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言论充满了对中国崛起之威胁与恐惧的反应，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奥巴马政府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以及大老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不断承诺要让"货币操纵者"中国为其对美国带来的经济破坏负责。上周，赚钱心切的《经济学家》杂志迫不及待地抓住这种夸张说辞，又一次用刺眼的封面赫然向我们宣告"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而杂志封面上的副标题立即告诉我们，这是"新兴世界的新模式"。
悲哀的是，这是一种在当今西方盛行的战略思想状态。
迅速浏览一下《经济学家》的特别报道，我们就会发现真的是天下无新事。这家历久不衰的英国杂志只是在重复我在2009年出版的《大国》一书中的内容：第一个伟大的后来居上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正是由时任美国财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91年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提出来的。
汉密尔顿充满雄心壮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涵盖整个大陆的共同市场，从而帮助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他计划国家强力介入经济发展，确定需要大力发展的行业，使用关税保护和优惠信贷帮助其发展。在乔治·华盛顿的领导下，哈密尔顿相信美国应该首先发展军火工业。
此外，政府批准并支持工业间谍，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是其主要目标。哈密尔顿进一步指导美国政府，为偷来的技术申请专利。其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写道，"和前人一样，哈密尔顿将财政部的全部权限置于偷来的英国商业秘密之后。"
汉密尔顿毫不讳言他的雄心壮志：早在1774年他就预言，"50年或60年之后，美国将不再需要英国的保护"。
需要提醒一下吗？
那个时候，全球的自由贸易是靠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证的，崛起的美国不喜欢搭英国军事力量的便车。英国的英镑和皇家海军掌控着那种早期的全球化，以及作为其主要扩张工具的极其疯狂的殖民活动。如今，除了没有进行剥削性的殖民活动，美国完全取代了英国的角色，结果是在分布式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
美国式的全球化并不鼓励大国通过殖民活动实现崛起，而是让那些和平崛起的国家得到报偿。不过，那些成功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由于总是需要对美国制订的规则唯命是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怨言，这是很自然的事。
在这点上，中国几乎也不例外。
邓小平1979年关于中国未来的设想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初的目标异曲同工。如历史学家迈克尔·马蒂所言："邓小平的愿望是创建一套经济制度，从而让中国在21世纪中期前成为富裕的强国"。对外，中国要采取避免陷入危险处境的外交政策，这跟华盛顿在美国建国之初主张采取的政策非常相似；对内，发展的重点将是城市化、工业化、吸引外资和最大限度增加出口收入，同时采取大量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和工业间谍活动，以扶植有朝一日将主宰全球市场的国内企业。
这基本上就是美国在19世纪初的制度，甚至连一党精英统治——这类似于美国早期的"和睦时代"——以及对政治党派主义的强烈反感也如出一辙。
然而，有人却告诉我们，中国的模式终究是"新的"——《经济学家》声称，中国模式促进了以往由日本、韩国、特别是新加坡所代表的对"亚洲价值观"的重视。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这种对社会和谐的重视要优于西方的个人主义理念。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景仰者而言，后冷战时代发生的事情，从苏联的崩溃到无数"颜色革命"和民主化"之春"，都无法撼动其坚定信仰，从上至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优于一切。
自然，当崛起的亚洲扮演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的整合力量的时候，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把沿袭这条老路作为拯救自我的办法——于是便有了"新兴世界的新模式"一说。但是这不过是历史再一次在重复它自己，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仍然轻信这么离谱的噱头呢?
中国的发展历程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现在正在避免进入发展的死胡同——寡头资本主义或家族精英统治，而弗拉基米尔·普京统治的俄罗斯和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君主政体眼下就陷入了这样的死胡同。
但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恰恰让它进入了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二三十年前具有的发展状况。日本和韩国是从那时起开始自我调整，成为了"大企业"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北京显然也试图通过其"走向世界"战略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岛国新加坡在迈向纯粹企业化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走得更远，就像中国香港和以色列：它们都是小国家或小地区，所有的初创企业要么走向全球，要么就因内需不足而倒闭。同样，中国也表达了类似的野心，在最近把重点放在了"本土创新"上。
在这两类目标之外，还有一种美国经济模式——在大企业周围围绕着无数的创业者。这一模式的维系必须有高度流动的金融市场和大规模的国内消费，众所周知这些就是中国今后争取实现的目标。
这种模式的重大挑战在于，完全开放的资本主义——即19世纪晚期的美国和20世纪晚期的中国所奉行的制度——会带来严重不平等、环境破坏和无法压制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国目前就面临着这些困难，而除了走"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路线，其知难而退的反应却一点也没有新意。更有甚者，中国在这方面的绝望心态不言自明：党的精英们吸取近期共产主义历史的经验教训，知道无法进行改革，他们现在正在恢复儒家思想，作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救命稻草。
但是，阶级贿赂型统合主义有其局限，如同Wikistrat分析家罗利·丹尼尔在其最近一篇纽约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收买中产阶级，用财富积累换取他们接受一党专政，同时压制底层阶级的需求，既不让他们寻求上升，尝到中产的甜头，也不他们自我管理其经济困境。简而言之，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对于拼抢的农民或者刚刚加入城市化社会经济条件恶化的人群——耐心等待，未来会好的。
再提醒一下？
目前，中国已经快要到达美国在19世纪晚期所到达的那种爆发极限：中国要么采取类似于美国的进步议程，接受中产阶级的民主治理，要么遭遇持续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尝试。
与此同时，美国领导层的正确做法是发现和解决我们自身内部的发展挑战，而不是引导选民去关注假想中的与中国的冲突——在中国身上，我们将根本找不到急需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