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是坚不可摧的。中国摆脱了别处越陷越深的危机，实力看来似乎不断壮大，不论面对什么阻力它惊人的增长都能继续。看来，中国超越深陷债务和纷争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缺少的经济体系是必然的事。展望未来的商人和决策者相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经济组织在处理现代全球经济挑战的更好形式。
对所有这些论点，我的回应是：再想一想。
说到中国会成为一个主要的超级经济大国，并且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于这点，我一秒钟也没有怀疑。在许多方面，它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经济问题，其中相当数量的问题正是那个美国和欧洲的专家众口交誉的中央集权制度造成的。我认为，如果中国不大幅度改变航向的话，这个国家将经历经济危机。
我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以及它面临某种可怕的崩溃的可能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一直不愿意这样强烈地说出我的看法，直到现在。因为要说明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是很困难的。数据不是少见就是不可靠。而中国在经济方面而言是有某些独特之处的——规模这么大的巨头在全球经济中崛起得这样急速，历史上有过吗？有效的先例很难找到，而且还有时机的问题。要说中国将有一场危机并不难，但要说出可能发生的时间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下个月？明年？未来十年？事实是，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能够继续它现在的方式。所以，换句话说，假如你也做了我刚刚示范的那种预测的话，很可能你会错得彻底。
但我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确信它目前的经济系统是不可持续的。诚然，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列出各种原因，说明为什么它就是与众不同，亦因此一般的经济学原则不一定适用。但有关经济学，我时常说的很简单一点是，数学是无法逃避的。如果数字加起来不对，那么不论经济规模多大、增长速度多快、又或是国家介入的程度有多深，都没多少意义。而中国有很多数字加起来就是不对。
那些加起来不对的数字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国施行的是亚洲发展模式的一个形式，这模式由日本发明，而许多东亚的快速增长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也依循它运作。很粗略的说一下，该模式这样运作：1）利用低工资通过出口及巨额投资达致迅速工业化来刺激增长，2）以国家的有形之手引领整个过程，3）运用产业政策和国家直接融资向更先进的行业进军。此系统在一段时日里会产生梦幻一般的经济增长水平，但最终，它会崩溃。日本的崩溃在1990年开始（二十年后也没能走出来）；复制日本模式最彻底的国家——韩国在1997-98年度，经历过它自己的危机。
发生了什么事？该模型建基于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对韩国经济研究所得的"价格错位"手法。为了刺激快速增长所需的钜额投资，该模式依赖国家直接补贴，使某些产业或界别对投资者而言吸引力更大和风险更小。国家为工业提供廉价信贷，或是直接下令把钱投资到某些心仪的项目。实行汇率控制，以鼓励出口商。推出了能源、出口等的各种补贴。银行并不以商业为导向，它们很大程度是政府发展政策的工具。所有这些方法把私人的和公有的钱都导向工业化，产生我们一次又一次在亚洲看到的天文数字增长率。
这里的问题是，要无限期地让价格错位并不可能。古典经济学家那么关注让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有着很好的理由。因为这样一来，市场会给潜在投资者发送适当的信号，让他们知道应该把金钱投入到什么地方。如果这些价格指标扭曲了，资源的流向也一样。左右价格的亚洲模式，最终创造了巨大的扭曲，导致资金虚掷、产能过剩。受资助的公司不用像没有补贴的企业那样产生回报，这使得他们的投资决策失误，建立不必要的、无利可图的工厂和建筑物。因此，贷款变成坏帐，银行界受累。这就是在日本和韩国都发生了的事。虽然两国危机的爆发方式非常不同—在日本是资产泡沫破灭，韩国则是受到外部冲击—它们倒塌的原因是相同的：脆弱的银行、负债的企业、愚蠢的投资。
中国和日本韩国一样沉浸于产能过剩，还有别的。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近50％的，即使以亚洲的标准来说也是高的。为这种天文数字的固定资产投资辩护的通常说法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它需要所有正在建设的建筑物和道路。那个很聪明的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屈宏斌在最近一项研究中提出的就是这一论点：
市场上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投资过度，因此可以不再依靠投资来维持增长。我们不同意。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确实是非常高（46％）......[但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完全了只有一半。它仍然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应付日益增加的铁路、医院和工业厂房需求。最近的基建热潮提升了该国的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络仍然比1880年的美国短...在经济方面，我们估计中国工人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只有美国的8％和韩国的15％。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积累仍远未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我们认为国家需要加大投入，而非减少。
我完全同意。然而，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问题是中国是否得到它所需的那些投资种类。事实上，投资水平如此之高，而经济在某些关键方面却如此不足，使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持续受产能过剩的问题困扰，一众企业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发疯似的建设太多某些行业的工厂。比如，这情况在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业就发生过。国家向高铁投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但高铁的门票价格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负担范围，与此同时，中国许多大城市却没有地铁。
这种方向错误的投资的一大部分似乎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快速都市化使这些建设成为必需品—但那取决于正在兴建的是什么。在温州，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最近向任何购买高档公寓的人提供免费的宝马车—一个过度建设的明証—然而大多数中国人负担得起的住房却显然短缺。我的北京公寓大楼两侧的三个大商场，全都难得看到真正的购物者。现在北京最优质的写字楼租金比在纽约市的还高—尽管事实上，中国的首都只是一个巨型的建筑地盘。拔地而起的大厦当中，有许多质量并不适合大型企业。
更糟的是，中国的许多投资都由债务支持。中国经济中的债务水平一直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评级机构惠誉Fitch估计，2011年的银行信贷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5％—仅仅三年便增加了56个百分点。债务的增幅虽然尚未对中国的银行构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许多分析师却担心银行最终会遇到不良贷款上升的问题。作为一个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预示，《金融时报》近日报导，政府已下令银行滚存地方政府所欠的1.7万亿美元贷款。如果报导属实，这告诉我们两件关键的事情：1）这些地方政府用从银行借来的资金投资的项目并不能产生足够它们偿还贷款所需的收益；而 2）银行账簿上的贷款质量比官方统计数字所示的更可疑。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积累这么多债务的事实显示了中国的金融业全然缺乏规范。从技术上讲，地方政府是完全不可以借钱的。同时，政府实体耗用他们无法偿付的贷款，而许多小公司，尤其是私人企业却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并持续受资本短缺困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引发危机的条件一一出现：过量的错误投资，包括一个由政府官员决策和债务支持巨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很熟悉吗？危机，当然，并非不可避免—只要中国领导人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就行。令人寛心的是，至少有一些高层决策者明白有改变的需要。政府在一场接一扬的政策公报中，承诺改革。问题是，中国政府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中国经济需要从投资和出口重新平衡到由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并把主要焦点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而不是不计代价的追求高增长。那没有发生，或者说发生的速度不够快。诚然，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影响力增加了，中国的储蓄仍旧过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依然严重偏低。要引发那必要的重新平衡，政府可以采取的步骤—比如减免许多进口货品高昂的赋税—至今全无踪影。更重要的是，政府对纠正价格无所作为。货币仍然受到牢牢控制，利率也没有变动。于是，中国境内投资者仍在依据错误的价格信号行事。
中国的决策者为什么不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他们害怕增幅可能会减少。当然，最新的五年计划把全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7％，但在我看来，每一次增长率落在两位数字之下，领导人就恐慌了，然后又再次加快经济运转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第四季度上升了8.9％，但是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并不够快。他们已经开始放寛信贷—把更多的债务批量注入经济体系了。
当我和中国问题观察家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挨骂—北京的政策官吏把一切都想好了，他们说。诚然，近年来中国决策者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管理上表现卓越。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知道，过去的表现并不保证未来业绩。在1970、80年代时，西方分析师也认为日本的官僚能干得近乎超人。而现在日本的平庸官僚被视为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官僚今天面对的问题和使日本官僚误入歧途的那个是一样的—他们相信可以用政令来管理经济。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弄对价格—都是次要的。当可以直接命令银行做什么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抽象的措施，例如利率来引导经济？
终结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就是这种态度，现在我看到中国正走向同样的厄运。日本摆脱不了基本数学的力量。中国也一样，不论它的决策者有多么能干，就是不能。危机何时会发生？玩味一下历史是有趣的。日本和韩国都在实行亚洲发展模式后的35年左右遭遇各自的危机—1950年代早期实行那模式的日本在1989年出事，1962年始行亚洲模式的韩国则在1997年出现危机。把中国代入，那危机爆发的年份便大约是2014至2015年之间。我可不是在预测危机的确切日期。我想说的是，中国可以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时间已经无多了。
更新：对于那些不同意我分析的人，请看：世界银行今天发表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不改革的话，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