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
为何有此南辕，有彼北辙？是“两代”、还是“两位”知识分子的不同？稍作比较我们就能够看到，在这个看来平常偶然的现象中，实际上存在着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以及更深刻的知识分子追求问题。
观察描述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多，但是笔者想从“文化政治”还是“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入手。
由于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方法都是来自西方，因此现代思想描述、分析使用的概念思想都是来自西方。所以要想使得描述、分析清晰准确就必须首先明白自己使用的是哪个概念，对应的是哪个西文。否则任何一篇中文分析性的文字都不会清晰。
中文的“文化政治”实际上涉及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Cultural Politics（亦或Politicize Culture），“政治化的文化”，一个是Politics of Culture，“文化中的政治”。在前者是使用文化问题但实际上过问的是政治，也就是用文化来参与政治。在后者，虽然是在文化领域中，然而他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的不是文化问题的探索，而是“政治”活动。这里文化领域的“政治”活动并非指的是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相关的东西，而是指本意的Politics，即文化领域中的人士往来，名利运作。
“文化政治”的两个方向虽然不同，但是对于一些个人往往很难把他究竟是在此方向还是彼方向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尽管如此，可以肯定说的是，它涉及的不是文化问题，而是不同的政治问题。
“政治文化”则与前者不同，它涉及的是Political Culture，或者说Culture of Politics。总之它涉及的是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它所涉及的政治是因为要分析这种政治的文化内容。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
弄清这两个问题，你就会明白齐如山和龙应台的不同在哪里，为什么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由此，你就会清楚齐如山、龙应台二人在文化问题上的不同根基，对文化问题的不同态度、作法和去向。说到底，你会看到一位是由于文化，一位是因为政治。
去大陆的龙应台女士也的确是因为政治，因为龙应台女士究其半生基本从事的都是“文化政治”。从她的《野火集》成名作开始，龙应台女士关心的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可能事实上还不止如此，龙应台女士的性格大约先天就拥有这种特点，在她学习研究英语文学的时候，在大学工作的时候，她关心的也是文学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同样，《野火集》后龙应台女士的作品也没有离开过社会和政治问题。
龙应台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再到德国、欧洲，这是三个反差巨大的文化，但是这三种文化的明显不同，中西，欧美，英语文化和德语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巨大不同，所带来的历史，以及现实社会和政治现象、历史结果的不同，并没有引起龙应台对于文化问题、文化哲学问题、政治文化问题的兴趣。她的兴趣，她的写作始终围绕着“文化政治”问题。
大约十年前龙应台重新回到台湾担任台北文化局长，就更是一个“文化政治”职位。她主要从事的是文化领域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与如何建设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即便是为那些真正文化事业，真正文化的研究开放绿灯，铺平道路，那当然也是文化领域中的政治问题。
从台北文化局长下来，以及此前、此后的去大陆，龙应台女士涉足的同样是“文化政治”问题。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到台湾，龙应台带着母亲去看，所谈到、想到的还是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
对于共产党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它和传统的关系，和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异同，这不是龙应台女士最关心的问题，和想要探究的问题，这大约也就是龙应台女士能够在大陆的水流中弄潮的原因。因为你涉足的是“文化政治”，你才会和那些在文化精神上和你格格不入的人圆融地交流，才能够把那种假大空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样板戏的“宣传”当作“历史”来讨论。
七十二岁离乡背井、逃生到台湾的齐如山先生，和龙应台女士形成对比，他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而逃亡到台湾的。他是一个文化所化之人，他关心的是文化，从事的是文化，因此他深知在共产党社会没有他的生存空间，文化活动空间，甚至没有那种广义的“政治”——人际交往的空间。
受传统教育的齐如山先生青少年时代在同文堂学习德语和法语，在辛亥革命前曾经介入政治支持革命党人，曾经三次到法国。但是先天的气质使得他没有更深地被卷入政治，对文化的兴趣更使得他在专注京剧研究后，从幼稚的片面西化思想转向了对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开掘、认知和推崇。
仔细对比你就会发现，齐如山西渡，龙应台留洋，在文化问题上，对他们各自产生的结果竟如此不同！而在这个基础上，齐如山南逃，龙应台北去，在政治问题上他们各自的反应也真的是南辕和北辙。
齐如山的经历使得很多人，包括梅兰芳在内，认为他是非政治人，甚至还做过很多所谓“进步”事情，因此不必自寻离乡背井之苦。然而，只有齐如山自己知道——不同文化精神潜在的那种巨大的对抗性，格格不入性，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他，只有去台湾，而没有龙应台那种到大陆的可能。
对这个问题的感觉，齐如山当然不是第一人，当年王国维的投湖自沉就是为此。文化的种子，文化的参天大树只有选择自己生存的土壤，否则就是绝路。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让人看到在知识人精神上的巨大差距。
齐如山没有等到样板戏的出现就驾鹤西去了。然而，齐如山对样板戏的态度却肯定是厌恶的。因为在他逃离大陆的途中，途经上海，梅兰芳邀请他去看《生死恨》的电影拍摄，他坦率地加以拒绝，认为“好不了”的谈话；他对于京剧特点的认识决定了他对京剧的所谓“西化”改革的否定性看法，更何谈那种极端西化的，也就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服务于政治的宣传剧，那种咬牙、瞪眼、挺胸、跺脚的假大空的表演方式。
如果齐如山看样板戏，可以想见他肯定是从京剧、文化的角度去看，而不是龙应台那种从“政治”角度，从两岸交往的角度评说样板戏。这就是“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不同，知识气质的不同！
齐如山的看法注定了他肯定是鄙弃，无法容忍这种粗劣的对京剧形式的滥用和践踏。因为即便是谭元寿都能够看到样板戏不是京剧，更何谈齐如山这样的京剧大“家”。
在艺术的土地，传统的环境，自由的空气中，只有热衷于政治的人才能够视而不见这种文化的不同，容忍这种甚至可说对“传统”、对“京剧”的近乎荒谬的嘲讽。
如今，齐如山去台湾，已驾鹤西去，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孕育我们文化思想的不尽源泉，我们华人文化的根本精神。
时下，龙应台到大陆，再返回台湾担任文化部长，而她从事的依然是“文化政治”活动。
“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确有其关联的地方。政治文化探究的是文化的根本问题，传统的基础。固然，没有“文化政治”的“政治文化”可能会缺少生气，然而，没有深刻的对“政治文化”的关怀和探究的“文化政治”却肯定是轻浮的，甚至会乱了方寸。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红灯记》来宝岛，在两岸的交流中，如果没有齐如山这样的文化人，没了齐如山带到台湾的灵魂，而只剩下从政治上谈论《红灯记》，只有“文化政治”，那台湾就危险了。因为没了坚实的价值基础，台湾宝岛就有沉沦的可能，被大海再次淹没的可能，而那时，齐如山的后人就无家可归了。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带给我们的问题实在是深刻的问题，涉及的思想的确是根本的思想。
齐如山去台湾，六十年过去，台湾曾经为了自己的安全，用汉贼不两立的隔绝及反对来保护自己，曾几何时，现在台湾以为自己强壮到不必惧怕那个毛贼了。“他比贼壮”甚至使得有些人以为贼不再是贼了。可台湾人可曾忘记“贼心不死”这个中国成语，是否忽视了“贼胆包天”这个危险？！然而，这一切还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根基的“文化政治”。
没了齐如山的台湾，“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