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种鸦片”的说法，一个主要证据是共产国际1942-1945年间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罗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作者披露出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沉溺于整风运动、培养个人权威，“每个人都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对抗日则持打酱油态度，甚至暗中和日军勾结，除此之外更以鸦片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例如以下这段文字：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到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类似内容在全书屡见不鲜。不过有部分中共的拥趸表示，《延安日记》这本书根本不能算数，因为它是作者死后二十年才由他儿子出版的，这段时期刚好中苏关系恶化，为什么苏联人早不出版晚不出版，非要挑这个时间点，分明是出于对敌宣传的需要吗！我估计这书要是台湾人写的，他们又要说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恶毒的污蔑（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有大量文件提到共产党的鸦片贸易），这书要是美国人写的，他们则会说这是西方反华势力赤裸裸的谎言，非得是中共自己真情流露坦白从宽自曝家丑，下一个罪己诏才能让他们信服不可了。
撇开《延安日记》不说，还有一本中共元老谢觉哉写的日记，里面频繁出现一个神秘的字眼，叫“特货”。中共的拥趸又说了，这里的“特货”指的根本不是鸦片，而是当地的出产的花马池盐。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谢觉哉在书中曾将盐和特货并列，表明两者并不是同一样东西：“三，盐公司总能收销一部分盐。四，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这花马池盐何等牛逼，居然能单独支撑整个边区政府的财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里同样多次提到这个神秘的“特货”，并且和食盐分列，“特货”的出口额竟占到总出口额的68%（第二名食盐连14%都不到），其平均价格更达到食盐的4000倍以上！
更奇妙的是共产党只将特货销往国统区，严禁内销。《谢觉哉日记》中记载：“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如果这“特货”真是花马池盐，何必如此？谢觉哉更写道：“毛说中共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这“某物”究竟是什么没有点明，恕我想像力有限，一个谢觉哉在自己的日记里都不敢写明、不能随意栽种和“内销”的东西，除了鸦片之外，我还真猜不出什么别的答案了。
如果这还不够令人信服的话，最近我在东大论坛又看见一批国内公开的史料，更是铁证如山。如新华网《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直接在“特货”后打了一个括号，标注“大烟”。《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一文里亦在“特产地”下标注“收烟数”，文中更总结起了种鸦片的经验：“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八十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蒋介石1935年搞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有相当成效。
不仅是延安在大种鸦片，共产党控制的其它地区也在干相同的勾当。例如《湖南省大庸县志》里记载：“在大青山一年能收两万多两干板子大烟，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包头文史资料选编》里的《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一文中更是干脆赤裸裸的歌颂起鸦片来了：“大烟！大烟！支援抗日救国的经费。”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你抗了毛的日，救了鸟的国。
前天刚好又弄到台湾教授陈永发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通过国内史料分析了“特货”对边区经济的重要性。1941年的时候共产党在延安基本是山穷水尽入不敷出，因征粮数太高导致农民大批出逃，就在这时“特货出口”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局势。尤其是后来中共这鸦片种得越来越熟练，对走私的打击越来越严格，1943年中共还入超20多亿元，1944年则通过“特货”200多亿的出口额，瞬间转变为出超150亿，小日子越过越滋润，“特货”俨然成了中共支柱产业中的支柱产业，这就是所谓“延安奇迹”的真相。
其实稍微对中共有点了解的人也知道，中共创造人间奇迹不行，吹牛逼吹出人间悲剧的功力倒是一流的，没有这些鸦片，中共当年早就玩球蛋子了。这支反政府武装流窜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四处出击干著美其名曰“打土豪”的打家劫舍的勾当，不抗日，反而悠闲的成天边开舞会边种鸦片，拼着老命的往国统区里走私，真不愧是我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