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台湾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
——以自由的名义
一、引言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族群像台湾人这样，一方面前途波诡云谲，凶险万端，而另一方面其执政者却刻意把前途描绘成锦绣一片，光明无限。波诡云谲之处在于，上天都难以确定，中共极权体制将由于权力斗争引起的社会矛盾大爆发而如前苏联帝国那样颓然崩溃，还是通过对外扩张，转移矛盾，造成人类大劫难；凶险万端之处在于，中共已确定把控制台湾作为全球扩张的第一步，并把时间定在二零一二年底，而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激化，很可能要到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六年之间，才会造成中共极权难以承受的重大事变。
更令人感到波诡云谲、凶险万端的是，台湾总统马英九对这一切竟都视而不见，并宣称只要循他的全面投降中共的路线走下去，台湾将进入“黄金十年”。无论马英九如此作为是基于政治白痴的愚蠢，还是出于奸猾政客的背叛，其结果都使台湾的前景更加诡谲难测，凶险莫名。
面对艰难的命运，人无非有两种态度：或者听天由命，如残花落叶任凭命运之风拨弄，或者像贝多芬那样，一定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创造出将在历史苍穹中回荡千年不绝的音乐；台湾人如果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则会创造出自由的哲理和英雄的史诗。
为控制并主导自己的命运，台湾需要大英勇、大智慧——需要大英勇和大智慧铸成的大国策。在中共铁血强权的逼迫下，尤其需要如此。只求诸于智慧而缺少英雄人格的国策，定无战胜命运所必须的锋芒，只能沦为小政客的鼠窃狗偷之计，如马英九之流便是如此。只有英勇悲壮之气，而少势如海雨天风的大智慧，此国策定然与匹夫莽汉之勇一致，不可能具备征服命运所必须的策略运筹。
对那些在凶险的命运前听天由命者，我默然无语如枯木。但是，我愿为救台湾保自由筹谋大国策，以助已经往生和依然活着的高贵的英雄——往生者，如郑南榕，由于把自己埋葬在金色烈焰之棺中而成为守护台湾自由的神；依然活着的英雄群体，则开始走上时代的锋刃，准备与命运决一死战。
为赢得属于自己的命运，台湾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这是我为台湾筹谋的大国策之第一策。台湾现在处于三个历史的阴影下；这三个历史的阴影分别是：“国民党”、《中华民国》及其宪法、台湾的族群撕裂——“国民党”正引导台湾退回历史的深渊；《中华民国》是把台湾的命运囚禁在历史中的政治牢笼；台湾的族群分裂则正在使台湾保卫自己自由的能量，消耗在历史的废墟中。
台湾之所以必须把“走出历史的阴影”作为大国策之首，根本原因在于，那些历史的阴影是外在强权强加于台湾命运之上的；不果决地从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角度走出本不属于台湾的历史阴影，台湾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获得主宰自己未来的权利；背负命运所强加的别人的历史，台湾又怎么能够自由地书写自己的情感与意愿。
现在，中共和国民党权贵联手，企图把台湾钉死在历史的阴影中。如果台湾从精神价值到政治意志都死于历史的阴影，台湾也就彻底丧失了活在明天的可能。为了明天自由而有尊严地活着，今天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
二、国民党权贵走上背叛自由的政治自杀之路
——一个百年政治命运的终结
达赖喇嘛尊者以“共产党该退休了”一语，委婉地说出中共应当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真理。在台湾，国民党也应当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不仅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命运强加于台湾的外来的历史过程，也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在台湾存在的现实合理性，更是由于国民党权贵背叛台湾的根本政治利益——自由民主体制，正在把台湾推入中共极权政治控制之下。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权贵，逼迫台湾作出重大的命运选择：或者被国民党的全面投降政策送上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之路，或者为作自由人大步走出“国民党”，这个历史的阴影。
一百数十年之前，清朝战败于日本。为保其国家安全，清朝把台湾出卖给日本。当其时也，没有任何人想要费心征求一下台湾人的意见——你们愿意不愿意被出卖。而且，清朝的重臣还把台湾形容为“鸟不语，花不香”的不毛之地，以为他们出卖台湾作合理性解释。六十多年前，几个外在强权又赋予国民党政权代管台湾的权力。仍然没有任何人费心询问一下台湾人——你们愿不愿意被国民党代管。国民党作为强加于台湾的外来历史过程，在台湾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痕迹便是猩红的血迹，即二·二八大屠杀。在短短的时日内，二万余人被杀死，其中许多是台湾的社会文化精英。按照当时人口比例计算，相当于一次性在大陆杀死近两百万人。据说二·二八已经平反，可是，并没有人对这次大屠杀作为反人类罪进行法律追诉，就像德国人对纳粹党徒所作的那样。这种情况说明台湾人善良，还是表述台湾人的软弱？难道没有人明白一个道理——为防止反人类罪的再次发生，必须对已经发生的罪恶实施正义的追诉和审判；未经追诉和审判就宽恕罪犯，乃是对犯罪的鼓励。从中共的威胁和连战“联共制台”的政治意志中，人们难道没有感到国共两党将对追求自由独立的台湾人再次实施大屠杀的杀气吗？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全面败退于台湾。有许多人把国民党的失败或者归罪于美国支持不力，或者归因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这些观点都有其特定的合理性。不过，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党丧失了大陆的民心。当时，中共以“民主联合政府”的概念，对抗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观念，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中共以“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对抗国民党扶植大地主的政策，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中共以扶助“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抗国民党扶植大卖办资本的政策，赢得中小资本家和企业主的支持，从而全面赢得人心。再加上国民党腐败入骨，其又焉能不败。
当然，中共建政后，立刻背弃了它对历史和人民的所有承诺。它通过“合作化”，最终通过“人民公社”，完全剥夺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权能力，将土地收为国有和集体所有。由于国家处于中共一党独裁之下，国有就是中共官僚集团所有，因此中共官僚集团成为中国唯一的大地主。它通过“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运动，抢劫了资本家和企业主的财富，中共官僚集团由此成为中国唯一的资本拥有者。它通过国家恐怖主义式的暴力，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极权专制，中国人从此变成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不过，即便国民党是败于中共对历史和人民的无耻欺骗，但是，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毕竟构成它那一个阶段的历史主题。
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依然没有推行民主的政治能力，而只懂得以专制对专制。于是，它借反对共产主义之名，在台湾建立威权专制，执行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戒严令。几十年的戒严，是表述台湾人的精神恐惧、情感痛苦、自由和人权丧失的白色恐怖的长夜。“通共”，则是国民党对台湾人实施特务统治时期的最恐怖的罪名。
半个世纪日昏月晦，台湾的勇者从未停止对自由的追求。那期间，有铁窗后的艰难与顽强；有被迫流亡万里的乡愁与冷涙；有烈焰焚身的痛苦与悲壮。台湾勇者对自由的苦恋，感动了命运。从蒋经国到李登辉，开党禁、报禁，顺天意民心，遂行民主，台湾勇者的血泪和苦难终于怒放为自由之花。不过，历史很快就证明，蒋经国、李登辉两位先生顺天心民意之举，只是他们个人的良知和智慧的结果，而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的政治意志发生历史性改变。
台湾实现民主，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为此，连战如丧考妣，万里报丧，哭诉于中共暴政。连战遂提出“联共制台”之策——“制台”者，基于国民党权贵对台湾民主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只因民主使其失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联共”者，表明国民党权贵对极权专制的刻骨铭心的热恋。无论仇恨还是热恋，都出于极端的自私考量；考量间，没有台湾的利益，没有自由民主的理念，只有对曾经拥有的特权无尽的怀念。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自私到如此程度，已经丧失存在的社会价值。
反共，是国民党曾经的国策，是其实行威权专制的政治理由。在漫长的戒严时期，国民党以“通共通匪”的风流罪名威吓台湾社会，连花木草石都为之战栗。现在，国民党权贵突然变脸，视中共暴政为靠山，台湾的民主如仇仇，却不就其国策的一百八十度转变，向台湾民众和历史作任何解释——国民党已丧失对台湾的基本的政治责任感，它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其实，背叛台湾的独立与自由之日，便是连战和国民党权贵沦为政治破落户之时：其“联共”，实质上只意味着投共，因为联合需要政治资本，而连战与国民党权贵现在拥有的，只是政治破落户的无耻；其“制台”实质上也只意味着卖台，连战和国民党权贵对于中共暴政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出卖台湾的根本政治利益，即台湾的自由与独立。
第一次失去执政地位的八年间，国民党权贵情急万分，向中共投怀送抱。中共为灭绝台湾的自由与独立，自是对国民党权贵阶层刻意抚慰，恩宠有加。于是乎，八年之间，中共与国民党权贵已结成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休戚与共之关系。当然，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关系，本质上乃是主奴关系——中共为主，国民党权贵为奴。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权贵在大陆的巨额经济利益的命运，完全操之于中共的政治铁手，也不仅是由于国民党权贵家族在大陆的荣华富贵完全由中共予与予夺，更是因为背弃台湾的自由与独立之后，国民党权贵已失去政治立足之基，其政治命运只能随中共的政治节律，作卖春之艳舞。中共形式上对国民党权贵有礼贤下士之仪，实际上只把其当作可囬收利用的政治垃圾。台湾一旦被中共控制，便是国民党权贵的荣华梦惊醒之时；醒来后，必只有满目凄凉，终生耻辱，百年失落——中共乃实用主义之徒，岂能长养无用之辈。
“反共”，是上苍给国民党安排的宿命。回顾国民党在台湾六十馀年的历史，唯有蒋经国、李登辉二先生的顺应天意民心之举，可算政治荣耀。当前，在中共暴政假“统一”之名灭绝台湾民主制度的图谋逼迫之下，国民党本应坚守反共之党魂，沥血明志，与台湾的自由与独立同生死，共存亡，以报台湾六十馀年天覆地载之恩。然而，国民党权贵却反其道而行之，背悖政治伦理，见利忘义，卖台求荣——国民党权贵令人不能有一丝怀疑空间地向历史表明，国民党已经决意把自己同中共暴政，一个对中国人、藏人、维人、蒙古人犯下重重反人类罪的铁血政权，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的命运拴在一起。国民党权贵此举乃是国民党的政治自杀；从此之后，国民党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不再具有任何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政治价值。投共卖台，标志着国民党这个已历百年的政治命运魂飞魄散；它虽然还存在于现实中，然而在政治价值上只不过是行尸走肉，冢中枯骨。对于台湾，国民党已成一片腐烂的历史阴影。对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也是如此。
马英九执政两年，国民党权贵的投共卖台之策大行其道。马英九治国无能，安邦无方，唯媚共之术，花样翻新，炉火纯青。在马英九政府曲意逢迎，尽心配合之下，中共统战台湾之计，呼风得风，唤雨得雨，两岸的经济统一、文化统一、媒体统一、宗教统一、教育统一，如急雨打芭蕉，已成中共极权政治统一台湾之序曲。
面对如此危局，马英九却“不统、不独、不武”，并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历史必定会将这位“三不总统”作为笑料丑角，刻在耻辱之柱上。背叛自由与独立者最愚蠢，因为，历史的荣耀只会给予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勇者；背叛自由与独立者，只能成为台湾的千古罪人，受百世唾骂，万年诅咒。
遥想百年之前，辛亥志士在中国，碧血黄花，呼唤共和，举义武昌，灭千年帝制，也可谓慷慨壮丽，豪情如虹；反观今日之国民党权贵，兔儿爷与无耻政客共穴，狐鼠与蛇蝎一窝，出卖民主，背叛自由，投降中共极权暴政，使国民党这个百年政治命运自绝于未来，而且还要用美丽的台湾为国民党的政治自杀来殉葬。——观之思之，怎能不令人感概万千，继之以长风之叹。
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正在把台湾引向中共极权控制下的“统一”之路。那是通向政治奴隶的命运之路，那是台湾的自由民主香消玉殒之路。台湾若要作堂堂的自由人，必须首先走出国民党这片腐朽的历史的阴影。为走出国民党的历史阴影，至少必行如下数法：
第一法，发起对民主化之前国民党当局种种反人类的全民调查和控诉运动。不要说国民党控制的司法系统不会接受起诉——司法不受理，便向历史控诉，向未来控诉，向台湾社会控诉，向人类控诉。用全民的调查与控诉铸成正义的铜鉴，让铜鉴之中映出当年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反人类罪之罪犯的形象。这样作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伸张历史的正义，更是为警戒未来。
第二法，发起对当今国民党权贵投共卖台劣迹的全民调查与控诉——向台湾的高天激流、大山绿野控诉。用全民的调查与控诉铸成政治道德的铜镜，让镜中映出背叛台湾养育之恩的国民党权贵的不仁不义之举。这样作不是为了劝诫，因为，国民党权贵顽冥不灵，良知已泯，不受教化，而是要伸张现实的正义。
第三法，解构“中国国民党”，创建“台湾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可以分为两部分，即权贵阶层和普通党员。国民党权贵控制着国民党全部政治和经济资源，以及政策制定权；普通党员只是被绑架在国民党这个概念中的政治人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宿命就在于反共，不反共就等于自杀。现今国民党权贵的卖台投共政策，则是一种最卑贱的自杀方式，其前途只有一个：同中共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其它“花瓶党”一样，成为政治装饰物；必须比古代佞臣赞美皇帝更肉麻无耻地吹捧中共，将构成中国国民党未来的命运主题。卖台投共过程完成之后，国民党权贵或许可受到中共暴政的赏赐；对于普通国民党员，中共既没有赏赐的必要，也没有赏赐的兴趣，相反，普通国民党员还必须同台湾人民一起，承受自由被强权剥夺的屈辱与痛苦。“上穷碧落，下黄泉”，我苦思冥想，为普通国民党员之利害筹谋，唯一之出路就在于，跳下“中国国民党”这辆被一匹发疯的瘦马拉着奔向绝境死地的破车，摆脱国民党权贵的控制，进而解构“中国国民党”，创建“台湾国民党”，让自己的政治命运回归台湾。
第四法，在国民党还基本遵守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在所有的选举中，用台湾人民的政治选择权，以选票的方式，扫荡国民党，这片命运强加给台湾的历史阴影，还台湾人民政治的晴空——腐烂的历史阴影早该归于历史。
第五法，在国民党权贵同中共联手，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的情况发生时，即人民主权已经无法通过民主选举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台湾人民应当实施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通过全民抗争，人民起义，击败国共两党把台湾带回专制历史阴影的图谋，重申主权在民原则，重建民主秩序。人民拥有对暴政的起义权——这个思想源自先贤卢梭，而其真理性由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辛亥革命、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人民起义等人类的政治史诗论证。
三、《中华民国》已丧失台湾主权之盾的作用
——一个被当代国民党权贵埋葬在历史阴影中的概念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概念构成一个政治悖论。这个悖论根植于中国近现代百年政治史，除非其中一个概念被抹去，冻结在历史中的悖论无法解开。
宪法是国家意志的最高法律表现。《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主权诉求，基本上重迭于同一片领土。可见，这两个国家意志的法律形态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就像天空不可能有两个太阳并存，一片领土不可能承载两部主权诉求的宪法；就像一个女儿不能同时许给两个婆家，一片领土不能够同时被两个国家意志拥有。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共戴天；生死对决中必有一个血溅五步，尸横当场——这是上帝也无力改变的历史宿命。现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死结，就勒在台湾的咽喉上。
中共暴政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生死冤家关系的实质，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清醒到冷酷的程度。所以，即使在胡锦涛试图用统战阴谋把台湾诱入专制陷阱的过程中，中共也从来没有丝毫含糊地不断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在此基础上，中共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方案，也意味着取缔《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宪法，《中华民国》管辖的台湾只能成为中共管辖下的一个地区，而作为中共极权政治的国家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唯一的主权表述——中共一定要彻底否定《中华民国》，以确立其对中国统治的唯一合法性，以及确立对台湾的统治权。
与之同时，为给马英九政府关于两岸关系正“互利双赢”、“和谐发展”等一系列梦呓提供理论基础，卖弄小聪明的国民党文人构思出所谓“一国两府”、“一国两宪”之类的理论。这类理论的共同点，就在于不敢正视一个由基本法理提出的逼问：“一块领土如何能同时被两个主权意志管辖？”
国民党文人不敢正视逼问，是因为国民党小政客马英九之流，既没有勇气否定中共暴政的主权合法性，又没有勇气否定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却又幻想同中共“互不否定”。事实上，中共彻底否定《中华民国》和否定台湾主权的意志，向来裸露在天日之下，从无遮掩，无人不知。马英九竟想掩尽天人耳目，让历史相信他已同中共达成互不否定的默契。“互不否定”只是马英九为他的政治投共政策辩护的托词，是一种欺骗。
在《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主权指向集注于同一领土时，无论哪一方，都只有否认另一方的主权的合法性，才可能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在中共对《中华民国》和台湾主权的咄咄逼人的否定前，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对中共的“不否定”，实质就是消极地承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诉求。这难道不是政治投降吗？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投共卖台国策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华民国》及其宪法已经完全丧失台湾国家主权之盾的作用，并成为笼罩在台湾命运上的历史阴影。那是台湾不能承受之重，也是台湾不应当承受之重。以中共图谋二零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和马英九的投降叛卖为背景，《中华民国》及其宪法对台湾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为下述诸方面：
（一）《中华民国》的概念及其宪法，已经成为台湾冲破中共的外交封杀的法律障碍。
根据现代法的精神，“主权在民”原则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中共依靠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并且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维护彻底否定“主权在民”原则的一党极权专制，所以，从现代法的精神的角度审视，中共暴政不具有合法性。然而，这又是一个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主导的时代。基于诸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国际社会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绝大多数国家同挟持了十五亿人的中共暴政建立起互相承认的外交关系——所谓外交承认，首先就是承认该国对其领土的排他性的唯一管辖权。
《中华民国》宪法所宣示的领土，绝大部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迭。在此情况下，当台湾以《中华民国》之名要求国际承认时，已经同中共暴政建交的国家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台湾诉求的法律空间。因为，在两个国家对其领土的主权宣示是同一个标的时，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可能同时承认这两个国家的主权合法性。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绝大多数国家都保持相互承认主权合法性的外交关系，所以，台湾以《中华民国》之名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就是在石板上播种——其它国家如果回应这种努力，就等于否定了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的合法性。那麽，《中华民国》凭什么可以让别的国家自我否定其行为的合法性呢？马英九，这位《中华民国》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否认”的承诺，又使《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主权宣示显得荒谬——一国总统自己都不否认另一个国家对他的领土的主权要求，又怎么有资格要求其它国家承认它的主权宣示呢？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由于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的自我糟蹋，《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为台湾主权正名的国际法的能量和价值。故此，台湾欲确立国际法上的主权地位，必先走出《中华民国》及其宪法的历史阴影，为自己正名——上帝只救助有勇气自救者；自己不敢为自己正名，这个世界上便没有人会为台湾正名。
（二）《中华民国》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共暴政囚禁台湾自由命运的政治铁牢；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则是看守这个铁牢的狱卒。
两岸关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共竭尽全力从国际关系中抹去《中华民国》的概念，并通过不断的政治宣示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能力，与之同时，却又绝不允许台湾人放弃《中华民国》的概念，更不允许台湾人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提出主权主张的《中华民国》宪法，而且声称，台湾只要修宪就意味着战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其实，这种表象上的自我矛盾，是由实质上一致的政治逻辑所主导，既中共所作的一切，都以有利于控制并消灭台湾的民主制度作为基本出发点。既然国际社会接纳一个声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基本重迭的《中华民国》的现实可能性已不存在，那麽，将台湾固定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框架内，与窒息台湾独立主权的国际空间就是同一回事。此其一也。
另外，把台湾与《中华民国》捆绑在一起，就等于把台湾囚禁在中共和国民党共同演绎的党国历史阴影中；台湾就只能活在属于别人的历史中，永远没有出头天。台湾唯有抛弃《中华民国》宪法，才能创造出符合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未来自由命运的《台湾宪法》，而《台湾宪法》乃是为主权正名，击破中共控制封锁，走向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面对中共暴政的灭台战略，没有《台湾宪法》，就没有台湾的自由命运；囚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铁牢内，前途只有一个，即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创立的主导者国民党权贵，已经背弃了国民党自己的历史，拉开全面投共的序幕。对于上述逻辑，中共了然于胸，故而竭尽所能，阻止台湾修宪、制宪运动。
如果说《中华民国》宪法已成中共用以囚禁台湾的铁牢，那麽，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则起著看守铁牢的狱卒的作用——他们不准台湾通过修宪走出这个铁牢半步。其实，从连战投共卖台的“破冰之旅”起，国民党权贵就已经弃绝了《中华民国》及其宪法，但是，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却不允许台湾人民以自由独立的名义修宪。究其原因，盖因为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视《中华民国》为包装礼盒，要把台湾包在其中，献给中共当局，作觐见之礼，以换取中共对他们个人和家族的赏赐。换言之，国民党权贵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国民党权贵纵火，试图在焚毁《中华民国》概念的同时，也焚毁台湾的自由命运；台湾的民众则想要在最危险的时刻，通过修宪，为台湾点亮一盏自由命运之灯。
（三）《中华民国》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共把台湾的命运束缚在其统战阴谋内的铁链。
据中共党史研究室一份保密的资料记载，邓小平临终前五个月，曾有一次专门谈过台湾问题。谈话中他说：“… … 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台湾只要用官方的名义修改宪法或者改变国号，那就意味着战争。对于这一点要毫不含糊。在我们统一台湾之前，《中华民国》不能降旗。… … 《中华民国》现在是我们和台湾之间的一条重要历史纽带。只要这条纽带在，台湾就跑不了；国民党的将领和老兵，还有他们的子女对大陆就会有感情。毕竟《中华民国》是他们政治的历史，他们这个政治历史的故乡，是中国历史。… … 我们在国际上要反对有人利用《中华民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但又要严格防止台湾改旗易帜。作到这一点，对于对台湾的统战大有好处… … 。”
上述引用的邓小平谈话，足够清楚地说明了当前《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对中共统战台湾的价值，我们再作任何解释，都属赘述。事实上，只要顶着《中华民国》这个凝结了太多历史悖论的政治概念，台湾就不可能以清晰明确的主权的名义，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现在，在中共的压力下，国际社会把台湾称为“中华台北”，而不是《中华民国》；中共官方更明确规定，从台湾进口的货物必须标示“中国台湾”或者“中国台北”，而绝不许用《中华民国》的标识。同时，中共却又为了推行统战阴谋，用战争相威胁，迫使台湾不得修改宪法，并必须戴着《中华民国》这个政治枷锁——铁血强权的逻辑，横蛮无礼一至如此，岂非欺人太甚。
综上所述，对于台湾，《中华民国》及其宪法只意味着历史的荒谬和现实的困境。
一个族群需要一个国号，一部宪法，根本原因在于要通过其确立并维护族群的自由和独立。现在，中共暴政利用《中华民国》这个概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在台湾内部推行统战。《中华民国》不再是保卫台湾自由与独立的主权之盾，而是中共暴政绞杀台湾民主制度的铁索。
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对中共的“不否定”的政策，已经埋葬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因为，不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领土范围，《中华民国》宪法所确认的领土范围就是非法的。马英九的全面投共政策，更是断绝了《中华民国》的历史命脉。
面对如此困境，台湾只有一途，即果断地改宪易帜，把实质上已被国民党权贵的投共卖台政策埋葬的《中华民国》扔给历史，以清晰的国家形象走向未来。不走出历史的阴影，就只能和荒谬的历史一起腐烂；走出历史的阴影或许会面对铁血强权挑战的锋芒，但是，战胜挑战，便将赢得自由的未来。即使失败了，也会成为英雄的史诗——那总比在历史的阴影中腐烂而死好得多，至少，对于高贵而自由的灵魂是如此。
四、台湾，属于所有生活在台湾的族群的命运共同体
——台湾族群大和解
人是理性的动物，更是情感的动物。理性意味着利害权衡，情感表述心灵的爱憎。虽然人在现实中常让情感屈服于利害权衡，但是，情感却离心灵更近，所以也常能以潜意识的方式深刻影响人的意志。族群的情感撕裂——这是国民党权贵的威权专制留给台湾的最恶毒的政治遗嘱之一；也是情感影响意志的负面案例。
历史和命运在台湾形成四个族群：原住民、早期大陆移民、客家人、外省人。外省人专指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族群。
专制与特权同生共长，形影不离。在国民党对台湾实行威权专制期间，政治特权竟然转化为具有“种族”歧视性的情感，即外省人对早期大陆移民的族群歧视。由于历史的原因，外省人与专制权力离得更近，某些因专制权力而自觉“高贵”的外省人，把台湾本省人叫作“台芭子”，以示轻蔑之意。漫长的戒严时期，国民党权贵更多使用外省人掌握压抑社会的专制机器，进一步使“外省人”的概念同政治特权联系在一起。
族群撕裂是国民党威权专制埋在台湾历史中的仇恨的种子。台湾民主化之后，台湾本省人对长期白色恐怖统治的政治憎恶，相当程度上又演进成对外省人的情感排斥。尽管有郑南榕这类伟大的先知，用生命超越族群分裂，呼唤属于整个台湾的自由，但是，族群的情感撕裂仍然成为台湾走向自由独立的重大障碍。看来，受伤的情感比留在骨头上的伤痕更难愈合。
对台湾的前途最深刻的危险之一，在于族群情感的撕裂，转化成以“统独”划界的所谓“蓝绿”之间政治意志的分歧。由于包含了太多情感的因素，蓝绿民众间的统独分歧，常常进入非理性的状态。而双方民众也很少有人意识到，统独之争乃是一个伪概念。
对于蓝营民众，说统一是伪概念，并非仅是因为两岸现在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不可能统一于一个国家的概念之中，更是基于同蓝营民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理由。
蓝营民众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六十年前随国民党从中国退到台湾的。他们及其子女对中国故土的思恋和关爱乃人之常情，理应受到尊重。不过，蓝营民众又必须清醒地面对一个冷酷的事实：现在中国是中共官僚集团用一党专制的极权体制统治的地方，中共官僚集团才是中国唯一的主人；中国已不属于他们，他们回到中国将无立锥之地；即使回中国经商暂时还能受到欢迎，那也是由于台湾仍然处于自由之中，一旦台湾被中共控制，他们将立刻沦为“二等公民”。
蓝营民众还需要认识到，中共统治之下，中国已经文化亡国，变成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国不再是可以回归的祖国；台湾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历经六十馀年，天下虽大，唯有台湾才是他们能够安身立命的家园，唯有台湾才是他们需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的祖国；失去台湾，他们将沦为亡国奴，他们将无家可归；失去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将失去权利和人的尊严的主权保障。
蓝营民众基于故土之情而产生的统一愿望当然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但是，这种愿望只有超越单纯的情感，成为成熟的理性，才可能与台湾的自由命运一致。我不揣冒昧，愿将蓝营民众统一愿望理性化的要点归纳如下，以就教大方。
其一，当前两岸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极权专制与民主制度不可能共处于同一个国家中；统一是下一个历史时期才有可能性的话题。更具体地讲，中共暴政，这个一党独裁的专制政府，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进行统一谈判的对话者。
其二，只有中国实现民主化，并将国家体制改建为联邦制，两岸才可能，而不是一定统一。只有联邦制下的统一，台湾才可能是其中自由并相对独立的一员，而不是被倂吞，被控制。
其三，对于台湾，有尊严的统一的前提在于首先摆脱历史的阴影，宣布独立建国，成立《台湾共和国》。因为，联邦国家是自由人民的自愿结合；当前在中共谋台十万火急，马英九卖台急不可待的情况下，成立《台湾共和国》，乃是挫败中共统战阴谋和马英九卖台政策，保卫台湾自由的唯一之策。台湾如果失去自由，也就失去了统一的政治前提——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台湾就只能被中共专制所吞倂，哪里还有以自由人的资格加入联邦的可能。
其四，全体台湾人民的自己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构成统一还是独立的终极根据。所以，只有在台湾全民公决的法治程序中取得多数认同，统一才具备合法性基础。
其五，在统一问题上，蓝营民众应当划清同国民党权贵的原则界限。蓝营民众的统一情结源于故乡之情，国民党权贵追求的所谓“统一”，乃是卖台投共，是伪“统一”，真卖台。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马英九政府名义上通过“不统、不独、不武”实行欺骗台湾人民的缓兵之计，实际却全面投共，使国门洞开，中共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统战渗透，如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拾。不作为就意味着等待，那麽“三不”总统马英九在等待什么？我相信，他是等待在全面投降政策配合下，中共统战台湾的战略水到渠成之后，再同中共签订否定台湾独立地位的政治和平协议，而且时间或者是在二零一二年秋，胡锦涛在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交出总书记职位之前，或者是在二零一三年春，胡锦涛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交出国家主席职位之前——这不是推断，而是中共作出的国家决策，而且有充分线索表明，中共的国家决策已经被某些国民党权贵奉为天音圣旨。
如果蓝营民众囿于历史的情感因素，不能以清醒的理性洞悉，国民党权贵阶层是在假“统一”之名，行卖身投靠于中共之实，那将是一个历史会为之垂泪的情感悲剧。而中共暴政和国民党权贵的阴谋一旦得逞，台湾人民，也包括蓝营民众在内，都将沦为中共专制的政治奴隶。请蓝营民众熟思之。
统独之争对于绿营民众也是深刻关乎情感的问题。由于二·二八屠杀，由于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军事戒严期的白色恐怖，由于国民党权贵的蔑视和侮辱，绿营民众对“中国”这个概念不能不充满厌恶，因为，使他们长期承受苦难、恐惧和屈辱的国民党威权专制就来自中国；现实又告诉他们，中共暴政，另一个来自中国的铁血强权，将再次把不自由的命运加诸于台湾。
绿营民众对中国的厌恶如台湾的花草树木一样自然而真实，也和蓝营民众对大陆的故乡之情一样，源于曾经的命运。不过，绿营民众也应当理性地对待相关的情感，应当对蓝营民众的故土之情给予理解。之所以应当如此，是因为在族群情感血淋淋撕裂的条件下，台湾通过独立建国，卫护自由，抗争强权的事业，将遭遇重大困境。
许多台湾人深情地把台湾称为海洋国家。如果想真正成为海洋国家，主要并不取决于地理位置，而取决于台湾是否拥有海洋般宽广的胸怀，是否能给人以充分的、合法的自由。精神形态的多样化，不同思想情感的共生并存，乃是一个国家政治胸怀和自由度的象征。一个不能容忍不同思想情感的国度，即使处于万里大洋之中，也不配称为海洋国家。
我愿把先哲伏尔泰的一句话送给台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我也希望，台湾绿营民众和蓝营民众之间，不要因为情感的差异和观点的不同而互相不共戴天，不要让你们情感的冲突，撕裂了台湾；要知道，无论对于你们中的哪一个族群和哪一个个体，台湾现在都是唯一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世界辽阔，天地万里，而台湾则是你们唯一的祖国。
其实，台湾创立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可以为多种精神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并存，提供足够的空间；关于国家的命运和其它公共事务的不同意见，也能够根据法治原则得到解决。台湾初步具备了不必为思想观念的不同而互相仇恨的政治宽容度和法律自由度。不过，对蓝营民众的故土之情的理解，绝不等于应当对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两岸政策的宽容。蓝绿民众相互理解的利益共同点，在于台湾自由独立的国家状态和民主制度。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卖台投共国策已经超出思想自由的范畴，而属于背叛台湾自由、独立和民主制度的卖国行为；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的角度审视，这都意味着犯罪。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背叛，既伤害了绿营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伤害了蓝营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伤害得更深刻，因为，那种伤害中包含对蓝营民众的情感亵渎和玩弄；国民党权贵辜负了蓝营民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
促成蓝绿民众相互理解，并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分歧，从而治愈族群情感撕裂的伤痕——这是一切忠实于台湾自由独立的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共同责任。从目前的状况看，对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基于私利实施的投共卖台国策揭露的越深刻，越彻底，便越有利于蓝营民众看清他们背叛台湾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本质，也就越有利于绿营民众和蓝营民众超越情感的隔阂，在卫护台湾的自由和独立的意义上，形成政治的合力。
蓝绿双方民众在情感和观念上的族群撕裂，是命运留给台湾的历史阴影，是国民党权贵在台湾命运上刻下的一个世纪毒咒。当今的台湾，外有中共相逼日甚，内有马英九政府叛卖日急，可谓险若累卵，危如临渊。如果再复以激化的族群撕裂，则其势难以逆料。因此之故，走出历史的阴影，破解国民党权贵对台湾的毒咒，精心医治族群情感撕裂的伤痕，乃是当前台湾大国策不可或缺的内容。
“你真的爱台湾吗？你真想台湾自由独立吗？如果有真爱真情，就要每分每时，每事每行，都把弥合族群情感伤痕记在心间。”——这是台湾的命运对每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嘱托。
以台湾自由独立之名，实现族群大和解，让台湾成为所有生活在此的人们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时代对台湾人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