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继“老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以后，“新解放区”也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斗争与处决地主，划分阶级成份，制造广大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阶级对立，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此，毛泽东钦定了揪斗地主的指标。据中共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百万个阶级敌人来。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打倒在地，其肉体遭摧残，其人格受侮辱，其生命被消灭，其财产被剥夺，其子女受株连。同时，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和富农是打击、专政对象。从此，中国农村的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一个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
1947年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90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荣昌县7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当场斗死16人；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总共死了190人。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全省５至８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农成分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地主、富农的生产数据被强行剥夺了，他们的“阶级成份”自然也随之而改变。因为，他们也跟农民一样，是从事农活的劳动者，而不是所谓“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的剥削者。根据当局宗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产关系的原理，地主、富农理应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他们却被戴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干部群众目睽睽的监督下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农业劳动；未经批准不能外出；逢年过节要写守法公约；动辄被强迫做义务工；凡是外出服劳役，地主、富农则“优先”派出，除了不修“万里长城”之外，修水利，开运河，修渠道，铺公路，上“三线”，无不由地主、富农一马当先。在工地上，他们的担子挑得最满，跑得最快；运动一来，地主、富农就成了批斗的“下饭菜”。中央大人物来了，住在铁路附近的地富分子还要“退避三舍”。贫下中农闹分田到户或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地富分子就被污蔑为煽风点火的黑手，有的成为“替罪羊”。
地富分子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打死地主一百，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这是广东土地改革中一个土改工作队干部的名言。据弗兰克‧迪科特《毛时代的大饥荒》记载：“大约200至300万名受害者仅仅因为一些极为琐细的过失而被折磨致死或草草处决。被控不努力劳动的人们被吊起来暴打；有时候，他们被绑起来扔进河里。针对非常微小过失的惩罚措施包括将犯错者打成残废，或迫使其吃屎。”其中当有一大批是地富分子和坏分子（所谓“坏分子”，实际上大多是出身于农民而对现实不满的人，但把他们归于地富分子则说不过去，于是就给他们量头戴帽，制作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当然，“坏分子”中也有刑事犯罪分子，但不是主要的）。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地方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把地富分子成批地活活打死，就更不用说了。在平时，地富分子是不声不响地劳动着、生活着，他们远离是非之场，远离口角之争，几乎是在无声无言中过着没有声音的日子。古罗马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大陆的地富分子则是虽会说话而实为哑巴的工具。他们可以随便被人打骂而不能顶嘴还手，否则，就犯了“阶级报复”的天条。地主富农是没有丝毫人权可言的，他们干的是农民的活，却没有做农民的资格；他们虽然在法律上不是农奴，但实际上却胜似农奴──“现代农奴”。
在土地改革中，一些地主被枪决了，或斗打死了，对剩下的地主、富农，当局不可能把他们都投入到监狱，也不可能像苏俄那样把地富分子扫地出门，于是就“划地为狱”，让地方干群把他们就地管制起来，美其名曰群众专政。于是，千百万地富分子就在所谓群众专政的名义下，被圈入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社会大监狱中。社会大监狱没有高墙电网，没有审讯、监管系统，没有专职的警官狱卒，但却用不着担心“犯人”越狱逃跑，因为不论逃到哪里，都在东西南北中的社会大监狱之内。在高墙电网的监狱里，犯人进行劳动改造，牢方要供给犯人衣食；圈入社会大大监狱的人，则自食其力，自衣其衣，自住其屋，并为当局提供税源，为社会创造财富，当局无须投入分毫资金，却获得了无本之万利。关进高墙电网监狱的犯人，绝大多数是有刑期的，刑满则释放；而圈入社会大大监狱的人，在实际上是没有刑期的，当局曾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分，但实际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戴就是30年，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被株连了30年。
全国的地富分子有多少，前面说的地主分子9百万，是指“新解放区”的，如果加上“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处决的以外，全国的地富分子少说也有3千万。这就是说，这3千万地主富农分子都成了圈入社会大监狱的“现代农奴”。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据此，自然也可以说，“农村这个社会大监狱，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过，这里说的“大有作为”，是指除了管制了3千万“现代农奴”外，当局历次政治运动中还制造了戴上各种色样帽子的分子，如数以百万计的现行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称“五类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谓为“黑五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全国还剩下4百万地主、富农分子。当局这才给他们一律“摘帽”；因为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中，随后就产生了不少新生的地主、富农分子。如果不给土改中划成的地主、富农“摘帽”，那么，怎能面对新生的地主、富农分子呢？而新生的地主、富农比过去的地主、富农还要富十倍、百倍、千倍，而且很少没有不跟政府官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欺压或漠视百姓的。
其实，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7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95%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起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
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难逃劫难。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100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生割活剖的7人。”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30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有论者说：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假如当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可悲的是“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人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30年。许多人在1978年前都认为所有富人都是坏蛋；所有穷人都是革命英雄，他们对财产视如粪土，对权势藐视如清风。等到推荐大学生的时候来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也争先恐后地去念书，有个脱离农村的机会，争得你死我活，对财产的贪婪胜过中农与富农。在没有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农村，穷人中的坏人比例绝不比富人中坏人比例高得多，“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