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国策 二：中共极权扩张的谋略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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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世界大战悄悄拉开帷幕
——中共极权的全球扩张战略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第二章

中共极权扩张的谋略概要
——属于恶魔的理性

一、引言

极权制度下，整个国家的命运成为独裁者展示个人意志的舞台，而民众的意志是国家命运可有可无的注解。当代中国，胡锦涛的双重人格，决定了中国政治的风格。对外，胡锦涛可以展现永远不变的微笑，而且笑得温柔甚至艳美；内心深处，胡锦涛可以在微笑的同时，作出残酷屠杀藏人或维人的铁血决策。中国的政治风格也是如此——一方面，中共用比演杂耍的小丑更花哨的方式，试图让世界相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在重重极权政治铁幕的遮蔽下，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战略已经进入具体规划和实施阶段。

根据胡锦涛指示，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衔，组成一个国防部、外交部、国家安全部以及中共宣传部、统战部均派员参加的课题组。课题组由令计划任组长，刘云山、梁光烈、李肇星、王兆国等中共要员任顾问，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任秘书长。这个课题组的任务，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精神，起草一份文件，标题叫作《中国二十一世纪全球外交国防战略实施纲要（草案）》。课题组于二零零七年底高效率完成了文件撰写任务。

这份《纲要（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以美国为战略敌人，中共在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布局的具体步骤和策略。文件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积极国防”概念，声称：“胡主席关于以‘和平演变’对‘和平演变’，以进攻对进攻的战略思想，是‘积极国防’理论的基础”。按照该文件的表述，‘积极国防’的涵义在于，用‘韬光养晦’的精神实质为总的策略原则，在‘和平崛起’口号的掩护下，依据‘超限战’的理论，以非军事手段为主，以强大的军事能力为后盾，在全球范围展开反“和平演变”的进攻。该文件认为，只有采取进攻的态势，才能抵御美国的“和平演变”式的进攻，真正保卫国家安全。
上述《纲要（草案）》虽然标以“草案”，却已经由中共政治局批准实行，从而同“超限战”理论一起，成为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策略指导。标以“草案”，只是为了让这份文件的规定更具灵活性，便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作出修改和调整。

《纲要（草案）》最值得关注的要点有四项：第一，中共全球扩张的具体思路，以及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对中共的极端重要性；第二，中共扩张的具体领域的选择和主要策略手段；第三，中共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培育与运用；第四，中共的所有策略和手段，都始终围绕一个战略中心目标，即削弱美国国家实力，以及美国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以便时机成熟后取而代之。

《纲要（草案）》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犹如一部精密的机器在运行；其为达成目标而无视一切良知与理性的实用主义哲学冷血而凶残，令人不寒而栗。面对这样一份文件，很少有人会相信它源于人类的智慧，当然也不会相信它来自上帝的智慧——它是属于恶魔的理性。

这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小政客奥巴马以最强大的自由国家总统的名义，深情脉脉地吹奏全球无核化的浪漫曲，那或许可以感动随时准备用没有必要的尖叫引入注目的小女孩，却难以感动由贪婪的物欲主导的时代精神；众多绿色人士正为气温的上升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向人类发出末日的警报，他们呼吁人类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澳大利亚和美国牧场上的牛放屁的事件，而且他们还希望所有的人都像和尚一样吃素；好莱坞的导演们则热衷于不厌其烦地制作一部又一部关于外星人的大片，似乎人类内部的全部问题都已得到最终解决，而人类同外星人的关系成为时代的主题。

从奥巴马到绿色人士，再到好莱坞导演，他们的神经兴奋点或许都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如果他们忽视或者没有能力发现，极权铁幕以及遮天蔽日的谎言与假象后面，中共正用恶魔的理性，悄悄推动人类的命运之轮，向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劫难转动，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表述时代的荒谬。现在，唯一的问题只在于，人类是否还有智慧走出荒谬的时代。

二、中共扩张中的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
——命运钉入一个铁血强权眼睛中的两根铁钉

《中国二十一世纪全球外交国防战略实施纲要（草案）》首先对世界各地区的渗透和控制，作出总体布局性的规划。在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特点详细论证之后，该《纲要（草案）》提出如下要求：
对东南亚各国实施政治控制为主，军事和经济控制为辅的方针，要强化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的政治控制，并以这三国为基础，逐步实现东南亚的中共政治意志化；在解决台湾和西藏问题之后，必要时可以对越南实施惩戒性军事打击，迫使其改变敌视中国的国家意志。

对非洲的渗透和控制以经济手段为主，以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为辅；要充分认识非洲作为部分战略资源的来源地的重要性，条件成熟时，可在非洲设立军事基地。

对南美洲的渗透和控制的主要目标，在于分化南美诸国同美国的传统联系。要同南美国家逐步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关系，以经济为纽带，影响其国家政治意志；进一步加强同古巴传统的政治同盟关系，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注意运用切·格瓦拉遗留的政治思想遗产，采用慎重稳妥的方法措施，重振共产主义在南美的影响力。

对欧洲和日本的渗透现阶段应当坚持文化交流为主，辅之以经济交流。同时，必须通过外交和国际政治的运作，有效分化美欧和美日的战略盟友关系。在分化欧美关系时，注意运用法国传统的反美心理，以及德国的因二次大战而极端仇视美国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在分化日美关系时，既要注意运用日本人心底里因遭受核轰炸而产生的对美国的仇恨，又要注意运用日本人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民族自尊心，适时向日本提出建立以中日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与安全体系的构想，取代日本与美国的同盟。

对澳大利亚的渗透与控制实施经济与文化并重的方针。要逐步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矿物出口的最大市场，从而以经济利益促使澳大利亚在中共同美国发生对抗时，保持国际政治意义上的中立。

在朝鲜半岛，要牢牢保持同北韩的“战友”关系，通过经济、军事援助，确保对北韩的政治控制，并通过北韩的核武能力，威慑韩国与日本。

对于中亚诸国，要利用它们担忧再次被俄国兼倂的心理，强化其依靠中共维持国际政治平衡的政策，并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使中亚诸国成为中共事实上的卫星国；面对美国和西欧军事力量终将被迫撤出阿富汗的形势，要作好一切准备，获得左右阿富汗的国际政治趋向的能力——控制阿富汗，就控制了中亚的战略制高点。

要全面加强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关系，充分借诸阿拉伯世界普遍而深刻的反美情绪，采用隐蔽而又效果明显的策略手段，不断削弱美国的国家实力。要把同伊朗建立和发展实质上的盟友关系，作为一项外交的主要战略安排来对待。

《纲要（草案）》对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实施规划最后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中共的当务之急；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共推进二十一世纪国家战略就有后顾之忧。事实上，从胡锦涛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都会不断重复同一个话题，即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必须以互相照顾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为条件，而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就是中共的核心国家利益之所在。中共当局不厌其烦地释放此类信息，无非是告诉美国，当中共“解决”台湾和西藏问题时，美国不要干预；如果美国不干预，中共也会在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对美国投桃报李，否则，两国之间必有一战，因为，事关“核心国家利益”，退无可退。

中共为什么把台湾与西藏问题当作“眼中钉”，必欲拔除？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政治威胁。凡威胁极权政治生存的问题，当然被中共视为心腹之患。其原因很明显：极端的独裁之权是中共官僚集团政治经济特权的最终依托：失去权力，中共狗官便失去一切，并将由于其滔天的反人类罪行接受末日审判；相反，拥有权力，中共官僚集团便拥有奴役中国，进而操纵人类命运的能量。

台湾问题被中共确定为“核心国家利益”，只是基于台湾民主化和自由化对中国人的政治示范作用，已形成对中共的一项致命的政治威胁。“台湾民主了，自由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自由民主？”；“台湾人可以选举总统，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台湾，官员讨好民众；中国，狗官任意欺压百姓。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这一系列在中国十五亿政治奴隶心底里回荡的问题，正在逐步凝成时代对中共的政治逼问。中共回答这个逼问的方式，便是控制，进而灭绝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并以此告诉中国人：“逆我者必亡，台湾就是榜样；你们永远只能作我的政治奴隶。”

西藏问题之所以引起中共当局的极度重视，在于藏人的反抗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反抗暴政的典范与精神象征。

中共统治六十馀年，追求的基本政治目标之一，就是把中国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中共不仅摧残中国文化，而且对各少数民族实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为此，中共对少数民族实施一次又一次血腥的大屠杀。魔鬼相信屠杀可以摧毁铁铸的意志。

一九六八年，中共对蒙古人实施大迫害。军事管制之下，绝大部分蒙古人被关进临时设置的监狱；兽性的酷刑之下，十余万蒙古文化政治精英摧残殆尽。从此之后，蒙古文化之魂湮灭，蒙古宗教信仰隐入荒草大漠，蒙古人的人格神韵黯然消失。中国境内，蒙古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已被灭绝。

从建政起直至今日，中共当局对维人的屠杀从没有停止过；维人对暴政的抗争也惨烈而悲壮。不过，二零零九年七月对维人的最近一次大屠杀过后，中共已作出加速向新疆移民的决策。中共相信，大规模移民政策的效应，加上铁血镇压，会自然解决新疆问题。更何况，中共还可以通过指控维人的反抗具有恐怖主义性质，压迫维人争取自由运动的国际活动空间。所以，中共虽然重视新疆问题，但是，却没有从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角度，将其视为致命的政治威胁。

藏人使中共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遭遇历史性挫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藏人为维护民族尊严与文化精神的生存权，举行全民大起义，反抗中共暴政。起义被中共几十万大军淹没在血泊中；达赖喇嘛尊者率十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雪峰，走上流亡之路。五十年如白驹过隙，今日凡到过印度的藏人流亡地的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会确认一个事实：藏人已在流亡中重建民族的文化命运；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藏族文化生机蓬勃，非暴政可以灭绝。

与之同时，西藏境内藏人的反抗也从未停止，藏人的宗教信仰比顽石还要坚硬。中共又难于像在内蒙古和新疆那样，通过大规模移民使原住民少数化、边缘化。因为，西藏地势高亢，藏人则是“高原的选民”——藏人有一颗比低地的人更大，所以更坚强的心；西藏大部分地区对于低地的汉人，只能暂时居住，而无法常期适应，汉人在此生活数年之后，一般必患心脏疾病。这或许是上苍垂爱藏人。

藏人的流亡之路是白骨血泪之路，艰苦卓绝之路，同时也是藏传佛教走向世界之路。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藏传佛教在流亡中迎来从未有过的世界性影响；在心灵腐烂于物欲的时代，人类正在把藏传佛教当作拯救心灵的精神价值之一。

藏人的宗教顽强，藏人与西藏高原的天人合一，人类对藏传佛教命运和藏人心灵苦难的强烈关注，这一切合乎逻辑地使中共暴政恐慌，并将西藏问题当作心腹之患。

《中国二十一世纪全球外交国防战略实施纲要（草案）》明确把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并列为必须限期解决的重大问题。根据该《纲要（草案）》的精神，中共决策机构于二零零八年六月，制定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要在二零一二年之前，用“一国两制”的政治方式，完成控制台湾的战略任务。对此，我在《台湾大劫难》一书中已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纲要（草案）》中具体规定了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顺序，即先台湾后西藏；要求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后，于二零一六年启动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步骤。根据该《纲要（草案）》所载，中共将一方面迫使印度改变国策，驱逐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社区，另一方面在印度建立中共能够操纵的政府，从而把中共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同解决西藏问题这个心腹之患联系一起，一箭而双雕。该《纲要（草案）》还指明，制定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对印作战的方案，应参照中共“超限战”理论的相关部分。如前所述，“超限战”理论第三部分内容为：“对于和各主要潜在敌国处于全面军事对抗态势下的超限战预案” ；该预案中已经列出的潜在敌国包括美、日、印。

对印度的超限战预案首先对印度的战争能力作出极其轻蔑的评价。该预案称，印度是一个社会组织化程度相当低的国家，且贫富悬殊，人民散漫，因此，战争动员能力很低，作战意志薄弱，作战能力不强；惟近两万人的藏军具有一定战斗力。不过，由于人数不多，不能起到战略作用。

该预案就针对印度的超限战作出下列战略安排：第一，通过军售和军援，以及对高级军官的经济收买，加强同巴基斯坦的政治关系；预案列出至二零一六年可能掌握重权的一百名巴基斯坦军官的名字，要求中共有关部门进行经济收买。第二，加强对尼泊尔毛主义政治力量的全面支持，使其成长壮大，逐步控制尼泊尔的政治局面，确保对印作战启动时，尼泊尔成为中共的盟军。第三，全力支助印度毛主义共产党，使之尽快发展成为一支能执行战役任务的、战力强大的游击队，准备配合中共对印作战。第四，通过经济活动全面渗透印度社会各领域，形成以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公司等经济机构为中心的渗透网络。

该预案关于对印超限战开战后的战法问题，提出下述指导性意见：

（一），在巴基斯坦军队协同下，中共军队之一部将经克什米尔，有可能的话通过巴基斯坦边境，进入印度，前出德里平原，迅速占领德里。

（二），中共军队一部，经尼泊尔，对东线印军合围，并歼灭之。

（三），在中共军队开始上述两项全面进攻作战之前，中共将派出不少于五万人的特种作战小分队，分头经陆路、空中、海上渗入印度，在印共游击队和华为公司建立的各社会网络的配合下，实施以下作战任务——A，突袭印度核武基地，使之丧失核战力；B，突袭印军战略性的作战指挥部门，使印军战略上处于无指挥状态；C，摧毁水坝、粮库、机场、交通枢纽、电力设施、公共交通系统、通讯系统等具有战略价值的民用目标，以造成民众普遍恐慌；D，对于印度政界军界的强硬派人物实施突袭，并消灭之。

（四），在军事作战任务基本完成后，应迫使印度政府签订停战书，并声明驱逐西藏流亡政府。同时，迅速在阿鲁纳恰尓邦、阿萨姆邦、不丹和锡金，成立印共执政的东印度政府，让印度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处于分裂状态。

（五），在作战的全过程中，要注重对西藏流亡政府和其它重要藏独组织以及重要人物的打击，力争彻底摧毁藏独的政治和人员基础，一劳永逸解决西藏问题。
二零零一年，凝视电视屏幕上双子星楼的废墟，我难于相信，这个必须由清晰的理性逻辑导演的恐怖主义悲剧，是人的智慧的结果。当时，从废墟间涌向苍穹的滚滚黑烟似乎在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仇恨主导的世界。近年来，当我从多种途径获得互相验证的中共“超限战”理论信息时，我相信那种理论只能来自魔鬼的理性，而中共对极端权力的贪欲将在全球扩张中演化成人类大劫难。现在，人类已经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险，因为，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千年仇恨毕竟裸露在阳光下。但是，对于中共极权的嗜血贪欲的危险，却甚少有人认知，因为，那种征服全球才能得满足的贪欲，是深藏在重重伪善的语言和政治骗局之下。似乎连太阳都被欺骗了，难道世纪的黑暗真得无可避免了吗？

三、收买并腐蚀全世界
——人类正上演道德的悲剧

根据前述胡锦涛撰写的《地位和使命》，以及中共决策层制定的《纲要（草案）》，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外交国防战略第一阶段的任务有两项，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在二零一六年以启动对印作战来解决西藏问题；二是为高科技非核武军力全面超越美国奠定基础。第一阶段的时限在二零二零年，即在此之前，除继续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方针，积蓄更大的经济能量之外，中共的全部内政外交活动，都围绕上述两项阶段性战略任务进行。

二零零八年十月，分管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曾应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中共全球战略问题给省部级以上官员的培训班作专题讲座。徐才厚授课时讲：“… … 这次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次证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世纪，是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复兴的世纪，已经变成必然的历史趋势。党中央深谋远虑，正确决策，为完成我党二十一世纪的崇高使命，要求首先限期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 … 这两个问题关系到我党执政地位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国政治制度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推进全球战略时就有后顾之忧。… … 同志们应该认识到，解决这两个问题和我们的全球战略发展也是相一致的。解决了台湾问题，我军就直接面对太平洋。用刘亚洲的话讲，‘我海军战舰的航迹就可以在辽阔的太平洋上耕耘，收获巨大的海洋利益。’更重要的是，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一举解决我军在太平洋上的被动态势，美国的力量将从此在太平洋上被迫后退千里。… … 解决西藏问题，实际就是解决南亚次大陆的问题。军事上击溃印度之后，不仅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西藏问题的威胁，而且也必定使印度国家意志衰退，长期处于失败的阴影中。更何况，我们将帮助印度共产党建立东印度共和国。有的同志认为应当把阿鲁纳恰尓邦收归中国。这种看法是短视的，缺乏战略眼光。其实，那个地区由印度共产党来管理，本质上就是由我们管理。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把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印度人全部赶走。建立东印度共和国而不是收回阿鲁纳恰尓邦，一方面可以使印度在分裂中长期处于弱势，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促使国际社会接受我们击溃印度的国际政治后果，何乐而不为呢？”

此次专题讲座，徐才厚还涉及中共全球战略第一阶段的第二项任务，即为中共在高科技非核武军力上全面超越美国奠定基础。他讲到：“… … 我们不会同美国进行核军备竞赛。前苏联的国力就是在那种愚蠢的竞赛中被拖垮的。理论研究和事实都证明，超过有效实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核武备，完全没有必要，是劳民伤财之举。我军核武备的原则，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我们只保持为有效实施核报复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核力量。这个原则是效费比最佳的原则。聂帅在几十年前就讲过，‘我们可以允许美国用核弹把我国毁灭几十次。我们只满足于保持彻底摧毁美国一次的核能力’。聂帅的这句话，说出了关于核武备的最高真理。现在我们已经拥有可靠顶用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 我们确定的战略任务是，为高科技非核武军力全面超越美国奠定基础。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解释。第一，我们为什么不使用‘常规军力’的概念，而使用‘非核武军力’的概念？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研究发展的高科技武器和‘超限战’理论的战法，都超过了传统‘常规军力’的概念所能容纳的范围。第二，所谓‘全面’超越美国，并不是指在每一个武器系统或者军事领域都同美国竞争，而是依据‘超限战’理论，发展不对称战力，从综合战力的角度，即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打赢’，这个作战的最基本要求的角度，全面超越美国… … 。”

内政外交都要为完成全球战略第一阶段的两项任务服务——这已成中共的国策。前述《纲要（草案）》为实施这一国策规定了策略原则。据此，中共现阶段在全球的渗透主要沿下列方向进行：

（一），全力发展对国际舆论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最重要问题上左右国际舆论的能力。控制国际舆论要达到两个具体目的。首先，尽可能掩盖中共的两项战略任务，要“有示之以无”，并通过强大而多样化的宣传手段，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共会由于经济发展而逐步民主化的幻想；其次，中共一旦展开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决定性步骤之时，力争国际舆论倾向于中共。

（二），全力发展影响美、日、英、法、德、澳等国拥有政治、军事权力的个人或者集团的能力，使中共的意志能作用于这些主要国家的国家意志和国策制定，以减少中共实现其两项战略任务的国际阻力。该《纲要（草案）》中特别强调，在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以及在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展开对印作战过程中，通过同上述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达成“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换，以使其实质上置身事外，乃是最高的策略目标。

（三），全力发展同拥有巨大经济能量的金融集团和其它跨国公司的经济联系，使这些经济动物同中共形成经济利益上的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当中共展开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决定性步骤时，要让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紧密而广泛的经济关系，发挥有利于中共的国际政治作用。
中共在上述三个领域内的渗透活动其实早已分头展开。现在只是通过《纲要（草案）》，为分头实施的渗透活动提供了统一的协调机制和共同的具体目标。这标志着中共的全球扩张进入一个计划周密、目标明确、有机协调的新的历史时期。

为迅速强化上述三个领域内全球渗透的能量，《纲要（草案）》提出一个简明而有效的方法，即要求同所有的“渗透对象”——中共的政治术语中称为“工作对象”，根据具体的不同情况，建立各种实际而密切的利益关系。如果用更直接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中共要用金钱、美色或者其它利益，收买腐蚀全世界。令计划对此解释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也是我们推行全球外交国防战略必须遵循的理论指导。经验表明，只要切实同‘工作对象’建立起密切的利益关系，那麽，这种利益关系就构成他的社会存在，就会决定他的社会意识。”

一个时期以来，中共以上述利益哲理为策略原则，推行全球渗透战略，可以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凯歌入云。历史命运似乎正在论证一个中共信奉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人本质上是物质的存在，而不是精神的存在。

在国际舆论的领域内，中共取得的进展最为明显。“控制了知识界，就控制了舆论。”——这是“六.四”血案发生不久后，邓小平对胡锦涛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已经被中共运用于全球扩张战略。为控制国际舆论，中共首先对各主要国家的知识界展开全面渗透，渗透的战果可以略数如下：

近年，中共官僚阶层以及依附权贵的奸商恶贾，把送子女、情人到国外留学当作转移资金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中共贪官数逾两千万，再加上奸商恶贾，中国留学生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其学费则成为许多国家的大学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在中共有意操作之下，各国大学很快便意识到，想得到中国的留学生，就必须听命于中共。于是，各国许多大学都奏起向中共求爱的政治小夜曲，而几乎所有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均已沦为替中共吟唱赞美诗的学术奴仆。

另外，在中共利用丰厚的科研经费、学术著作出版经费、提供学术资料，甚至美色的诱惑之下，各国智库或者研究机构的众多“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高级研究员”，纷纷争先恐后为中共欺骗世界的宣传作“学术”注解。他们正在把古先哲“知识就是美德”的箴言，改写为“知识就是无耻”。其中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专家李成可谓无耻者的一个典型。他关于中国还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以及中共终将自动走向民主的“理论”，是在中国的自由事业最艰难的时刻所表现出的中共思想“线人”的无耻。

控制世界各国的媒体，是中共控制国际舆论的重要安排之一。经过多年努力，以控制股权、操纵广告费、收买主要编辑与记者等各种方式，全球绝大部分华文华语媒体都已经沦为中共的喉舌。同时，对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渗透也令人惊心动魄。这些媒体对中共的批评越来越温柔，对中共小骂大帮忙式的报道日益增多。这种现象性的变化后面，中共利益收买的阴谋鬼影幢幢。二零零八年德国之声中文部负责人之一，张丹红，公然为中共摧残人权的行为张目，是中共渗透严重程度的指标性事件。

二零零四年，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常委胡锦涛主持，中共在全球推行“孔子学院”计划。时至今日，中共已在近九十个国家，建立起近三百所孔子学院，遍布五大洲。“砸碎孔家店”，彻底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共产党文化——这是中共建党的文化原则之一。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年，也是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殖民地的过程。中共毁灭中国文化精神之后，又利用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以“孔子学院”之名，推行中共党文化的全球渗透扩张战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收买众多亲中共的外国人，作职员或者教师；在东欧，原来共产政权养活的只懂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知识分子，在共产政权崩溃之后合乎逻辑地变成知识垃圾，现在，中共把这些知识垃圾收纳入“孔子学院”，为中共二十一世纪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复兴，预作人才准备。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作出如下评价：“胡锦涛主持的‘孔子学院’计划，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战略。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和平演变’，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和平演变’。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对于我们影响和改变所在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

中共海外的文化渗透，在宗教领域也取得重大战果。二零零九年末，中共统战部向政治局提交的一份相关报告中称，美国境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华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均由中共官办的“三自”教会实际控制；台湾的佛教和道教的著名人士，百分之九十以上，同中共官办的彿教协会和道教协会，建立起密切联系。

在全球进行全面文化渗透扩张的同时，中共也从来没有放松对世界各国政客和大资产者——这两个拥有最大社会能量的群体的收买工作。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二零零零年，中共决策层就指令相关部门列出两份名单，一份是三十个重要国家的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单，其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议会议员，还包括重要的退休政客；另一份是全球五百名资产最大的经济单位。这两份名单每年修订一次，作为外交、国安和军队情报部门利诱收买的参考对象。

中共对上述两个群体的利诱，意在尽可能影响或者控制相关国家的政治权力意志和经济能量的意志。由于相关活动的极端隐密性，人们只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前澳大利亚总理被重金延揽为有中共军方背景的某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及奥巴马访华的随行官员竟然拜谒中共暴君毛泽东的尸体，以向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挑战，可算中共利诱成功的例子；中共女商人收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曝光案，则是中共利诱战略的失败案例。但是，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能为世人察觉的案例只可能是九牛一毛，就如同印度小客栈里游客能捉住的臭虫，必是极少数。

对于中共极权的行为作定量分析，往往不如作定性分析准确。这不仅是因为极权的行为常在铁幕之后运作，更是由于中共以制造虚假的数据作为保持生存的基本方式之一，所以，根据中共当局的数字作出定量分析，恰是对定量分析的侮辱。尽管我们缺乏定量分析的数据，不过从大量现象中，我们还是能对中共利诱战略的规模和成果作出定性分析。

君不见，中共持续不断封锁网络，审判言论，关押思想犯，并一次又一次把藏人、维人维护文化生存权的抗议淹没在血泊中，而各国的政客声称中共的人权状况和社会自由度比以前有改善的大有人在；中共毁灭自然环境、冷血剥削数亿中国奴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显出可能造成人类灾难的端倪，可是，国际资本却仍然对中国趋之若鹜，并肉麻地把中国称为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希望之星；中共连续以两位数提高公布的军费，而其实际军费至少比公布军费高两倍，但各国政客称中共正“和平崛起”者不乏其人；中共支持北韩等流氓国家用核武器恐吓世界，暗中援助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并扩散核武和导弹技术，各国政客与财阀却称赞中共已经变成“负责任的大国”——全世界都在同中共有关的问题上故意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所有这一切荒谬的现象，足以给我们信心，得出一个定性分析结论：中共利诱各国政客和资本集团成为其代言人的战略在大规模进行中，并成果卓著。

中共成功地收买了全世界，国际舆论则完全违背事实，把中共，这个犯下重重反人类罪行的人类大劫难之源，描述为一个具有理性的政治存在。依照“超限战”理论，中共运用非军事方式展开的全球扩张已经如火如荼，人类却在演出一幕时代性的道德悲剧——只为从一个铁血强权那里得到物欲和私利的满足，人类便背叛了真实。那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没什么两样。

四、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不仅仅是试图用恐惧威吓世界

运用大规模毁损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方式，造成普遍的社会恐惧，以实现个人或者集团的政治意志——这是我对当代恐怖主义所作的定义。当然，这个定义只适用于狭义的恐怖主义，或者说美国人眼界中的恐怖主义。

在美国人看来，当代恐怖主义是一种主要针对美国的仇恨的结果，而仇恨源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尽管主要针对美国，但是，这种宗教恐怖主义毫无疑问应该受到人类的共同谴责。这不仅是由于古老的宗教仇恨早应当随过去千年的时间一起腐朽，更是由于当代宗教性恐怖主义的风格——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包括无辜的妇女与儿童进行阴谋式的袭击，无法被有尊严感的人接受。因为，那种风格中蕴涵着无赖汉式的对生命的蔑视和流氓式的凶残。

辨别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是非，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道德难题。然而，恐怖主义似乎让中国人发生了是非认知的障碍。二零零一年，双子星楼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普遍处于幸灾乐祸的亢奋之中，而且用种种方式尽情宣泄其亢奋。数千美国无辜者的死亡竟给至少数亿中国人带来血腥浓烈的欢悦——怎样深刻的仇恨才能使人因无辜者的死亡而无耻地欢悦？历史应当怎样解读这种人性肮脏的堕落？

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对于当代中国人这个真实地位的认知，是正确解读上述现象的前提。政治奴隶有两个基本心理特征。其一，在暴政的恐怖统治下形成的奴性人格，决定政治奴隶丧失反抗暴政的心理冲动，对于暴政下的非正义的，甚至罪恶的现实怯懦地视而不见。其二，在长期沉重地精神压抑之下，产生强烈的情绪宣泄的心理冲动，但是，只有意识到暴政允许其宣泄时，政治奴隶才敢于让那种心理冲动炽烈地表现出来。

中国人未必知道中共早已确立了中共的崛起“必然同美国的战略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观念，但却能直觉到中共对美国的仇恨，所以，他们相信借恐怖主义灾难宣泄对美国的仇恨，不仅不会受到中共暴政的迫害，反而会讨得暴政的欢心。于是，暴政前怯懦如鼠的政治奴隶们一时之间势如疯虎，张牙舞爪，尽情享受情绪宣泄的快感。

对上述现象作出解读是为说明下列两个问题：第一，对于中共全面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判断，中国十余亿政治奴隶的直觉，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更准确无误；第二，在中国，中共已经为其全面支持恐怖主义的政策，制造出属于政治奴隶的病态而肮脏的人性基础。

据曾庆红的家族成员透露，早在“六.四”血案之后，邓小平就训导江泽民、李鹏等人说：“… … 要稳住阵脚，美国、欧洲制裁我们，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国际空间广阔的很。别的不说，美国越制裁我们，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就越紧密。… … 要用聪明的办法，利用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削弱美国，使美国陷于被动，让美国自顾不暇… … ”。邓小平的这个策略原则，不久就经王震指示，演化成“超限战”理论的一个战术领域，即全面支持并充分运用阿拉伯恐怖主义，削弱美国国力。而这个理论也成为中共实际执行的一项国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共军方便通过阿拉伯国家的一批关键性政治人物作代理人，同宗教恐怖主义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通道，并为其提供资金、武器和尖端通讯设备。中共提供的武器和设备都标上俄文等外文字母，以混淆视听。

二零零三年美国开始对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之后，中共即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立了数个秘密训练基地，培训恐怖主义游击队员。这些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返回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后，成为对抗美军和以色列军队的重要力量，多年来使美军在人员和军费两方面都遭受重大损失。

另据尚未得到确凿验证只具相对可靠性的信息，中共曾至少两次把本·拉登接入中国境内疗养，为其治疗肾病，并提供紧急时刻的隐蔽处所。二零零九年七月新疆维人抗议事件之后，到新疆执行任务的国安局十局一位副局长，在同接待他的当地国安局人员酒后闲谈时曾说：“美国要想逮住本.拉登，还要先问一问我们同意不同意。”

中共“超限战”理论对运用恐怖主义制定了两种方略。第一，要为保持阿拉伯恐怖主义力量作为一个强大的国际政治要素的存在，提供足够的政治、资金、武器和其它作战设备等诸方面援助；要使其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美国国家利益的能力。第二，在关系到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最关键事件和最关键时期，特别是出现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时，中共将派出精干的秘密力量，以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名义和恐怖主义的方式，对瓦解美国国家意志有重大意义的战略目标，例如核电站、大型水库、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和自来水系统、通讯枢纽、民用机场、粮食和食品仓库、大城市的大型市场和标志性建筑等，实施有效摧毁。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在高层秘密传达后的两个月，即二零零八年八月，为应对二零一二年中共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国进行全面军事干预，中共军方制定了实施上述运用恐怖主义的第二项方略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中共开始组建一支秘密部队；这支秘密部队成员将分头在二零一二年之前以各种合法身份进入美国，如果出现同美国全面开战的局面，这支秘密部队就冒用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的名义，对美国境内的民用战略目标实施恐怖主义打击，以迅速摧毁美国人民的作战意志。

该计划规定，这支秘密部队的指挥、组织和训练原则是：“统一指挥，垂直领导，分头培训，互不统属，目标定点，专属训练。”依据上述原则，这只秘密部队共分成两百个小队，每个小队五人；部队直属中央军委垂直领导指挥，各小队之间不得发生任何联系，且人员之间互不认识；这只部队的两百个小队分别由中共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以及武警部队的两百个特种兵单位进行训练；每个小队都以美国的一个特定具体战略目标作对象，制定袭击方案，进行针对性训练。这只秘密部队虽只一千人，却属军级设置；所有成员都是军官，军衔最低为中尉。

综上所述，运用伊斯兰原教旨势力的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的具体国策之一。不过，我们作出中共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的判断，却是基于另外的重要理由。美国已经对宗教性国际恐怖主义宣战，并将其视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然而，构成对人类命运致命威胁的，并非宗教性恐怖主义，而是以中共铁血强权为政治根源的国家恐怖主义。

历史证明，共产主义运动一旦获得国家权力的政治形式，就迅速转变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存在；国家恐怖主义对内表现为政治“专政”，即实施人类历史上最冷酷的警察统治和最严密的特务统治；大规模屠杀、逮捕、监禁、流放、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则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特征表述。

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对外扩张必定表现为战争和大规模屠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假北韩之名进行的军事扩张引发韩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共假红色高棉推行的共产主义政治扩张，构成近三分之一柬埔寨人被屠杀的原因。现在，当漫步于吴哥窟废墟间的外国游人同柬埔寨人对视时，从他们——无论男女老幼的眼睛里，都能看到同一种荒凉的悲愁。时至今日，中共为掩盖其作为国家恐怖之源应当承担的反人类重罪，仍然用强权与利诱对阻止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审判。然而，没有公正的审判，就没有正义的重建；被共产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屠杀的百万柬埔寨人就无法安息。一个受到百万冤魂诅咒的民族的眼睛，又怎能不荒凉而悲愁。需要问的是，人类凝注当代柬埔寨人荒凉而悲愁的眼睛时，是否还会有同情的良知和警觉的智慧？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六.四”血案的发生，使中共处于历史性被动之中，在一个时期内中共被迫停止了国家恐怖主义的扩张。现在，在全球性的绥靖主义纵容之下，中共又一次积聚起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能量，开始实施全球扩张战略。虽然按照“超限战”理论，战争的概念超越单纯的军事范畴，中共此次全球扩张主要采用经济、文化、政治的方式，但是，扩张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之所以作出这个论断，并不只是因为中共把全力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作为国策之一，也不只是由于中共决意在解决西藏问题时对印实施军事打击，以及朱成虎等人奉命对美国作出的核战威胁，更是因为中共把自己的崛起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复兴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和国家权力的结合，便意味着国家恐怖主义；人类正面临国家恐怖主义扩张的大劫难。中共极权铁幕之后正在发生的事实，早已对人类敲响警示之鈡；只不过，人类似乎充耳不闻。

前述《地位和使命》一文被认为是中共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秘密宣战书。在该文中，胡锦涛写道：“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复兴联系在一起。否则中国的崛起就没有精神支柱，没有精神支柱的崛起既可能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也不会持久。全党同志对此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在该文的另一处，胡锦涛又写道：“当年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党，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精神遗产。现在这个精神遗产的国际政治意义再次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

为论证上述观点，胡锦涛在《地位和使命》中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组建和政治活动有重大发展；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统计，“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组织总计达四十多个，遍布印度次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胡锦涛据此断言，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发展为特色之一的全球共产主义复兴，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令计划在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学习会上，对胡锦涛上述思想的意义作出进一步阐述，他说：“胡锦涛同志对于‘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和历史地位的论断是十分重要的，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垄断资本主义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从根本上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即便能暂时渡过这一次危机，下一次破坏性更大的危机很快又会到来。这说明，历史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大危机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全球的大发展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未来在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发生‘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对于这种局势的出现，我党现在就应当有足够的预见，并且作好充分准备… … 。”

根据令计划的要求，关于政治、资金、组织、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充分支持的规划，作为特别方案，补充进《二十一世纪外交国防战略实施纲要（草案）》。

美国对宗教性国际恐怖主义宣战，并组织起对付宗教恐怖主义的同盟。与之同时，以中共为策源地的国家恐怖主义已经开始了全球扩张。但是，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扩张的危险性。如果说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是要通过散布恐惧情绪，威胁国际社会，以实现其具体的政治意志，那麽，中共的全球扩张的最终目的，是要用国家恐怖主义主导世界的未来。

一位中共高层良知人士听过胡锦涛关于世界未来发展的讲话后，作出这样的评论：“我就像听到从腐烂棺木中传出的魔鬼的独白。”这位良知人士说得没有错，胡锦涛这个不学无术的中共小政客的意识，确实活在时间的废墟中，他就是以早就化为枯骨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作他的灵魂。更荒谬的是，这样一个腐朽的意识和灵魂竟成为支配十五亿政治奴隶命运的强权的最高意志。而这个时代的荒谬中所蕴涵的，乃是属于人类的失败；这个时代的荒谬所预言的，乃是又一次人类大劫难。

第三章 人类大劫难是怎样形成的
——哲学与人性的悲剧

来源:《台湾大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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