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美访问期间就人权问题发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等言论，继续受到海外民运和人权人士关注。前六四学运领袖王超华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她指出，从习近平讲话体现中共政权仍把人权视为由上向下的“赐予”，突显当局人权思维仍属落后。
习近平在美访问期间，所谓“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和“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有目共睹”等讲话，在习近平结束访美和示威群众散去之后，继续受到关注。
王超华分析，习近平的人权论述恰能体现中共政权看待人权的盲点和落后。她说：“在我来看，‘人权’可分两部分，一是中国中央政府自己也这么说，说人要有尊严的活，温家宝在前几年也如此说。另一部分则攸关人民的政治权力，这也是我们谈及乌坎民主发展，必须交由当地村民自己争取和推广。至于习近平说‘人权状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当局仍把人权或公民权当作必须由上向下‘赐予’的东西。”
回看西方国家从人权运动史积累所得的人权概念，王超华直指习近平的说法不足采信。
王超华表示：“美国自60年代开始黑人民权运动，直到现在通过选举选出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包括批评者和争取者都说权力是‘赋予’人民的，人民可以以这个权力为基础，去和压制人民权力的那方抗争，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当局认为倘若你要争取权力，不应和政府对抗，你需要某些权力，政府会予考虑，如：政府意识到医疗是人民的权力，他会负责提供医疗，教育权也是如此。可是，一旦人民采取抗争态度，就会受到压制。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所得到的‘权力’，不是真正的权力，权力仅是由上向下赋予，是一种旧王朝式的概念，是小民对父母官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公仆的关系。如果这问题不能改变，中国人权和公民权将继续遭受长期的挫折。”
王超华也关注“乌坎事件”激荡海内外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各种想像。她说：“‘乌坎事件’对于像我这样身处国外的外界人士来说，具有两层意义：一是该事件可作为我们观察中国，而且呼吁中国政府做更多努力（开放）的例子；另一意义是我也能够理解凡是谈到民主，就如同我们何以同情藏民和支持藏民一样，民主在现代政治之中最大意义即是‘主权在民’，因此，乌坎的事情应该由乌坎村民自己做主，我们外人不能太对他们指手画脚，我也不愿看到乌坎村民受到各种指责，让他们的民主进程受到进一步挫折。”
跟随习近平到访美国，海外也以“百花齐放，乌坎为首”等口号相应声援。但王超华估计，“乌坎事件”所涉及的层面和历史都显复杂，未来发展和最后结果恐非外人善加点评就能如愿。
王超华说：“因为事情牵扯到上级政府，回顾当地过去几年的情况，很多因土地交易引起的纠纷，根本没有经过村民同意，只得到当时担任村委会领导等个别人士配合，或是上一级，上两级政府，甚至上三级政府官员审批，就和外来大财团投资者签定合同出卖土地，这样的现象普遍发生在中国各地，村民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全无参与权。因此，乌坎的选举直接触动上层经济和商业利益，如果广东省委等有关当局不能意识到民主是主权在民，而政治是以人民为主体意识，公正分配经济利益，那么，乌坎村的试点还将遭遇很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