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案还须细究
吴英巨额集资，有罪与无罪，双方各有说辞。一个行为性质的法律认定，主要在于特定法律对该行为的界定。而特定法律的界定，则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利益，是其法律上的表现。
例如，在邓小平执行让步政策以前，计划经济外的商品流通，即民间的贩卖活动，在法律上就被界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性质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依程度不同，这是一种错误或有罪的行为。更为荒谬的是后来引申到农村家庭养几个鸡或自家院子里种点菜，也被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法律上对上述行为界定为有罪。
把人类因为生存和生产活动的需要，界定为有罪。这在现在年轻几代人看来，匪夷所思，但这种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见的法律规定，硬是合法存在过了。也因为统治集团把人性正常的反映视为有罪，所以他们的统治管制一直显得既笨拙又劳命伤财。这是因为他们在逆人性而动。
更荒谬的是，政府掌控下的宣传机构，竟然把裤脚管的大小、衣服款式、发型等等也统统套上资本主义思想、生活方式的政治帽子，让全国所有单位，在法律之外再获得一种无形的法律，由单位的某几个人来随意判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这种涉及到几亿人口的道德判断标准，不知冤判误判错判了多少人的正常行为。
统治集团这种违背普世标准的法律规定与道德判断标准，既反映了他们低下的文化水准，又表现为他们随低下文化水准而来的拙劣的管理水平。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农村边缘人物，无法无天的毛泽东。这正如陈云所说，毛泽东“治国无能”。
现在，吴英的罪名是非法集资。
个人的集资活动属于非法，这也是一种法律规定。它反映的是统治集团的利益。
为生产经营而集资，同为个人家庭生存养鸡种自留地的菜，性质上并无区别。既然容许个人成立企业，经营企业，那么就要给他一定的生存环境。但在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就是一个缺乏生存环境的问题。如果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拿出合理可操作的实施方案，不致让民间人士游走在有罪与无罪的险道上。
金融管理，金融安全等，固然是国家确保民生安全很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历来的做法是，为了舆论一律、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他们惯常的做法就是通过威胁、恐吓、批判、“学习”、政治表态等来强行达到，他们思想上的简单与目的上的丑恶，无法了解到社会的多样性与人性的正常表达，这在金融管理上同样表现了出来。
一方面，他们在民间严把死守金融管理，而对特权阶层洞开大门，几乎毫无约束，不同权力级别的官员，一个条子、一个电话、一个打招呼、通过一个会议形成一个决议，都可以让有关银行向特定人员发放数量不等或巨量的贷款，银行既是他们攫取人民财产的工具，又是他们私人的钱包，正因为如此，他们对破坏金融秩序的民间集资，必定会给予严厉打击。
另一方面，要贷款的企业界人士，如果想有更大的发展，就势必要在银行贷款，这就逼迫他们去找能一锤定音权势人物的门路，权力寻租由此发生。更为腐败的是，商场上的冒险家，通过打通顶级权势人物的通道，可以凭空取得巨额贷款，成为暴富人物。上海的周正毅、张荣坤、刘根山，还有电器大王黄光裕，哪个不是打通了权势人物而获取了巨额贷款？当然，这些草根人物，随时也会成为权力恶斗或官员们金蝉脱壳的祭品。官员们要谋取银行金库，总要有个合法人物站在前台，这就是官商结合的本质或必经之路。一旦，官员与暴富者发生矛盾，惨败的必然是草根商人。
金融管理上的这些中国特色，反映的是权贵阶层在经济利益上的诉求，对民间严把死守与在权力面前无秩序可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吴英以高利率吸取民间存款，当然是饮鸠止渴的行为，这过程中，她可能有很失策的做法。不顾实际管理能力，以快速扩张为生存之道，本是中国很多粗放型企业的败笔。我看吴英办企业及吸取资金的做法，在在表现出一个不成熟企业人士的幼稚。但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注意，据有关报道称，吴英并不是因为吸贷的资金链断裂而崩塌，却是先被封存，遂引发倒塌。当然，以高利率吸贷，资金链发生崩塌乃无可避免，问题在于吴英企业被封死后，资产很快被拍卖掉，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抢先侵吞资产的阴谋？或者说，有人看到吴英的资产实际上必定成为无主资产，先下手为强。如果联想到有十多名官员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判处吴英死刑，我总感到这里面有着黑暗的内幕。当然，法院已有人出来解说吴英案的量刑正确，我上面已说过，吴英有败笔、有其幼稚、甚至是拙劣的一面，但这不应该成为掩盖黑暗的烟幕弹。
在国内，大案要案，始终不可能资料全公开，因为大案要案几乎都涉及到官场的丑恶与肮脏，在今天民众高声呼吁刀下留人之时，如果不公开全部案情，不让民间充分讨论，恐怕终究会被质疑为冤案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