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下放成风，除了知青下放，又有居民下放，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被全家下放到农村。这些人家被限期下到农村，他们只得锁上城里自家的门，携老扶幼，拖家带口，被汽车运送下乡，有的被丢在岔道口。有的大队不收，无人来接。这就苦了下放的人，叫天不应，叫地无声，进退不能，不知如何是好。下到农村，逢到好心的乡民，便庆幸不已。迂到刁钻的人，则就度日如年了。下放干部情况也差不多。他们有的从老远的大城市被一撸到底。下放到一个地处深山密林的小村落，既人地生疏，又生活无门，真到了山穷水尽地步。有的在农村撑不下去，丢了性命。有的老人熬不过几天就大病不起，农家忌讳，不让生人死在村里，下放家人只好把病危老人搬到村口的茅草棚中奄奄等死。一些原本在城里中小学教书的老师，由于“出身不好”，也被赶到农村去教书，有的分配到高山深林的村子去。人都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久而久之，这些下放的人有的虽然活得十分窝囊，死了好几个，但大部分总算活下来了。他们觉得农村也有趣，山中有许多随便可采的红菰、香菰、竹笋、草药、野果，还有可做家具的木头。田里、水沟里还有、田螺、泥鳅和鱼虾。当地人抱怨，下放干部采菰时把菰种也搞光了，抓鱼时把小鱼也捞完了，许多东西都被一扫光。后来落实政策，许多下放的人可以回城，他们便自己动手，制作了小凳子，小圆桌，小木箱设法往城里搬。这些用具回城后可真派上用场。居民回到城里，发现房子霉迹斑斑，蛛网满室。有的房子频临倒塌，有的则被他人占用。但改革开放后，大家生活不断提高，城市家具式样在大步改进，这些农村带回的家具太不时髦了，于是成了一种牵起坎坷回忆的纪念。
知青下放与居民下放、干部下放，又有不同。知青下放，出工回来，做饭、洗衣、缝补全靠自己。有的知青下放时才十七、八岁，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突然离开父母，到一个离家遥远，人地生疏的农村去独立生活，艰辛可想而知。刚下乡时，有些新鲜好玩。久而久之，看到人家走门路，送厚礼，托人情（文革时腐败己经拉开了序幕）纷纷上调回城，于是慌了手脚。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婚姻、工作无着，城里父母多病，无人照应。于是焦急万分，这给一些不良分子有了可称之机。知青要上调，有几种人把关：所在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城市四面办干部，知青带队干部。这些人中的不良分子重点动起了女知青的脑筋。他们向女知青暗示，如果上调办成了，“如何谢我？”女知青提出买一架上海牌手表相送。对方仍说“你认为我最需要什么？”经过纠缠，女知青终于明白了。她们自我防范意识甚差，为了前途，就这样中了圈套。有一个大队书记的儿子，凭借老爹对知青的生杀大权，竟奸污了7个女知青。若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作梦也别想吃到这么多的“天鹅肉”。如今可是她们主动送上门的。女知青上调后，出于羞耻之心，也怕把付出大代价的收获丢失，自然守口如瓶。这让大队书记儿子一类占到便宜的家伙暗自高兴。这是文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陷入困境的男知青又不一样，他们绝望之余开始胆大妄为，在农村逃避出工，偷鸡打狗，暗中毁坏庄稼。有的睁着红眼，阴沉着脸，手持柴刀，扬言要杀人。农村人对下乡来的干部总是警告说，不要去惹他，他会杀人。有的知青下乡，出工赚不到生活，还向家里要钱要粮，羞于见人。离家远的知青，积不到路费，实在想家又多年不能回家。悲情难抑的于是自杀。后来在各地建立知青点，全体知青集在一个点，情况略有好转。
1967年开始，造反派分裂，先是辩论，而后发展成武斗，几派都去冲击部队，抢夺枪支弹药。原本平静的街道令人难以置信地用沙包垒起了雕堡，摆上了铁丝网，驾起了从部队抢来的机枪。各派占领的制高点，也架了重机枪。一时街上炸弹声、枪声响成一片，让行人提心吊胆。一个女人早起去河边园中采豆角，不知何来一枪，应声倒地，顿时丧命；一个中专生上街，一出弄堂就被击中，尸体摆放一天无人认领；一个青年人刚结婚，被派去大桥放哨，远处扫来一梭子弹，脑袋全打碎；有一部反映文革武斗的电影叫《枫》，讲的就是两派在武斗时，身为领头人的姐姐将对方派弟弟击毙的故事，类似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现实中并不少见。中央有话，“文革”中打死人（包括误伤）不追究，于是以后武斗死得更多。当时由于有部队和民兵介入，两派武斗很讲战术，有进攻战、防御战、伏击战、偷袭战，有时一战下来死七八个；有时见一队突击手，三、四个人抬着一架重机枪，对着一座高楼狂扫，吓得街上的百姓赶紧东躲西藏，一条街顿成死城；双方武斗，打死的称“烈士”，于是上千人抬尸游行，喊口号，放国际歌音乐，扛花圈，放鞭炮，队伍有意通过对立派的防区，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居民们为此捏一把汗。
家庭也出了派性。我有家亲戚，原本十分和谐，但文革中却各自参加了不同派，常为观点不同而吵得不可开交。一次上门女婿拔出手枪对着岳父的头，说要“崩掉你。”为派吵架的家庭很多。中央对此很是赞赏，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了。
文革时“四类分子”被随意处置。有的“四类分子”召集人， 被派去通知“四类分子”开会，没有完成任务，回来被活活打死，死者满身是血，造反派通知其亲属收尸，亲属大气也不敢喘；有的“四类分子”身上被随意挂上手榴弹，下手人用烟头点着导火线做游戏，“四类分子”被炸得粉碎。文革中“四类分子”如同牲口，可以随意宰割。
有一个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人去磨巴蕉芋，倒霉地是巴蕉芋一倒进磨槽，机器便停转了。大队干部想由此抓个“阶级斗争”的典型，硬说他在巴蕉芋中藏了雷管。事实是此时一个农民在河边放牛，牛脚踩到水闸门，水停转，机器也停转。大队干部虽然未查到有雷管爆炸痕迹，也知道了牛踩水闸的事，为了把“阶级斗争一抓到底”，还是把磨芋人押送城里关了半个月。后来又无中生有说此人家中有藏匿武器，又把他十分破烂的房子地板、墙壁到处挖洞，当然又是空忙一回。这次“抓阶级斗争典型”并没有抓出成绩。
有个公社书记，以谈改造思想为名，强迫一个地主十六岁的女儿搞鸡奸，事情败露后，给他安的罪名是“丧失阶级立场，腐化堕落”，并不提残害少女的罪名。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喜日，这一天都要说吉利话，做吉利事，逢好兆头。但偏有七八个“有问题的”中学教师，“四类分子”则在大年初一由学生押着，被赶了上街，他们头上戴着高帽，身上拴着绳子，手上敲着锣鼓，边走边念“我XXX”，并要呼喊打倒自己的口号，还要加上一些自我污蔑的词，让这些高水平的教师威风扫地。他们游街后回家，亲人赶紧做了一碗鸡蛋面，好让他们驱除晦气。
文革中批判“师道尊严”，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报上见一则消息，一个幼儿园老师上课时要小朋友“小手放放好，小脚并并拢”而被批斗，说她宣扬了“师道尊严”；家乡有一所小学，女老师被男学生勒令站住，这个学生爬上高台对着女老师的脸小便，女老师还不敢躲开，过后只好含泪拭去；有的小学生把大便、蛇放到女老师的包里取乐。
文革中的教师特别没有地位，被归入“臭老九”之列，连老婆都难找。
中央又发指示，“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上级领导要求各单位都要挖防空洞。许多单位闻风而动，紧急动员。挖洞人员实行三班倒，晚上直干到通宵。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个月就挖出了大小不等的几百个防空洞。加夜班的吃一餐夜点，不收粮票不收钱，虽然很辛苦，但觉得也值，白吃了一餐。美帝苏修并没有派飞机来，防空洞也就派不上用场。后来有的崩塌了，有的堆放垃圾，有的被老百姓用来关鸡鸭，猫狗。改革开放后，有的被整理成冷饮冰厅，有的给水果商储香蕉，更多的则在旧城改造时被铲平。总之大多数是废弃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劳民伤财”。就如1958年大炼钢铁，学校停课一两个月，组织上千师生去淘铁砂，有的深山树木被砍光去烧炭，师生日夜加班炼铁，损废了大批工具。还动员学生献铁。有的人家相信共产主义就要到了，吃大锅饭了，家里的东西用不着了，因而把正在煮饭用的锅也献了出来。忙乎了一阵，结果根本炼不出好铁来，于是连生铁、铁渣、鹅卵石、泥土、木炭板结在一起交帐。大堆剩余铁砂则乘天黑偷着倒掉、填埋。明摆着得不偿失，但报纸指责“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是右派言论，所以大家只是心中有数，不说罢了。后来才知来头，批“得不偿失”是冲着彭德怀来的。
有一座地区级行政机关办公楼群，有长长的围墙。墙面原为白色，“红海洋”时刷成红色，林彪提出“准备打仗”时涂成黑色，觉得不符防空规范，马上又改成绿色，大面积的墙面用的也都是漆。后来说是防美帝苏修来轰炸，机关索性搬走了。还有一些单位较高的楼顶则每天播上绿色树枝来子防空，一天一换，因为太麻烦，改成几天一换。有一个县则把千年的古塔也拆了，说会给美帝苏修的飞机当目标。
文革时期已从三年饥荒中走过来，略有好转，但百姓仍然穷。特别农民，大多衣衫褴褛，神情麻木，并不见有“翻身”的迹象。尽管“贫下中农”在文革口号中响当当，但去农村看看，全不是一回事。许多农家孩子大寒天气仍缺寒衣，上身穿着极不合身的大人旧棉袄，下身只穿勉强遮住膝盖的单裤，没有袜子，全身冻得发紫、发颤，满脸沾着干鼻涕眼泪，常在村边烧松枝烤火，以至烟灰扑面。有的农户尽管缺衣少穿，但为了急用，还是含着泪把领来的布票卖掉。他们后山种的果树，也会被砍掉，他们挑地瓜苗到城里去卖，照样会被没收，菜篮会被踩扁。他们如果对水稻密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农村政策怀有异议，照样会被拉去批斗。城里工作组到农村，带着一把尺子，站在田埂上对着插好的秧苗横量直量，凡超过了四寸的便要农民拔掉重种。农民拗不过，只得拔掉重来。工作组一走，农民又返回原来种法，并说，“你们可以一拍屁股走人，长不出庄稼，饿死的是我们。”此话被人上告，“贫下中农”也挨批，罪名是“反对密植，对抗工作组。”一些贫下中农劳动是老把式，从不偷懒，但在实行“政治评工分”的时期，他们却成了“三角劳力”，远不如上午十点多走到田头，召集农民读几段语录，念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就回家睡觉的来得吃香，这些人往往工分最高。“四类分子”就更糟了无论他们怎么干，工分也最多是三角劳力，一天七分左右。平时还要被大队派许多义务工，如抬重物，修水库，打扫会场等。
城里经常派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去抓阶级斗争。下农村必须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搞“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时干部们亲身感受到了农民的极端贫困。床上被褥破破烂烂，草席下垫着霉味的稻草，跳蚤成群。老年人生着病，因无钱医治，只是熬着。煮菜无油下锅，天天吃着清水海带煮萝卜、还有自制的豆腐乳、咸菜。有的人家用一块发焦的猪皮在锅边上擦了一遍，算是下油了。还把肉皮收起来，说是下次还要再用。无论干饭、稀饭，都掺进大量地瓜丝。这种东西，现在农民只是用来喂猪。住房都是木板房，难挡风雨。有的住土改时从地主家分得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家中除了农具和破破烂烂几件家具外，可谓一无所有。好些小孩无法入学，从小就帮大人干活，抵劳力，看着都心酸！农民也有生活好些的，主要是劳力较强的，或家里有人在工作的，但必竟少数。农民说，每年政府征购粮食，名目繁多，有“爱国粮”、“余粮”、“议价粮”、“加价粮”。这些粮，公社来催，大队来催，小队来催，工作组来催，粮站来催，无论如何逃不掉啊。交完后就严重缺粮了。政府有时返回一些，叫“回销粮”，但远远不够吃，只维系一下，常要大量青菜、薯类来添补。自留地又受到严格限制。在大批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时，自留地干脆被取消，这可把农民抗苦了。由于大队无“副业”，田里辛苦劳动一年，工分值很低，有的队10公分才七分钱。也就是说，家里一个正劳力，辛苦劳动了一天，才得七分钱，并且还要等年终分红时才领到钱。虽说那时物价很低，但七分钱也买不了东西。平时缺钱，只好打借条去大队借，还得要大队书记批准。许多人年终分红居然倒欠几十元、上百元。副业也不是随便可搞，要大队分配，并且为了“坚决堵住农村资本主义道路”，搞副业有严格限制。城里也在堵，农民砍一担柴到城里卖，好换几斤盐，不想挑到城里，才放下不久，柴火、柴架连同扁担全被纠察队或工商所没收了。城市纠察队和工商所类同于现在的城管。但城管是不让违章摆摊点，而文革中的纠察队和工商所是根本就不准你卖东西。文革中有些成份差的农民，儿女结婚，请几个亲友，结果满桌饭菜，连同煮菜的锅都被没收，摆到大队去示众，说是搞“三封四旧”，拉拢干部，影响生产。人被罚，食物则摆在大队的房间里任其喂苍蝇。那时政策是要把农民死捆在人民公社集体田里劳动，但光靠这样，生活如何维持得了？那时农民（也包括城里人）外出要大队打证明，限期回队，没有证明不能住旅社，无法买车票。如果去投亲访友，说不定迂上查户口，先不先就会被关一夜。
文革中还有一种“贫下中农”是真正翻身了。他们平时好吃懒做，哄蒙拐骗，素来被人看不起。因善于营钻，在文革造反风浪中走了运，扶摇直上，扬眉吐气。这种人在小说《芙蓉镇》人物王秋赦和《从囚徒到省委书记》人物郎仁池身上，你可以找到十分真实的样本。《芙蓉镇》中的王秋赦，文革结束后发了疯，在大街上高喊“文化大革命万岁！”“再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何等嚣张。他们紧跟“四人帮”，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文革后期，“四人帮”被抓。这些人凭借手中权力，组织对抗。成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头头。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提出“要像当年斗地主一样地开展对犯罪分子的斗争”。这些分子受到严惩，有的甚至押赴了刑场。这是后话。这种人，在文革中，是特殊既得利益者。
还有一种文革特殊既得利益者。他们是真正贫下中农子弟，正赶上“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好机会，于是小学还没有毕业就上了大学。但在大学，如何读得进书？只有去参政治。大学也不敢怠慢他们，到时候照样让他们领到毕业文凭。回到地方参加工作后，名曰大学生，但一无所长。但单位也不敢怠慢，于是安排他去搞人人都会做，又人人都不会做的政工一类的工作。这很可能有两种结局：一种是顺应时代潮流，入了党，派到党校培训，顺着形势往前走，以后辉煌腾达了；一种是靠造反起家，在地方上为非作歹，1976年权力更迭之际，错估了形势，死死紧步“四人帮”后尘，与邓小平的新政作对。这样，他们的下场可就惨了！如今好些为文革唱赞歌的，估计是这些文革特殊利益既得者及其后代表。
文革中农村贫困，城市略好些。（即便三年大饥荒时，城市饿死的人也较少，因为起码还有粮食定量，大人每月最少有米每月24斤，油4小两。但因为那时每顿饭太“没有油水”，仍感饥饿难当。）但是饥荒时期的票证，一样也没有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在饮食店门前留连再三，后来向我讨粮票，说她十分想吃包子，可惜没有粮票。我送她二两，她流着泪千多万谢。有一阵，饮食店连扁食、油条都要收半两粮票。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因而走后门成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铁壳热水瓶、搪瓷脸盆、毛巾、被面、糖烟酒、鱼类、油类、肉类、糕点类……都要请有关领导“批条”才能买得到。那时，口号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工人、学生、商店职工、机关干部经常要下乡支农，帮农民插秧、耘田、割水稻。一方面“工农业大发展”宣传又震天响，但粮食、生活用品仍如此奇缺，不知“全面发展”到哪里去了？
县革委会竟然下发文件，动员人们去收集腐败的水果来造酒。
文革中去照一张相，总要说过一个月来取。现在照相，立即可取。照相人说，不单是技术，也有想法，文革时吃“大锅饭”，多干又没有多得，何必去多干。有时还会被斥为“以生产压革命”。（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