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中国是2005年，生活在那里的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中国很大，变化很快，一切耳闻亦真亦假。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消费市场增速世界第一，美国的公司在那儿赚了数百亿。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消费却远低于美国公司的期望。中国，一个最有希望又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不应该啊。2000年，美国与中国构建延续至今的经济关系，给予其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最终协助中国入世。不过，默认的交易好像是这样的：中国生产大量廉价商品，有益于美国消费者，尽管会让美国失去无数低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所以说，美国的跨国公司根本无意在芝加哥费力多争取一星半点的市场份额，那儿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打入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来弥补——那里有有史以来成长最快的中产阶级——都在准备买他们的第一台冰箱、电视和汽车呢。咱美国要发财了！
十余年后，许多人眼巴巴地等着回报。当然，很多美国公司都赚了钱，但很多真正的劳动者却感到切肤之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Access Asia-Mintel常驻上海的分析师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说，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企业想当然以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会像美国一样。他指出，中国人的消费远低于预期，即使花钱是不太会用来购买美国商品。
弗伦奇说，误算者比比皆是。例如家得宝（Home Depot）就高估了中国人对自助家装项目和高端材料的需求，那里的劳动力便宜得惊人，黑市繁荣而昌盛。柯达的教训则是一直试图把卖不出去的胶卷兜售给那里的消费者，可他们希望自己的第一款相机是数码的。Gap（类似沃尔玛的连锁零售公司——译注）终于也明白了，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不喜欢寒酸式的别致衣着。弗伦奇说，欧洲公司一般做得比美国公司要好很多，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几十年跨国界、跨文化销售的实践经验。
许多美国高管也以为，中国富了，人们花钱就会更大方。但事与愿违：当前，中国的储蓄增长率高于消费增长率。中国家庭把四分之一以上的收入用于储蓄，而美国人不到4％。
有人说，这是因为千年古老的儒家节俭传统。也有人说是为现实所逼。2001年中国入世时广泛承诺打破“铁饭碗”——缩减数百万政府职位，这些职位薪水体面、福利优厚（就中国而言）。造成的部分后果就是，上海的成功专业人士都明白，她未来必须自己承担医疗和退休后的费用，而且由于是独生子女，还得负担赡养父母和祖父母的费用。
然而，中国消费的最大障碍当属央行的政策。每个月，美国购买约3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和服务，售出给中国110亿美元左右。自然形成24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货币和任何其他可销售商品类似，受供求关系调整。每个月，美国都需要大量人民币，而中国只需要少许美元。结果自然是美元走弱，人民币走强。
但中国政府通过人为增加美元需求的办法来干预这种调整，把240亿美元盈余的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听起来很枯燥，但办法很有效，使所有中国出口商品便宜了约25％，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则贵了约25％。当然，我们买到了便宜的中国货，卖了这么多国债，我们的利率——诸如信用卡或抵押贷款利率——就低了。但长期影响是灾难性的。许多经济分析师，从左派人物迪恩•贝克（Dean Baker）到右派的大卫•波阿斯（David Boaz），都认为中国的钱来得容易，吹大了房地产泡沫，使之持续时间更长，一旦泡沫最终破灭，将产生更严重的危机。
干预汇市的机制如同机器巨兽，也制造出不平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巨兽拥有或利用中国的那些出口工厂，受益颇多，他们的股东也同样受益。由于美国股票的90％多都集中在20％的富人手里，于是绝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富人的腰包。同时，穷人得到的则是低工资、失业和难以煳口的制造业工作。我所采访的经济学家们估计，中国的货币政策令美国失去了20万至3百万个就业岗位。当然，测算差异如此之大，说明只不过算是合理的猜测。但从宏观上看的确如此。过去十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约600万。如果中国允许其货币自然调整，许多以前在美国工厂上班的工人日子会好过得多。
现在是向中国的经济规划者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许多市场分析家担心，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大幅放缓，表明未来几年中国将维持弱势人民币。鉴于此，每次竞选演说要是不以中国的货币政策来开头和结尾就怪了。毕竟，假如这一情形得到改观，很可能是唯一可以立刻给美国制造出就业机会，使贸易更加公平的一件事。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经济方案会同时受到工会和大企业、自由贸易商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华尔街占领者和茶党的支持。
自克林顿总统以来，每届总统都在试图说服中国实施浮动货币汇率。几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包括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均支持向中国施压。但候选人总是嘴上强硬。总统们则倾向于温和而婉转的方式。他们心知肚明，只有中国才有决定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