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田驾鹤远去，弹指间有四十多年了。如今他与那些倍受磨难的上一代文人学者一道，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带走了他们曾经发出过的报国之音，曾经有过的满腔热情，曾经甘愿为了主义去殉道的信仰，时至今日，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延续下来的悠长尾音，也终将消歇。然而，对于当代中国，我总觉得倘若没有了他们留下的无数悲情故事，以泣血的历验来昭示其屈死，或怨死，或惨死，生命已不存在的意义，作为观照，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或许就不会真正懂得反思，不会留住“明礼义、知廉耻“传统，不会守护良知，不会把神还原为人，因此，倘若听任历史记忆的逐渐消失，熟视而无睹，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反之，即便从记忆里读出的都是泪水，也是有益的。
历史记忆：死不瞑目的文革怨魂
“文革”时期1968年11月2日，李广田不明不白地屈死在昆明城郊一处名叫“莲花池”的水塘中，被认为死于自杀，当年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叛党”或“叛徒”文革史料记载，至翌日被人发现时，李广田先生满脸呈现淤血，眼睛尚未合上，脖子上有绳索捆绑的痕迹，后脑勺上有明显的打击伤痕，可见被谋杀的证据确凿。后来，许多人曾对于李广田的死因提出异议。但是那年那月，中公检法彻底瘫痪，没有谁敢去帮李广田验尸，调查死因并写成文字。遗体很快就被狷红卫兵运走，自作主张地火化了。
现代中国的士者从来就不乏屈死怨死的题材，文革期间因自杀，或称之为非正常死亡的著名文人学者何止成千上万？还记得“四人帮”受审时，最高法院院长黄火青宣读的政府报告里就讲到，文革中被直接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计有十四万人之多！其实，民间记忆远远超出这一官方统计数字。迄今为止，历史还没有忘记他们，不胜枚举：
报人邓拓；作家杨朔；第一红色秘书田家英因受奇耻大辱，在中南海庭院里上吊自杀；戏剧家老舍也于同年8月24日因不堪凌辱与迫害，在北京投湖自杀；国学大师熊十力，绝望于国事日非，于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以死抗争；才华横溢的文学翻译家傅雷9月3日偕妻双双自缢身亡；头牌红色历史学家翦伯赞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在清华园家里双双服安眠药自杀，他的死曾令毛泽东“龙颜”震怒，认为拂逆了他的面子；报人储安平因言获罪，当了几年的大右派，还没缓过秽气来，也在文革中未能逃脱，再次成为红卫兵们攻击折磨的对象，任意辱骂，拳打脚踢，捆绑游街，无所不为，受尽人身侮辱，最后忍无可忍，他于1968年8月的一天离家出走了，从此人间蒸发，下落不明，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是死是活，无人知晓，成为了“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共和国惊天悬案。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正规红色教育，多来自于中小学语文课本上曾读过的那些优美课文，均为精选出的中国现代散文典范，然而其作者在文革中因被迫害而屈死怨死的不乏其人。那年那月，一介书生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狂飙里挣扎求生，内心之惊恐可想而知。曾几何时，草菅人命的“主子”与跑龙套的“家丁们“都握有了生杀大权，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思维行事，以言治罪，对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任意施虐，这或许是现代中国最大的弔诡了。
当年的李广田或许是陷于集体狂热中发自内心的崇拜，抑或是在被划为右派的境况中为了自保，违心地称颂毛泽东是“父亲”，无论出于哪一种衷曲，终竟也未能给他的人生带来好运。
李广田是中国在1958年拍摄的著名电影《阿诗玛》的编剧。该剧的主要演员杨丽坤在1966年也受到残酷迫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广田先生亦是散文大家之一。
李广田先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务，既是红色诗人，人文学者，又是教育大家。
文人自贱，认毛为父为那般？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李广田是第一人，称颂毛泽东为“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举国上下陷入疯狂，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李广田也受到“大好形势”的触动，怀着一颗所谓的“赤子之心”，写下了一首《他在各处行走》的颂诗。这首诗把政治偶像称作“父亲”，这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真是震古铄今，前所未有。文革结束的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红太阳颂》诗集，竟然还将这首诗编入其内，使它在浩如烟海的“红太阳颂“中占据了独特而醒目的位置。李广田写道：
“走啊，走啊，//他的脚步带动着我们的脚步，//他的脚步带动着祖国的脚步，//沿着社会主义的大路//飞跃前进。//就是他，//这个巨人，//这个用坚定的大步走在祖国大地上的人，//这个用轻柔有脚步走在我们心上的人，//我们，我们六万万人民，//我们是多么尊敬他，多么爱他呀，//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
这首诗有真情实感吗?
诗中采用了那样多的赞颂之词作为铺垫，烘托出“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在这里，我们根本体味不到诗人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倒觉得诗人扳着脸孔，像是为迎合政治需要而为街头巷尾制作张贴的标语。曾经的诗人，其情感世界并非如此，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严父慈母”为特指具象。千百年来父亲之“严”已成定型的概念，因而“父亲”一词断然不会进入现代中国人崇拜偶像的词典。作为文学家、教育家的李广田，似乎要突破固有的思维，洋为中用，把苏联人崇拜偶像的称呼移植到中国，重塑“父亲”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要在中国开拓出歌颂领袖的一片新天地来，以表达一位被时代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对偶像的忠诚。这或许就是李广田的“志”，然而，却忽略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没有给他的人生带来好运。
1949年，毛泽东曾通过郭沫若，试图说服胡适，希望能与其他民主党派的部分贤达一样，留在大陆效力，并许愿给予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职务，然而未果，胡适去了台湾。随后，毛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郭沫若见风使舵，为之呐喊助阵，亦在各种讲话中将相交了几十年的老朋友贬斥为蒋介石的头号帮凶。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学者，不知怎样才说得出口？
做为观照，今天的读者还可看到郭沫若为毛写下的颂诗，描绘了1958年初毛泽东在飞机上办公的情景：“难怪天空是加倍的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诗人李季于同年也写道：“世上有多少崇高的情感，/慈母的爱要比一切都更深沉。/可是，我们却感受过另一种爱，/它比母亲更要胜过十分。”(《难忘的春天》)等等，他们唯恐歌颂得程度不够，唯恐歌颂得不够新鲜，都在挖空心思地表忠心，使得“红太阳颂”像滚雪球一般不断壮大起来。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每天惊魂未定时所做出的选择。当时李广田已被划为右派，受到批斗，但他在写《他在各处行走》时，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呢?
当年赫鲁晓夫称斯大林为“父亲”，于是苏联各族人民都跟着他喊“父亲”，喊得响遏行云，喊得惊天动地，慈祥、智慧、力量全都汇集于那位俄罗斯历史上最显赫的“父亲”身上。但是，在中国把偶像称“父亲”，似乎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所承袭的观念仍然是“皇权”，独享天子的殊荣;；都希望人们喊他“万岁”，期盼万寿无疆，永享驾驭天下的快乐，那年那月，虽然沿袭了“万岁”称呼，但谁也没想到要把“父亲”一词加在政治偶像的头上。回望历史，凡是竭力恭维过毛泽东的人几乎都未能善终，例如，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一说的刘少奇，首次提出“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口号的陶铸，均被毛关死在阴暗潮湿的地下牢狱之中，首次提出“万寿无疆”的林彪则命丧天涯，文人的例子就更多得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扣问良知，中国读书人的自省
然而，李广田称毛泽东是“父亲”，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恶运却从天而降。在中国流年不利的1959年他被增补为右派，由云南大学校长降为副校长。
文革伊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阿诗玛》成了李广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他被监禁起来，遭受严刑拷问：本来阿诗玛和阿黑在传说中是兄妹关系，可为什么要把他们修改为男女的情爱关系呢，这不是在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吗?
中国没有超人，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那就是“伟大领袖”。当然斗争会不是艺术讨论会，纵使李广田有七八张嘴，也不能将心里的话向这些“家丁们”说清楚。于是，他被人扭着胳膊，拉上台去批斗，他的脖子上挂上沉重的大牌子，在阵阵口号声中被拖出去游街示众，他在成千上万人的注目下被罚跪，被拳打脚踢，一个知识分子的颜面被彻底扫荡，在全国各地暴虐知识分子的狂潮中，李广田万般无奈，也只好向他写了无数诗文予以歌颂的土地告别：“再见，再见，这一别将永无再见之一日”是啊，书写历史的标点全是问号，历史的幕后故事全是惊叹号。
李广田对偶像冠以“父亲”的歌颂，也就成了“红太阳颂”的历史绝唱。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中，李广田与同代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历经了人生的许多大喜大悲、许多坎坷曲折，或许这不能不使他在书写自己悲剧命运的同时，也从无情的流水年华中去思考人的命运，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客观上，李广田们通过自己的死，引起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反思。
挥不去的是记忆，留不住的是年华。在宏阔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文人“折腰”已形成了一个文化生态链。我们在回顾李广田先生的惨死遭遇时，如果将他放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或可看到那年那月，左倾思潮不断膨胀的时期，这一人格悲剧的必然，亦如同一座时代大钟，或可返回到起点，但已不是昨天。
《诗经》有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句话说得实在醒世！历史本身就是一面“殷镜”，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我们拂去表面的尘埃，那些淡出的影像就会重新清晰地映入我们的眼帘，李广田们的现代人生悲剧似可永远引为后世之诫，不会因为朝代更迭，岁月变迁，时光流逝而失去其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