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能教给你许多在常态下难以领悟的道理。原来很看重、很计较的东西，觉得不必那么看重、那么计较；原来忽略、小视的一些东西，又重新看出它们的意义和珍贵。
我邂逅“死亡”是在1995年。今天我之所以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并不是想亵渎死亡，或张扬对死亡的战胜……我知道，死亡是不可战胜的。但死亡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痛苦与恐怖。人们对死亡的了解可能比认为的要少得多。
一
1995年6月15日，很普通的一天，多云，气温也不高。一家杂志社主办“神农架笔会”，与会者在这天上午10时出发。像以往一样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吃喝，抽烟，玩牌，聊天。
抵达此行第一站保康县城时，已是夜色浓重。安顿下来后，我泡了一个热水澡，然后往家里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
保康是山区，不怎么热，但很湿闷。夜里，我突然在一种异样的感觉中醒来，浑身虚软，轻如一片羽毛，皮肤上泛着一层细密的冷汗，动动手脚，居然了无知觉，仿佛是别人的。我想，这有点儿不对劲。飘飘然爬起来开了灯，坐在床边的沙发上掏出手表想把把脉，竟摸不着。就在这时，现实的一切突然中止了，我觉得自己倏然到了另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宁静的山野，很单纯，很明净，绿色的草地，一片小树林，有点像我插队那个山乡的某一处景致，美得神奇又诡秘，空中静静地悬浮着一些细碎的花叶，可以真切地闻到它们的清香。我看到这一切，感受这一切，知道自己在这个环境中，但看不见自己……那是一个没有重量、没有声音也没有运动的世界，似乎连时间也没有(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不是我事后的幻觉或臆想，当时，我就将这些对朋友、医生和第二天赶来的妻子说了，而且在后来的几天中又多次发生了这样的经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回到了现实世界，发现自己俯卧在暗红色的地毯上。我一下子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姿势呆在这样的地方，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想起从武汉到这间陌生客房的过程。(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直到去了襄樊市中心医院安上了心电监护仪，才知道那种如仙如幻的境遇竟是心脏停跳。)我感到这事很蹊跷也很严重，是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到那时为止的46年生命中，我几乎没怎么病过，没住过医院，没开过刀，没缝过针，没打过点滴，连药都很少吃。
因为把不到脉，我想一定是心脏出了问题，便穿好衣服去找作家董宏猷，他是老心脏病患者，也是半个心脏病专家，而且出门一定带药。他刚触到我的手，感到冰凉，神色倏地变了，赶忙说：“你赶快躺下。”说着把了一下我的脉，然后让我千万不要动，转身出去叫了一帮子人来，其中有几个久病成医的朋友。董宏猷与武汉市作协秘书长彭建新分别拿起我的左右手再次把脉。我感觉他们的手指一分一分地往我肉里掐，似乎要直接掐到脉管上去。一会儿，他们各报了一个数字，大约是每分钟十六七下。老彭说：“脉搏细若游丝，不往里边死掐就根本摸不着。这样的脉相还能活着，还楼上楼下地跑，还一处一处地敲门找人，简直不可思议。”董宏猷给我吃了速效救心丸。他们找来车，送我到医院。
到了医院，做完心电图，一位姓敖的医生诊察后说了一个陌生的医学名词——“三级房室传导阻滞”，又当着我的面对邓一光说：“他随时可能死亡。”
二
我做梦也没想到一直被认为遥不可及的死亡就这么简捷地近了。我一直很平静，也许我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死，也许并没有感到死或临死的痛苦，也许是性格使然。我一直用平日轻松的语调说话，只是感到身子奇特的酥软轻柔，呼吸非常细弱，倒是心脏的跳动越来越明显地被感觉到了，仿佛全身只剩下一颗心脏，清晰地感知到它跳动的节律是极不规则的，好像一个没有节奏感的小孩在胡乱地敲着一面鼓。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医生朋友说过的话：“当你感觉到身上的哪一个器官的时候，那它就可能出了毛病。”
我在极度酥软中渐渐睡去。天快亮的时候，我醒来，请邓一光给我妻子打电话，让她来。我想，如果我要向这个世界告别，她应该在我身边。我知道，对于她来说，我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加起来都重要。我们有过非常奇特非常浪漫的开头，现在，又将有一个非常奇特非常浪漫的结尾。70年代后期，我们相交不久，我便因“思想言论罪”被隔离起来。那还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峻时代。我是“现行反革命”，她在广播电台当编辑，是D的喉舌；我父亲是医生，曾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医院工作，她出身几代革命家庭，父亲是长征老干部。她的单位威逼她与我断绝往来并揭发我的问题。她没有依从。于是单位停了她的职，大会小会批判她，还派人监视她。她却在我被监禁的第二天，扛了行李卷儿住到我家，照顾我年迈的父母亲，以家人的身份给我送被褥、衣物、食品，并常常在烟卷里夹进字条，诉说她的思念。在那一段长长的隔绝的日子里，她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毛线衣物(那时买毛线还得要票)，给我织了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还送进来她父亲战争年代缴获的一件美式皮夹克和一件当年最时髦的咔叽布军大衣，将一个“现行反革命”打扮得像革命志士似的。我被监禁的那间小房隔一堵高墙便是厂外的一条马路，她有时会在冬夜的冷风中来到我囚室外面的马路上，隔着那堵高墙肆无忌惮地大声呼喊我的名字。一年多后，我自由了，但依然顶着一个荒谬的罪名。我自由后的第二天，我们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又过了一年，那个荒唐的案子被彻底推翻，那时我们的儿子已经出生。在囚室中，我曾用照明的蜡烛熔软后塑了一只纯洁善良又高傲的小鹿，在底座上刻了一行英文：“GAVEDEARHONG”，托一个仗义的“看守”偷偷地送给了她。这只小鹿陪伴她度过了漫长的孤独与思念日子。后来我们将儿子起名为“小鹿”。十几年来，我们有过许多幸福与快乐，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我想，如果仅就我自己而言，即便就此告别人世，我也没有什么揪心的悔痛和遗憾，但想到妻子和儿子会因此受到怎样的打击与痛苦，便感觉不安了。我真切地感到，生命属于亲人、友人，属于那些为你所爱也爱你的人。
天亮以后，前来查房的敖医生很直接地说：“我们医院条件差，如果不及时转院，随时都可能出现我们无法解决的危险；如果转院，照目前情况看，路上也是极不保险的。最近的大医院襄樊市中心医院离这儿也有100多公里，一路上都是大荒山，路途颠簸，途中若出点什么问题，连卫生院都找不着；如果回武汉，路上得花10个小时以上，危险更大。”
直到今天，我一如既往地敬重那位偏远山区医院的敖医生，每到新年都挑一张最精美的贺卡寄给他，并捎上我的谢意与祝福。当初，他如果敷衍一下，拖拉一下，或为了职业的“自尊”勉强留下我医治，这故事大概会是另一种结局。
笔会的朋友们到医院来看我，在床前围成一圈，尽管在慰藉，在鼓励，甚至在说笑，但那情景很有点儿像临终告别。大伙儿和医生最后商定，为保险起见，分两步走，先去襄樊，待稳定后再转武汉。笔会的朋友只留下两位护送我去襄樊，其余的继续前行。大家在病床前和我告别，说了许多祝福的话。女作家吕红将一袋零食送给我，说不能起床吃东西的话可以先填填肚子。
此时，妻子和我当医生的妹妹已在武汉去襄樊的路上了。
三
午后我们上路了。那是一辆很破旧的中巴，我们上去时，车里已经躺着一个老人，四旁还坐了六七个人。我和两位护送者各自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我还得自己扶着吊在车窗上的输液瓶。剩下的小半瓶药水要坚持到襄樊，所以调得很慢，一分钟才滴十来滴。
一路上果然都是光秃秃的荒山野岭，盘旋而上，盘旋而下，走半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我想，这时我要是躺下或静默，心脏就要慢慢停止了。于是我就吃吕红给我的那袋零食，鱼片、糖、话梅，和着微弱又混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有节奏地用力咀嚼着，似乎把心跳的节律都嚼得顺当了一些。我边吃边和护送老人的那些人聊天。我想，人活动着心脏就不会停下，就像汽车运行的时候不容易熄火一样。这是我琢磨出来的道理。
天近黄昏，我们终于到了襄樊，车径直开进中心医院，这时妻子和我妹妹已在惶惶然中等候多时了。她们终于见到我笑眯眯地举着输液瓶从那辆破中巴上下来的时候，还以为是虚惊一场呢。
我到急诊室检查，尽管用了一天的药，结果依然极糟，当即被收留住院。紧接下来是发病危通知、输液输氧、打各种点滴、安心电监护仪，一时间，我全身布满了各种管线，活像正在装配的机器人。医生认可了那位敖医生的诊断——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引发三级房室传导阻滞，再一次警告我和家属情况非常危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我从强壮如牛忽然变得脉搏细若游丝，而且可能随时仙逝，妻子和我妹妹都一下子接受不了。她俩一夜没睡，肝肠寸断、提心吊胆地防范着每一丝不祥之兆。历经40多年风风雨雨的我又重新变成需要精心呵护如婴儿，连喝水吃饭都得喂了。
第二天，医生给我做心电图，让我侧一下身。突然间，保康那一夜的感觉又来了，宛如一片温凉的海水从下肢漫上来，全身顿时酥软飘浮起来。那是一种极舒服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在一片极纯净、极柔和的光里，松弛又平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大声说：“过来了，过来了!”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些人围在我的床边说：“真是吓人，刚才心脏又停跳了。”又是一阵短暂的记忆丧失，我从那一片柔光中回到了现实世界。我想，这就是死亡吗?我没想到死亡会这样舒适，也没想到在肉体离开现实世界后，“我”还会在另一个世界中存在。我曾经目睹过父母亲逝世，一直以为那是极痛苦的，而且无法帮助他们摆脱这种痛苦。很长时间，我从他们离世的那所医院经过时，都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我在有了类似的经历之后，多少有了些欣慰。而且肉体的生命终结之后，灵魂还有另一个美好的去处，这让我想到那些亲人、友人、善良的人们离开尘世之后并不是从此消亡了，而是在一处更美好的世界里存在着。尽管无数的科学教义告诉过我，人死以后不复存在，但我的十几次经历让我更愿意相信还有另一个世界——只是我们不知而已。
我对妻子和妹妹说了心脏停跳的感觉。后来，每当那种温凉的海水漫上来的感觉一出现，我就对她们说：“那个感觉又……”在我说完后的数秒钟后，心电监护仪上的波纹会变成一条直线并发出惊悸的“嘟嘟”声。我所有的心电状况都储存在那个仪器中。出院的时候，我向医生要了一张我的心电图纸作纪念。那张细长的纸条上，紧接着一段优美曲线后面的便是一条长长的直线。
那个晚上，共出现5次停跳现象，其中停跳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分20秒。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已经停息的心脏又重新跳动起来。我后来想，在那十几次停跳中，只要有一次心脏不愿再启动，我的人世间生活就结束了。
值班医生迅速通知已经各自回家的手术人员集中，凌晨6点，我被急匆匆地推进了手术室。进手术室前，院方让我妻子在一份有各种死亡可能的手术单上签字。那是她今生在最恐怖、最沉重的状态下签下的名字。我对妻子和妹妹说，我会出来的。我一直很清醒，也一直很轻松地和她们说话、开玩笑。
当时，手术室的门都来不及关了，我妻子和妹妹在手术室门外就可以直接看到里边的抢救状况。所有的手术人员连衣服也来不及换，手术台上的手术床单也来不及铺，没有枕头，也没有按常规缚住我的手脚，我就躺在那巨大的坚硬又冰凉的铁制手术台上，一台X光监视仪镜头对着我。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我又出现六次停跳现象，有几次是被内科主任用拳头猛击胸口才复苏的。
头两台国产起搏器有毛病，换了一台美国的。一个原本只需几十分钟的手术，花了两个多小时，到8时10分才终于完成。
我从离开家到现在——500公里路、两个世界、惊动了一大帮子人、全身装满了管线异物——总共不到两天时间。
四
我安装了临时起搏器后心脏再没有停跳过，因而再没有见到那样的绿色、那样的光，也没有闻到那种特异的馨香。妻子问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味，我说有点像栀子花，她便满襄樊城去寻栀子花。6月已过大半，栀子花季已过，她好不容易才在一个菜市场见一个农民在卖，便将他的那一堆花全部买下，并跟他约好每过一两天再来买一次。妻子将栀子花洒满我的枕畔，让我又闻到了那有如天国的馨香。这馨香一直伴随到我出院。
有了这一次经历之后，我对人生与世界的想法多少有了一些变化。原来很看重、很计较的一些东西，觉得不必那么看重、那么计较；原来忽略、小视的一些东西，又重新看出它们的意义和珍贵。如果这世上真有两界，一个物质的，一个灵魂的，那这两界是截然不同的，你在物的世界里拼尽一生挣得的、骗得的、抢得的东西，在那灵界之中毫无用途，在那里你连自己的肉身都得放弃；如果没有两界，你一旦离去更是一无所有。倒是你在此界中好好生活，善待自己，善待别人，善待别的生命，万一真有一个彼界，过去之后，那个地方大约会更看重灵魂的价值。
死亡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能教给你许多在常态下一生也难以领悟的道理。我知道，终有一日我还会去到那个世界且不再返回。这世上已有亿万生命去了，还有亿万生命将去。这既然是注定的事，那便无须逃避也无须恐惧，何况在那儿可以重逢亲人、友人和所爱的人。
