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师们纷纷中箭落马
初一第一学期，教我们“平面几何”的老师姓季。
季老师三十五、六岁，矮胖子，皮肤白净，像一只精白面的肉包子。季老师的外貌就很逗人了，他又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没有老师架子，爱讲笑话，常常不分时间、场合，课外讲，课上也讲，自己逗自己乐子，也逗学生们乐子，常常是学生还没笑，自己先笑起来了。学生们有时也不是为他的幽默语言和故事而笑的，而是为他在并不好笑时笑的样子而笑的。学生们一笑，他比学生笑得更欢了，他笑得欢了，学生们就笑得更欢了。过分的笑引起群体打喷涕、打嗝，蓦地教室里还会响起一个或几个或清彻或混浊的屁来，前排的同学们都回头去看，后排的同学则搜索着前排同学的动静，于是张三捂着鼻子说是李四放的，李四也捂着鼻子说是赵五放的，放屁者自己绝不会主动承认，整个教室笑成一团糟，个个眼泪都笑出来。于是季老师说：“好了，好了，屁仍人生之气，焉有不放之理，不管是谁放的，难道还能让他收回去不成”，于是教室里越发笑声震宇。常常由此惊动了不远处的校长办公室，于是校长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了，窗户外露出他那硕大的脑袋，正严肃地注视着我们，季老师吐吐舌头，努努嘴，做一下鬼脸，教室里才慢慢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后的教学效果特别的好。
我一直认为季老师的性格就像一个孩子，天真，没有机心，书教得又好，仅一、两个月，就与同学们打得一片火热，同学们喜欢听他的课，也喜欢这个人，这种喜欢也就是喜欢而已，并没有崇拜的成份。而我因为几何成绩特别好，他对我就有一种特别的喜爱，我对他也似乎有更好的感情。
不知为什么，就这样一个教学成绩比较特出，与学生关系好的老师与学校领导的关系却很糟糕，与同事的关系也很一般，校长、副校长，甚至教导主任提起他来都是一副不屑的神情。
第二年的麦熟季节，季老师就被调走了。临行前，同学们纷纷自发地为他送行，与他拍照留念，又送给他很多日记本、钢笔之类的纪念品，又让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题字、签名什么的，弄得这位被排挤出局的老师，临行前竟成了大忙人。
季老师也毫不掩饰他的得意，将一堆一堆的礼品捧回集体办公室，放在自己的桌上，大声地炫耀着，夸张地描写同学们对他的感情，他说他很感动很激动很惭愧。校长却说他是利用学生的天真幼稚，与党争夺青年，向学校领导示威，向领导示威也就是向党示威。于是，校长布置班主任回班上开会，背靠背揭露他“伪君子”的真面目，说他如何骄傲自大，如何自私自利，如何在食堂多打饭菜，甚至还说他搞阴谋诡计，劝诫青年学生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班主任又分别找那些送礼品的同学一一谈话，说他们的行为与领导的步骤不一致，是上当受骗了，只是因为他们还是学生，还是青年，就不计较了，但一定要记取教训。涉世不深的同学们全都无法理解，十分反感。
这件事发生的前后过程恰好我不在学校，因为重感冒，我整整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星期。当我回到学校时，季老师已经离校了，但风波却尚未完全平息。我是中队长，在班上有点小威信，同学们纷纷跟我讲起这件事，我也很气愤，很坦诚地对同学们说，如果我在学校，我也会和大家一样的。
我不明白同学们的做法有什么错，相反觉得校领导那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实在非常可笑，又觉得作为学校领导在学生面前败坏一个教师的声誉，这不是光明正大的。
季老师调走的那年，即1957年的那个暑假，老师们都集中到县里参加整风学习。先是由领导作整风动员报告，然后传达文件，然后让老师们学习领导的报告和上级文件，然后提意见，然后“评右派”。整个过程经历了大半个暑假，许多老师进去时人，出来时就变成鬼了。
其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反右运动早就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自由鸣放阶段早在1957年7月1日前就结束了。在《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等文章的指引下，全国各地都已经先后展开了反右派运动。在这样局势明朗的形势下，不知道组织上用了什么高明的办法让那些愚蠢的老师们飞蛾投火呢？
其实这些老师也就根本不敢对党提什么意见，只是在上级领导的一再动员下，对有关教育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轻描淡写的说说自己的看法，有的人对分管工作的一些基层干部提提意见，但到评右派的阶段，这些“比鸿毛还要轻”的意见就被认为是对党“猖狂进攻”了。有的人平时就是“扛儿头”，得罪的领导多了，这时就成了众望所归的右派分子；有的人平时太老实，“软柿子大家捏”，他怕得罪大家，大家可不怕得罪他，这时也就成了右派。教我们代数的钱教师就因为后者的原因而被评为右派了。
钱老师五十开外，高度近视，人极温和老实的，平时，除了教学之外，他就没有任何别的话题。当大家都像躲瘟神一样地躲避右派时，他的腿脚太慢了，加之他的家庭出身不好，于是被“选”为右派。
我们学校另一名被评为右派的是教导主任李老师。李是一名党员，又是从正规的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对学校工作算是一个专家型的内行了，工作也有一股朝气，他和他的年轻的妻子是学校里举足轻重的教学骨干。正因为他的能力和潜力，他的内行，成为“外行”校长的威胁，所以他也被评为“右派”了。公开的罪状之一是：红皮白心，与党离心离德；罪状之二是“恶毒攻击苏联老大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证据是他与同事到连云港出差时，看到船上满载着大米，他说这可能是给苏联还债的。社会主义阵营亲如一家，互相支援，他却诬蔑为“还债”，这是畜意挑拨我们与苏联老大哥的亲密关系，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开学后，钱老师仍然教我们代数。几十天不见，钱老师彻底变成另一个人了，但他那特有的傻乎乎的、老顽童般的笑容永远地消失了，那中气十足、十分卖力的讲课声音也永远听不见了，有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像蚊子叫，嗡嗡地，谁也听不清。班上一些年龄较大，代数学得不好的同学常常对钱老师不礼貌。有好几次下课铃声响起，钱老师前脚刚迈出教室的瞬间，在课堂上被提问而解答不出的大龄同学往往就冲着钱老师的背影喊道：“老右派！”钱老师也不敢回头，在喊声中落荒而逃，我望着他瘦削的顿显老态的背影，觉得他太可怜了。
另一名右派分子李老师的教导主任当不成了，改教“生物”，不久，他和他的老婆就调到别的学校了。
这些情况都是班主任张老师后来告诉我的，张老师还告诉我，那个调走了的季老师也在另一个学校被评为右派，那是因为我们学校的领导将对他的揭发、检举的材料转过去的。
我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杨老师也被评为右派。杨老师是苏州人，苏州师范毕业，教我们语文和音乐。他唱歌极好听，男中音，音色极浑厚。那年和他一齐分配来的还有一个女的，顾老师，他们是同班同学，顾老师在另一个班教语文和音乐。那时他们都年轻漂亮、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同学们都认为他们是学校老师中的一对金童玉女。
杨老师当了右派后，他与顾老师的婚姻终于失败。顾老师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赵老师结了婚。赵入了党，当了教导主任，还当了公社团委辅导员，夫妻二人过了十年不到的幸福生活。直至文革，赵主任被当作走资派揪了出来，美丽的顾老师一度被剃了阴阳头，挂的牌子是“美女蛇”、“破鞋”。
杨老师当右派后的第二个学期，被从中心小学调离到十里路外的乡下小学，恰好我的小舅舅也在那个学校任教。所以我后来还有多次机会再见到他。我说：“杨老师，你当个过我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呢，教过我语文和音乐，你还记得吗？”他说：“是吗？”语气非常冷淡，没有一点热情。于是，我也就不便和他深谈，怕勾起他的伤心事。又后来，他在那个学校附近找了一个农村姑娘成了家。又后来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叫“肌无力”，四肢肌肉日渐一日的萎缩，就像烧火棍，终于再也站不起来了，再后来就死了，死时才40多岁。
每当回忆起杨老师当我班主任时那么朝气蓬勃的身影，那么浑厚的歌喉，我才明白，这世界上有一种屠杀青春最厉害的东西，叫做“运动”。
二、校长警告我的右派言论
初中一、二年级（1956年至1958年）时，我们学校所在的那个镇子还没有通上电，我们上晚自习用的是汽油灯，现在这种东西似乎已经绝迹了。
不知是灯的质量还是油的质量有问题，还是使用不当，汽油灯照明极不稳定，一会亮，一会暗，常常又会在没有前兆的情况下突然燃烧起来，火光窜到灯罩子的外面，形成一团很亮很大的火焰，伴随着浓烟，发出很尖锐刺耳的声音，似乎大爆炸就将发生。每当其时，同学们都感恐怖，全都立即扔下手中的功课，女生们一个个尖叫着离开教室，男生们也会从坐位上站起来，离得远远的。一会儿，光线就暗淡了，成了一丁点儿的鬼火，一亮一暗，忽明忽灭，劈啪劈啪地响个不停。有同学大喊一声“今晚又泡汤了！睡大头觉去吧！”人就散了一大半。赶来维修的工友都是烧饭的或打杂的工友兼职的，既没有技术和经验，又没有责任心，慢慢修不好，刚修好一会儿，却又故障了。有时一晚上反复三、四次，到最后，教室里也就空无一人了。同学们作业没做完，该复习的没有复习，该预习的没有预习，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更严重的是在这种灯光下学习，对我们的视力伤害很大。
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自以为责无旁贷，有必要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就写了一张意见书，塞进学校的意见箱里。那是一首小诗：
小小汽油灯，
成为老大难。
如再不解决，
自习全泡汤。
时间浪费事还小，
同学眼睛受大伤。
请问，学校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地方，还是近视眼的摇篮？
中间有两句记不清了，是现在补撰的。前两句与最后一句就是当时的句子。
写毕，自以为义正言明，心想明人不做暗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两天后，刚吃完晚饭，班主任张老师喊我去谈心。他约了我在小河边散步，左手拿着一根火柴棍慢悠悠地剔着牙，右手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了我写的那张纸条，对我说：
“你的意见，X校长也看到了，他很重视，要我找你谈话。你反映的汽油灯的问题当然是事实，学校里正在想办法解决，但X校长说你提意见的方式和态度是不对的。”张老师眼神很严厉地瞥了我一眼又接着说：“校长说，你的口气与右派的口气差不多，右派分子就是这样抓住了一点小事，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你看，什么‘近视眼的摇篮’？这话的口气就是右派的口气。不过校长说了，考虑你年纪小，学习成绩也不错，这一次就不处分你了，可是要你记取教训，以后好好注意，不要为右派分子利用了。”
我当时感到极意外，非常不服气：“不就是汽油灯不好提了条意见吗？跟右派扯得上吗？”
“扯得上，扯不上，不在于你，在于领导。”
张老师将火柴棍扔在小河里，摸摸我的脑袋：“你年纪小，很多事还不明白，长大了就懂了。要听话，听学校领导的话，听党的话，我是为你好。”
我再要说什么，张老师就不让了。
这件事使我很受刺激，很沮丧，好多天心里不平静。一张很平常的字条子，怎么就成了右派言论了？
我当年无论如何想不通，但过了三、四年，我就想通了，原来“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