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开始的时候，苹果(Apple)还在因为创纪录的季度利润而得意洋洋，然而到了上周结束的时候，该公司则经历了一场公共关系的大退步。上周，有报道指苹果在中国组装热卖产品iPad和iPhone的工厂存在剥削工人的现象。
眼下，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苹果和该公司的合约供应商──台湾企业富士康(Foxconn)身上。不过，随着国际媒体把目光转移到中国条件恶劣的制造业，中国的领导层也将为之感到不安。
在中国引人瞩目的经济发展的幕后，有大约1.2亿农民工在辛苦劳作，他们大多在条件艰苦的厂区里生活和工作。
中国的工业转型已经进行了20余年，有关部门应该为户口制度承担多大的责任？由于户口制度的存在，民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差不多成了二等公民。
不过眼下，首当其冲的是苹果。《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发的一篇关于不安全工作条件的报道引发了媒体的兴趣。该报道还提及了苹果在中国的供应商富士康每天七个小时的工作日和拥挤的宿舍。
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喜剧中心电视台(Comedy Central)的脱口秀节目里把苹果巨大的利润幕后的富士康工厂讥讽为“恐怖工厂”(Fear Factory)，这次公共关系事件对苹果造成的打击因而又被推高了一个层级。
苹果面临的问题在于，在幽默而令人震惊的新闻标题背后，有关中国大陆工厂的很多真相被揭露了出来，这足以令苹果的客户感到被冒犯，并最终对该公司的金字招牌造成损害。
更何况，追究责任以及改进当前的状况远非易事。
苹果的首席执行长库克(Cook)已经对有关供应商不安全工作条件的报道表达了极端愤慨，并且承诺要加强审计。还应该记住的是，苹果只是以富士康为组装供应商的众多国际公司当中的一个，其他公司还包括诺基亚(Nokia)、戴尔(Dell)和微软(Microsoft)等。
2010年的时候，富士康工厂就曾发生过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当时媒体对此进行过广泛报道。富士康在中国的雇员人数逾100万。
自杀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不但给员工加薪，还开通了帮助热线，拉上了安全网，防止员工跳楼。富士康员工的底薪从每月1,200元提高到了2,000元（合315美元）。
因为规模巨大的缘故，富士康每每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工作和生活的员工数量超过了30万，相当于一个小镇的人口。
尽管工人们住的很可能仍是局促的公共宿舍，但过去10年来，深圳已经转变成一个高楼林立、地铁发达、路上新车川流不息的城市。
农民工面临的苦闷前景是，他们被阻止加入这个新的中国。由于数十年来存在的户口制度，他们不能像当地人一样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居民福利。
这正迎合了省级政府的需要，他们不愿承担提供这类服务的成本，不愿承担为像富士康深圳工厂这样众多工人流入所需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与此同时，他们却仍在从位于当地的企业获得税收收入。
在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之初，这样一种体系或许还能说得通。但将一批永久的“劣等公民”当作工厂的“炮灰”，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这样一个庞大户口制度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它使农民工家庭难以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估计有5,800万农民工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由亲戚或福利院照顾。
围绕改革户口制度反复进行了讨论，但目前为止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不仅是企业从户口制度带来的顺从的廉价劳动力中获益，省级政府也得到了好处。任何改革都将意味着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从共产党机构中分配出去。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需要恢复经济的平衡，以便从投资向消费倾斜。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表现突出，而家庭消费率却处于前所未有的低点，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
看起来再明显不过的是，良好的第一步将是解除对这些农民工的束缚，允许他们实际上安居乐业。记者最近在走访广东惠州期间体会到了中国失衡经济的现实。在那里，工厂旁边就是不断扩张的尚无人居住的住宅楼。
人类生活的唯一迹象是在工厂宿舍外闲逛的工人。
对此常见的回答是，中国缺乏推进这类户口改革所需的政治共识。
与此同时，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会辩称，他们只是在遵守中国等国家当局制定的规定。
这或许可以理解，但这种局面还能维持多久，特别是如果它开始冒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苹果消费者的时候？
毕竟，如果消费者心甘情愿要求购买有机柴鸡蛋，那么距离他们要求购买由拥有基本尊严的工人所生产的智能手机或许也不太远了。
这一事件的发展还有待观察。这回不太可能是苹果或中国政府在这个棘手问题上的最终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