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中共开国党魁毛泽东的诞辰，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对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华先生的亲朋好友来说，却是个十分沉痛的日子。高华先生，《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不幸病逝，享年仅五十七。这的确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巧合，高华先生的这本书是真正把毛泽东拉下神坛，还其枭雄面貌的著作，彷佛上苍让高华先生诞生，就是要把这个枭雄诡异的政治人格暴露在世人面前似的。但高华先生才五十七岁，正值英年，并且，高华先生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其对中共政治史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毛泽东个人。高华先生在毛泽东诞辰日告别这个人世，彷佛他要以他的不幸昭示中共统治史研究的紧迫性。
我与高华先生的三次见面
和高华先生相识于世纪初。其时，我的一位香港朋友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旁听过高华先生的课。那时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已在香港出版，这位朋友给我偷运进来一本。所以当这位朋友介绍我和高华先生认识时，我已经读过这本书，对高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在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茶室里，三人围坐，初次相识，话题当然离不开这本书。高华先生告诉我，他的这本书的确在海外给他带来了些声誉，甚至他被评为教授也与这本书有关，但高华先生说，当他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申报教授资格的著作时，学校却不得不让他撤下这部著作，而改用他的另一学术研究成果上报。他说，这在南京大学校史里，恐怕也是难得一见的事。我当时还不能从这本著作的学术意义上看待这件事，只说，在中国揭开毛泽东的本来面目，还毛泽东于历史真实，肯定是个政治禁区。高华先生说，历史学者的写作责任就在于：无视禁区，还历史于本原。高华先生说这句话时，心情平和却语气坚定。
第二次与高华先生见面，是我另一位朋友带我去高华先生家里。这位朋友当时只是说介绍我认识一位南京大学的历史学家，他没告诉我是哪位历史学家，我也没问。结果三人见面，大笑不已。
在高华先生的书屋坐下喝茶，话题涉及到他的一位同学因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在北京机场入境处被查收而将该机构告上法庭的事，他的同学败诉了。高华先生说：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发生一点都不奇怪。同学说我因本书而获得教授资格，他说错了吗？但打起官司来，我不得不改用其它论文通过资格审查的事，是有文献资料的，而本原的事情却没有任何证据，这对原告当然不利，败诉其实在他将某机构告上法庭时，已经注定了，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那天，高华先生还聊到一个事情，他说：他的导师茅先生为撰写《中国国民党史》一书而研究那段历史时发现，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时段里，国家GDP平均每年的增长达到百分之八，那时东北已经沦陷，江西还有毛泽东的共产政权，在这样的形势下，保持经济较快增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做到了。但GDP连续几年的较快增长，却没有能够使国家摆脱战争的灾难。高华先生说：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的爆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之前的五次围剿，又是什么目的？苏联斯大林政权在这些事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苏之间、中日之间、国共之间，许多问题若不真正弄清楚，四九年以前的历史真实就还是一团乱麻。
第三次与高华先生见面，是在北京。那之前我已听刘苏里老师说：高华被诊断得了肝癌。我听后不愿相信，并认为是误诊了。而那天苏里老师让我赶到万圣书园与高华先生见面，是高华先生到北京再做诊断的日子。原以为高华先生会回避这个话题，不想他自己在聊天中主动谈到自己的病情，他说：确诊了，是肝癌。他说得平静，我听得紧张。我有限的疾病知识告诉我，肝癌是绝症。那天的见面，秦晖先生也在，大家在听完高华先生对于病情的描述后，心情都有些忧郁，反而是高华先生自己对疾病持平静客观的态度。但他对其所在工作机构在处理他的治病费用问题上的做法十分不满。他说：这个病需要打一种针剂，进口的每针千多元，国产的每针三百多元，可是单位只同意他每年报销两针国产药品的费用。他说：可是这个病最初治疗阶段，是每周两针，半年后仍要每月一针，要持续打。现在每年只能报销两针的费用，这是个什么规定？他那天感慨地说，在这个国家：书，写不起，人，病不起。
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心得
认识高华先生前，我初读了他的这本著作，认识高华先生后，我又把这本书认真地读了一遍。现在高华先生英年病逝，我不能亲临灵堂吊唁，只将我读此著作的一点心得写出来，以为悼念。
高华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对认识真实的毛泽东乃至认知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有着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对从来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人来说，更具有醍醐灌顶的警世作用。中国一向自称有着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录和史学传统，然而，真实的中国史和中国人史是什么样的，却晦暗不明。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在几乎没有参照什么秘密资料的情况下，还原毛泽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发动的“整风运动”，揭示毛泽东是如何踢倒他的同僚且踩着不少中共战士的生命和鲜血登上中共独裁者的位置的。在高华先生的笔下，毛泽东个人的成功，不仅实证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古训，也警醒人们要重新认识这个古训，因为毛泽东个人的成功，不仅是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对手的尸横遍野，还是中共自身内部的血债累累。即毛泽东个人的成功，不仅是领导其追随者战胜外部敌手的过程，也是带领其信奉者战胜党内对手的过程。在毛泽东的政治辞典里，敌人就是敌人，不论其是穿着国民党的将服还是揣着共产党的党证，谁阻碍他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谁就是敌人，都应被毫不留情地战败或清洗。高华先生笔下的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东方践行者。
高华先生在该书中用了“党道德”和“党伦理”这两个概念来表明毛泽东为了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从而彻底击穿了党道德、党伦理这个底线。毛泽东后来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一个没有伦理道德底线的独裁者的大实话。“延安整风运动”发生在中日全面战争时期，中华民国将士在正面战场上抵抗入侵者，不少中国人痛苦地生活在入侵者的枪口下，而用中华民国纳税人的税款武装起来的毛泽东的部队，却在敌后扩军自重，且置国仇于不顾，为一己私欲，进行自相镇压的清洗运动。而四九年之后却说这个扩军自重自相残杀的军队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成功者书写的历史，把谎言重复了何止千遍，连说谎者自己都相信谎言成了真实。
但高华先生说：谎言终究是谎言。历史学者的责任不仅是要还原历史真实，还要在历史真实中发现历史灾难的轨迹。
高华先生《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不仅还原了毛泽东为私欲而残暴的政治权力人格，并且揭示出这个党魁将个人品性深深地烙在了其所领导的党的性格上，甚至将之通过四九年以后的统治史，将之烙在了整个国家和国民的身上。高华先生似乎是用这本书在说：红太阳升起之时，大地正拖着长长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