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二次合作（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国共合作”辨名
共产党的说法是历史上有两次国共“合作”：一次是1924到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以“四一二”清党告终；一次是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6年因国民党开内战而破裂。1949年前的国家政体中，国共两党关系不对等，因此他们的共处关系不能以“合作”概论。其次，第二次两党共处事实上和形式上都随抗战胜利而结束，共产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段的划分，掩盖了历史上确有其事的第三次、即1945到1949年的国共合作与破裂，这一次才是最接近现代国家政党政治中政党合作意义的；之所以如此划分，恐怕是要遮掩共产党对内战的责任并回避其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民国期间国共两党的共处一般分为三段：第一段在国民革命期间，共产党附体国民党而发展壮大；第二阶段是联合抗日，1937年到1945年，共产党假抗日之名、行摩擦之实、得壮大之利；第三段以1945年“双十协定”始，以1946年底共产党拒绝立宪国民大会止，共产党逼蒋内战，夺取政权。
“联俄容共”是利益政治，不是孙文的“主义”也不是国民党的“宗旨”
北伐期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关系，或曰“联俄联共”或曰“联俄容共”，似乎已成定论，我于是求证这个说法。
遍寻当时国民党的种种文件—无论是号称开启“联俄容共”的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包括修改后的国民党党章，还是其前筹备国民党改组的文件包括1922年起草修订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找不到一处“联俄容共”的字眼。相反，“改进宣言”明确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国民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这样的论述见于国民党一切基本和重要的文件之中。
孙中山首开先例，1922年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自此国民党循例接受共产党个人加入国民党。而孙中山与苏俄的接触在一年以前就已开始。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曾与孙中山见面会谈。马林，荷兰人、曾参与主持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时辛亥革命已经十年，中国陷于军阀混战之中。孙中山急望重整革命党，建立革命军，扫平军阀，统一中国。他向西方国家求助，没有回应。其时建国不久的苏俄，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及其世界革命的“东方阵线”，试图利用中国彼此对抗的军事及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扶持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1922年8月抵京后先与北洋政府谈判建交，未果；后又寻求与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吴佩孚合作，又遭拒绝；这样才找到孙中山。1923年1月4日，联共政治局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1月17日越飞与孙中山正式谈判，26日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要求俄国援助200万金卢布， 5月1日得越飞自东京转来苏俄政府电报，同意援助并许诺提供军事物资和帮助开办军校。
“联俄容共”孙中山当时的利益政治，毫不意味着他政治理念的改弦更张。恰恰相反，孙中山鲜明地对苏共的主义与制度保持距离并明确地见诸文字，《孙越宣言》第一条就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党内有党—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成长
国民党内本无左右，非要分别，不如说亲共及反共派更确切，因为这种分别因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内而起。
国民党反共并非1927年才从蒋介石开始。共产党人一进入国民党，就引起国民党内的反对。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1923年11月就有党员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1924年初一大之后，先有孙科等向中央党部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继而上海国民党员又致电孙中山请命共产党员退出；这一年各地弹劾共产党议案上百件，中央监委会提交执委会的十件议案中有四件反对容共；反共恐怕不止于一小撮“右派”吧。反对“容共”者结成一个派别是在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超度诵经，集会通过议案要求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撤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会的职务、解雇顾问鲍罗廷等议案，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这就是“西山会议派”。
1922秋年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内迅速扩张。中共三大1923年6月特别提出国民党问题决议案，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保持和壮大自己的组织、努力使国民党接近苏俄，即扶持国民党内亲俄亲共势力。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共产党一举进入国民党最高机构中央执委会，四十一名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四分之一，总共三席的执委常委共产党占一席。两年后1926年国民党广州二大上，亲共派和共产党员代表已成优势，组织部长、外事部长、农民部长，宣传代理部长都是共产党，各部负责实际事务的秘书全是共产党员担任。共产国际指挥下苏联顾问鲍罗廷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迅速膨胀，俨然党内有党。
面对国民党的“主义”和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路线不相容这个明白的事实，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体内膨胀，再自然不过了。
中山舰事件—遏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膨胀
孙中山“联俄容共”事实政治的夭折始于他逝世一年后的“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全城戒严，扣押异动的中山舰，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和共产党机关，要求撤销苏俄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取消第一军党代表，扣押周恩来并免去其副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职务，驱逐第一军共产党员250余人，史称“中山舰事件”。
共产党斥之为蒋介石蓄谋策划、排斥中共、攫取权利，比较“开明”的说法渲染为蒋汪个人之争，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事变对汪没有触及、事变后蒋对汪也全无留难，3.20的矛头明白地指向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倒是苏联方面的反应引人注目，他们满足蒋的要求立即撤职了季山嘉。1996年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公布的资料证实，苏联顾问长时间以来一直疏远蒋介石，不让他染指国民政府事务。这一次迫不得已“吃一点亏，做出一定的牺牲”是“一个策略，以便赢得时间，做好准备除掉这位蒋将军”。是时苏联访华使团团长、苏共中央书记布勃诺夫指示俄国顾问不得发号施令触怒中国将领，必须改变在国民党内强化共产党的做法，代之以利用国民党左派做工作。
蒋介石的对抗产生了效果。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1926年5月广州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共产党对其加入国民党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容共”的最终结束还要经过一年之后的清党，不仅是蒋介石，还有此前始终亲共的汪精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