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使人明智。自古有这样一类人，得势的时候，伤天害理，飞扬跋扈，有甚者借权来谋一己之私利，以便攫取更大的权势、更多的利益。这类人恣意弄权，多行不义，到头来都是落得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下场。
杨国忠就是典型一例，他本是无赖出身，依靠身为杨贵妃的堂兄的裙带关系进入权力中枢。杨国忠结党营私，为非作歹。在与宰相李林甫（著名奸相）的关系上，起初，两人一唱一和，互相利用。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打手，并积极参与活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事院”，屡兴大狱，株连太子的党羽数百家。后来由于在争权夺利中发生矛盾，而又互相牵制。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担任宰相。他好大喜功，专权误国、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兵，弄得民不聊生。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迎合和满足一些人的权欲的同时，又挑选出一批俯首听命的奴才，培植自己的势力。
杨国忠利用职权大肆贪污，聚敛财物。在他家中，光是“缣”这种丝织品就积存了三千万匹。他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天宝十二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唐玄宗担心农收，杨国忠便叫人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告雨水不多并无大碍。后来地方官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他，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杨国忠任宰相后，使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新贵与他及唐王朝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一触即发。天宝十四年，发生了以讨杨国忠为名的“安史之乱”。
第二年，叛军攻陷潼关，长安危在旦夕，唐玄宗听从杨国忠建议逃往四川避难。途中，将士们怨声载道，杨国忠的政敌太子李亨认为除去杨国忠的时机成熟，将军出面诉诸杨国忠的胡作非为造成天下危难，众军士呼应：“除掉这个奸臣，即使我等身获死罪，也不后悔！”这时，正有二十多吐蕃人围住杨国忠索要食物，士兵们立即包围上来，大喊：“杨国忠与吐蕃谋反！”一箭射中马鞍，捉住杨国忠，将其乱刀砍死，肢解尸体，悬颅示众，杨国忠惨死。
接着，杨贵妃被缢死，杨国忠的大儿子以及其夫人也一并被杀，杨国忠的妻妾携幼子逃亡也落得自杀与被杀的结局。
宋朝的蔡京也是一例。蔡京从政善投其所好，处心积虑，投机钻营，终得当权者的重用。他曾借“同文馆狱”之机，大肆杀戮政敌，制造冤案甚多，激起众怨而被免职。在他再被任用时极会讨好皇上而每每得到庇护。
蔡京担任相职，大肆玩弄权术，结党营私，培植亲信，镇压异己。对于听命于他的人，蔡京对其加官进爵；对于不满他专权的贤良，则大肆打击，手段残忍。蔡京因曾与刘逵结怨，就借苏州发生盗铸钱案的机会，陷害刘逵的亲戚，一千多人牵连其中。
蔡京大肆搜刮钱财，他公开卖官爵；通过“盐钞法”来压榨商人；设下名目繁多的税目，鱼肉百姓，民怨丛生。蔡京曾为扩建自己的府第而毁掉几百间民房，生活豪奢出名。
社会矛盾日益危急，士大夫们纷纷起来抨击蔡京等人专权误国的罪行，蔡京被列为“六贼”之首。太学生陈东率诸生上书，指出天下危难系奸臣一手酿成，要求诛杀蔡京等六贼。
蔡京被贬，南窜途中，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一路上遭到百姓的围观诟骂，穷途末路，行至潭州郊外而死。
蔡京死后，人们拍手称快，数日内他的尸体无人营葬。人们都说这是奸臣的报应。
杨雄在《解嘲文》中说道：“早上还大权在握当着卿相，傍晚就失去权势成了匹夫。”那些身居公卿高位，腰缠万贯，肆意妄为的权贵，一旦恶贯满盈，福去祸来时，坐牢流放，灾难接踵而至的恶报确都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是大浪淘沙，历朝历代不乏谋权逞恶之辈，而历史演绎的主线是清晰的。自古谋权逞恶的人都是同样的下场，背负骂名，为后世立镜，智者引以为戒。
话说当今，如“王薄”爆料鱼死网破的邪恶势力以及背后牵系的邪恶集团的内幕将中共的权贵们的歹心恶行曝光于世，中共内斗分崩离析成为世纪焦点。智者们不妨拿历史这面镜子对对号，历史上作威作福作恶多端的人的行径如出一辙，但今天中共集团及其党僚们的诡恶暴行更甚，下场是明摆着的。
善恶有报是天理，谁都逃不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