙他,我也不管他了。”他无可奈何地说。

“对!我也无法处理他了,还是大家签请另派人接理他,我们自认低能,拉倒算了”,我高兴地同意了他。

后来,由王宁自己处理,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时,他还这样对我说:“刘棠那块顽固的钢还没有溶化,还是一点东西也不肯坦白,见面就破口大骂,用棉絮塞起口来,用手铐反铐起手来,谈也不行,写也不行了,还坦白什么,例外地给纸笔墨他带回囚室,他又是写“人民公敌毛泽东续作”。刑也不怕,打也不怕,说杀也不怕,这种家伙,将来只有把他充军到新疆去,所以,我也几个月没有去提讯他了”。

读者们!你们看过这几个例子,可以想到,被“骗”上当,坦白清楚,诚心向人民靠近的如葛尚材,狄宪章等一个个被指为直认不讳,罪有应得而被枪决了。但“顽固的钢”刘棠却迫得整个共特机关都莫内他何,一个个束手无策,只好打算把他“充军”算了,你们看“坦白”是不是骗口供,催入鬼门关的法宝!

我是在一九五○年春天离开“六十七号”,奉调到善钟路“二三七号”情报工作委员会去当情委的。在“六十七号”期间,除了当说服,审讯工作,而它内部情形及若干案情有所了解外,还可以加强了跟他有关的若干部门的了解,而这许多部门,多数也非外间人所能知道清楚的,在香港的出版物中更未见透露过。因为共党保密制度严密,被捕过关进去的人,所知者多仅一室内之事物,此外,他是无法了解的,所以,我打算在下面先给予披露,才叙到“情委会”的范围。

上一篇:共特总部──中共中央社会部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68美元/年),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欢迎给您喜欢的作者捐助。您的爱心鼓励就是对我们媒体的耕耘。 打赏

看完这篇文章您觉得

评论



退党

看中国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

x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网站上使用Cookie等技术来个性化内容和广告,提供社交媒体功能并分析我们的流量。 点击下方同意在网络上使用此技术。您要使用我们网站服务就需要接受此条款。 详细隐私条款. 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