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中国古代的谋士、策士、智囊，都是人文学者。而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中国的历史不超过一百年。中国的智库，在吸取西方智慧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吸取中国智慧。
有人讲，“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这个说法不正确。“智库”古已有之。以中国为例，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智库”。历史上那些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例如秦始皇、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玄烨，都有很高明的“智库”，通常大家只记得他们身边的某个谋士，例如秦始皇身边的李斯，刘邦身边的张良、曹操身边的郭嘉、李世民身边的魏征、宋太祖身边的赵普等等。其实这些人只是“智库”的一个代表。
中国“智库”古已有之
中国古代没有“智库”这种说法，但是有“智囊”、“谋士”、“策士”这些概念。“智库”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皇帝，无论多么具有雄才大略，如果没有高明的“智囊”、“谋士”、“策士”，都不可能成其大业。
中国古代有“养士”的传统。所谓“养士”，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智库建设。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所谓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就是以“养士”而知名的。他们本身是诸侯王的谋士，而在他们的府上，还养了许多谋士，多者达三千多人。
智库的迅速发展，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有人估计，目前世界上共有3000多家智库，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各国的公民社会建设，等等，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统计，中国的研究机构多达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多达2000家。
中国的智库数量很多，但总体来讲，质量不够高。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777个。有人讲：“2000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还有人讲，“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这些话可能有些偏激，让人听起来不舒服，但却提醒中国的智库要加强质量建设。
智库的质量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水平和成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毛昭晖教授讲，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在中国，因为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是很严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讲，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由于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为4000亿元~5000亿元。
中国智库需吸取中国智慧
中国智库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独立性不强。这里主要是指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设立的智库；
二是商业色彩比较浓。这里主要是指行业协会或企业设立的智库，这一类智库，基本上属于商业咨询机构；
三是专业性有所欠缺。中国的智库，无论是政府设立的，还是行业协会或企业设立的，在人员构成上，往往是退休的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人虽然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是毕竟不是专家，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素质。
四是知识结构不大合理，这也是我要重点讲的一个问题。
中国智库的成员中，往往是从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的社会科学专家占了绝大多数，从事文、史、哲研究的人文学者非常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人文学科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中国古代的谋士、策士、智囊，都是人文学者。而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中国的历史不超过一百年。一般来讲，人文学者的视野要开阔一些，看问题比较有历史感，比较有深度，思想也比较活跃，较少条条框框的限制。中国的智库，在吸取西方智慧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吸取中国智慧。
举一个例子。现在许多人都意识到了GDP这个指标体系的严重缺陷，因为它只能反映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反映国民幸福。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设立了一个“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评估委员会”，通过18个月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完成了一个300多页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测量幸福应该同时考虑以下八个维度：物质生活水准（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个人活动（包括工作），政治发言权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当前和未来状况），经济和物理的不安全状况。同时，美国、加拿大也各自搞了一个指标体系。但是，这些西方体系不大可能适宜于中国。
比较而言，不丹学者卡玛·尤拉设计的指标体系，与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比较接近。卡玛·尤拉从九个领域来评估国民幸福，包括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教育等等。卡玛·尤拉在讲到如何获得幸福时，是从对两幅图画的解读说起的，一幅叫做《长寿六宝图》，一幅叫做《和睦四瑞图》。这两幅图画包含了很多中国元素，而卡玛·尤拉的解读，则包含了许多中国智慧。但是，不丹毕竟是一个小国，它们的那一套指标体系也不一定完全适宜于中国。
建幸福指标需人文学者参与
中国的“新发展观”与建构和谐社会所要超越和改变的，正是以GDP为核心追求的发展观和多重失衡的发展模式。对于确立“新发展观”、建构和谐社会而言，能否有一套与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评估究竟做得好还是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要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国民幸福指标体系，必须要有人文学者的参与。而中国现有的智库，是以经济学者为主体的。它们的宗旨就是“只谈经济”。
一个最高级别的智库，如果“只谈经济”而不谈思想，那么这个智库的级别再高，也只是行政级别，而不是思想级别。在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这句话，可以说是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过去三千年的历史上，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还算少吗？为什么“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呢？如果我们的智库，能够超越“只谈经济”的局限，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学者参与，包括人文学者的参与，“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就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新的思想。
原题：中国智库不应只谈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